编者按：
现在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第二篇文章——《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概论版)。在这篇文章中，郭建波同志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景式地展现了西路军形成的原因及其最后失败的历史过程，并对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作了辨析和回答。
认为，研究西路军问题，要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着眼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只有这样才能对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失败的原因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将西路军问题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国民党、苏联、日本这四大力量的对比中来进行研究，揭示了苏联对西路军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认识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要向西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详实的文献资料论证了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中作出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后来的翻案违背了历史史实，因而也是错误的。
碧血黄沙白骨青山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
（概论版）
郭建波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
西路军问题本来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为西路军失败定了性。
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处于团结的目的，还有意解脱了一批高级干部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毛泽东甚至还计划保留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既清除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又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初是以一个军校教员写的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为导火线，掀起了西路军问题上的翻案风，并在一些当事人的支持下，以存档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这位教员及他的合们本来是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中现存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选用对证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资料，附会一些当事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
这不仅违背了治史必须诚实、公正、客观、严谨之史德，而且缺乏史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就是抛开政治品质不论，单纯从学术上讲也是不道德的。这位教员现已年逾古稀，因为翻案有功，当上了将军，跃居第二品阶，可谓功成名就，仍不时在为自己当年的杰作洋洋得意。
他们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观点居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这种作法破坏了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开了党史和军史上的戏说之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是必然会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而土崩瓦解。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个“帽子”当时该不该戴上，后来又该不该摘掉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对西路军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立场上，而不能抛开我党的根本利益，站在维护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分析造成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因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认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
客观事实真实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保证。在西路军研究中，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论断出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去为这些人的观点作阐释，这样就从治学严谨的学者蜕化为谄媚奉迎的“吹鼓手”。而必须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来做到论从史出，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尚未公布，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广泛搜集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为依据，通过理性的考证，还原西路军本来的面目。
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回避不了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我党发展的重心必须置于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以求得休养生息。这样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
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理解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给予庸俗化的解释，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就难以理解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
将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参战兵力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之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考虑到西路军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后勤人员、小孩、妇女，这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将他们排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及民团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六，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笼统地说，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一比六是不确切的。
同时，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马家军这三万多正规军还要作地方守备，同时也要留必要的后备兵力，因而用到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一次至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这一万人要按甘、青二马总指挥马元海的指挥方式，也不是一次都使用上去，而是还要留一定的战场后备兵力的。因而从兵力上说，只要指挥得当，西路军是有取胜的兵力基础的。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期间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保卫战，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多人，元气大伤;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以红五军为主的守城部队二千八百余人近乎全军覆没，五军元气大伤;一次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了三四千人。西路军元气损耗待尽，至此西路军败局已定。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像这样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三次损失惨重的战斗皆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和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甘西无法生存下去，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东返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又以马家军拦头为由，折而西返，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当然有人会说东边有重兵拦阻，但是我们知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如果安置伤病人员，果断东返，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又有中央派兵在黄河边上接应，其码还会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是不致于近乎全军覆没的。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决策问题。
现在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西路军失败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建立根据地贻误了战机，同时由于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敌众我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等因素的限制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从而避开了当时事实上存在的路线斗争，也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深入剖析，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西路军失败后，有一个主力师的政委，当年一路哭着回到了延安，他对西路军的惨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西路军遭受的损失有着椎心刺骨般的难受，在祁连山中他就开始和战友探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问题。虽然在十二年后，他指挥的部队在甘、青二马盘居的地区犁庭扫穴，一举歼灭了二马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看，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弄明白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是令人惋惜的。
要想把西路军问题闹个水落石出，除了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就是要开放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但这是在目前无法办到的。因为虽然西路军的有关当事人业已作古，但是他们的余威仍在，这成为开放档案文献的重要制约因素。
不过，令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不仅不足以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且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却对翻案者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他们的一些论点因为和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产生了冲突而不攻自破。
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必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而后来的那些西路军翻案者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目录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也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分析。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
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
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张国焘南下后，军事上遭到巨大挫折，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国焘的南下遭受重创。党中央北上后，不但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开展统一战线进一步筑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与张国焘的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不懈斗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觉醒，这就为张国焘北上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了。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鉴于日军对华北侵略扩张的加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就与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因而，共同抗日，抵制国民党中央军，巩固西北后方，加强彼此力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既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在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十一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1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配合东北军作战，扩大东北军在甘肃的势力范围;在对毛炳文、王均进行打击的同时，及时开展统战工作;然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八月二十二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19]这里我们看到，在打通苏联问题上张国焘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八月十二日电报中，规定由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而以两个方面军通过宁夏战役(也就是从宁夏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而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电报中则是提出单独由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通过新疆(也就是通过甘肃、新疆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这个与中央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非常慎重，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要对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后，再答复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此事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指马鸿逵、马鸿宾，—引者注。)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引者注。)，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20]
在这封征求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为什么提出“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的问题呢?
因为攻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当时红军作战的第一要务。由于彭德怀对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是熟悉的，因而由他来对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取宁夏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只有在红一方面军有独立攻占宁夏把握的前提下，中央才会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独力进攻青海、甘西进行评估，以作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依据。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彭德怀对毛泽东这封征求意见电报的答复电，但我们从下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八月二十五日致王明的电报中同意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甘西的计划里可以逻辑地推测出彭德怀的态度，彭德怀当时起码没有反对。
为此，毛泽东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于二十三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这个征求意见电得到了张国焘的肯定答复。[21]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22]
我们看到，在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中，并非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有着浓厚的氛围。向甘西进军，是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一脉相承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分歧，又有着利益的纠葛，需要我们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当时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失之于轻率，而对向甘西进军的困难性和严峻性缺乏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由于他们有南下失败的亲身经历，本来是应该具有这种认识的。正是这种乐观的认识，成为后来西路军失败的思想渊源。
张国焘虽然率军北上了，但是鉴于在当时情况下中央仍然无力将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置于直接领导之下，因而对张国焘还不得不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在不损害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尽管这样，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也没有立即答应，这表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的慎重态度。
针对张国焘的这个主张，在初步征求意见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于八月二十五日联名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红军行动方针发出电报，详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
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渐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按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23]
该电首先对红军行动方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与以前相比，中央关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取宁夏变为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占宁夏，而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甘西，红二方面军作为预备队，起一个牵制作用。
下面我们对这一封电报进一步分析如下：
(1) 红军的战略目标：占领青海、甘西、宁夏和绥远一带，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2) 红军的作战计划、进军路线：红一方面军进攻宁夏，红四方面军进攻青海、甘西，从两个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及其他适当地点，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起到牵制作用。
(3) 红军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通过和蒋介石谈判，实现对这一地带的占领(这有极大可能)。既使在蒋介石答应的情况下，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不会轻益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性极小)。鉴于此，红军还是只有通过作战手段才能实现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由于这一地带有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红军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装备，就很难攻克。因而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
(4) 红军作战的时间：由于要过黄河，而在目前渡河工具匮乏，因而只有在黄河结冰后才能成行，在来年开春黄河结冰融化前如果红军尚未攻占宁夏，就只有再次东渡黄河，待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5) 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从电报最后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苏联对我党的援助会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如果苏联同意提供援助，那么就要尽快对援助的技术兵种、运送方式、到达的时间及如何使用进行磋商;如果苏联不同意直接援助，那么依目前红军的装备就很难攻克这些城池和围寨，宁夏就难以占领，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作战方向。我们看到电报中这样讲虽然有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因素，但对情况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向这个地区的进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清醒的。
(6) 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鉴于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困难情况，难以供养大军，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巩固。如果苏联不提供武器装备，那么宁夏的堡垒和围寨就很难攻克，红军也就难以占领宁夏地区。同时，在和南京谈判不能取得成效，让土著统治者让出防地的情况下，就只有向甘南、陕南和豫西、鄂西方向出击，以图求得生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封电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战略方针的同时，着重是希望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因为这是顺利取得宁夏战役的必备条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样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依据前文我们知道，党中央已经初步同意由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并将这个行动方针报告了共产国际。这显然是一条从战略上向西发展的方向。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发展的方针呢?我们下面引用史料做出进一步分析。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的意见，认为“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一是“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区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甘、鄂发展”。二是“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易解决。”
对于这样两个方向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经过研究后作了答复。九月八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且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西北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九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立即准备西渡黄河》的命令，指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区发展。他们对南京亦在进行外交。”“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河为宜，一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在十月上旬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张国焘给徐向前、周纯全发出《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军》的电报，认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同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称：“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作战建议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静宁、会宁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牵制王均部，吸引胡宗南部。[24]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党中央电报和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报中均提出了红军向西北宁夏、甘西和向东南、南部这两个发展方向的主张。从当时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红军向东南、南部发展，这是一种向国民党进攻的恣态，是一条内战的方向，势必给我党政治上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向西北发展，一方面可以巩固抗日后方，因为西北是日本人难以控制的地区，同时还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以奠定持久抗战的基础。因而向西北发展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生存发展这两大主要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军的发展方针上，党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要向青海、甘肃、宁夏和绥远西北方向发展，要打通和国际的联系;在发展路线上，红一方面军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而红二方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作为一支牵制力量配合行动。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时，张国焘表示异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中央在了解情况后，最终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电报指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5]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决不允许进入新疆，在占领宁夏后即可提供援助的电报后，于是调整了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分兵取宁夏、甘西的战略方针，重新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取宁夏的计划。
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布署》：
甲、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 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 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甘北苏区。
(二)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 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掠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 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26]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实际上就有了以后宁夏战役计划的雏形。党中央之所以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占领宁夏后，就会提供援助，这样集中两个方面军攻打宁夏，就更便于宁夏计划的施行;
二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要红军占领甘西后，从新疆或外蒙对这一进军方向的红军提供援助，而根据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对这一地区的堡垒和围寨是很难予以攻克的，况且共产国际明确说明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这就使这一路红军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
三、在红一、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取得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后，就比较易于攻取甘西;
四、两广事变解决后，胡宗南部已经由湖南向陕甘快速挺进，能否扼阻胡宗南部，是宁夏战役计划施行的关健。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单靠红一方面军有顾此失彼之感，因而需要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经过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后，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然作为预备队，担负牵制力量。在攻占宁夏，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分兵占领甘西。
由于胡宗南部进入陕甘，使红军面临的局势趋向复杂，扼阻胡宗南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红二方面军和陕北游击支队牵制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扼阻胡宗南部并相机消灭之。从这个计划看，扼阻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四方面军暂时放弃青海、甘西计划，和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同时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这在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指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党中央在第二份电报中认为：“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九月十七日的电报中又指出：“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十五日和十七日，毛泽东连续致电聂荣臻、彭德怀，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的情况，部署红一方面军“在一二日，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27]
从以上所引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等地区，因为红一方面军由于防范宁夏“二马”在甘宁边境不能南下，因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只有依靠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鉴于当时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如果胡宗南部一旦占领了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那么就会不但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甚至可能导致宁夏战役的流产。因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催促张国焘一定要赶在胡宗南之前抢占界石铺地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确定了对红军援助的地点和时间，同时由于胡宗南部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迅速向陕甘挺进，中央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即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青海、甘西，变为两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仍然担任牵制任务。由于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因而能够扼阻胡宗南部乃至消灭其一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施行的关健。鉴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宁边境牵制宁夏二马，难以南下，因而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就使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随后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以及西北局内部的激烈斗争，同时又成为十月红军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渊源，造成了后来西路军孤军冒进的结局。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央确定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张国焘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先机占领甘北，是实现我们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嘛!你们想想，如果继续北上到靖远一带再渡黄河，势必与胡宗南接战，能脱身渡河西进吗?与陕北中央会合了，再西渡黄河有保证吗?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从永靖、循化一带渡河西进最合适。”[28]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张国焘反对北上是因为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就难以脱身西渡了，同时也担心在同胡宗南作战中损耗实力。而在会师前，还有渡河西进的时机和条件。
(1)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就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分歧。
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是不利的，坚持其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批评帮助。朱德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陈昌浩的支持。对此，陈昌浩认为：张国焘在红军进入甘南后，“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后来陈昌浩还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会议最后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其目的是“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9]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就北上与西退的争论非常激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由于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这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原先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反对张国焘西退，和朱德、刘伯承一块主张北上，这就使张国焘西退主张的施行遇到很大困难，并最终否决了张国焘的西退主张。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重提西退主张呢?张国焘重提西退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是张国焘想通过西退取得的胜利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本来是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但张国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向青海、甘西进军，曾一度获得中央的同意。但鉴于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将从宁夏给红军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入陕甘，推进甚快，为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施行，才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西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结果南下损兵折将，遭到巨大损失，减员过半，这已从事实上证明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张国焘另立“中央”，最后在多方压力下，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取消。这两件事表明张国焘在政治上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与陕北中央相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张国焘的权威遭到猛烈撞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威信。更不用说他另立“中央”，违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私自率军南下所犯的组织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他到达陕北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来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也没有他想象得那样严重，如果他不逃走的话，毛泽东甚至还想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说在一年前，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现在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更没有实力和条件与中央对抗了。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就会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他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这是张国焘不甘心的。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已经折损过半，现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四万人左右，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张国焘在党内进行斗争的资本。因为红一方面军难以南下，因而红四方面军北上就必然要和胡宗南独自作战，处于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目的，他是不愿意北上的。同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就意谓着要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而西退，一方面凭借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他觉得还是能够在青海和甘西重新开辟一个新局面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应该用在西退开辟一个新局面上，因为这个新局面的开辟，会提高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使他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能够分庭抗礼，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态势。新的根据地搞成了，他还可以保持他的指挥权。这才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会议否决了北上决定，实施向西退却。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的西退主张被否决。由于张国焘过去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南下红军又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上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会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他将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这是他所不甘心的。鉴于此，他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现有的力量，到青海、甘西去，另搞一块根据地，以便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北上行动。二十日，张国焘也由岷县出发，前往漳县。这时，张国焘的思想又出现了重大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央方针和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陈昌浩曾说：“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种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3)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30]
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徐向前曾回忆道：“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才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张国焘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31]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争论很激烈，向西退却并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识。因而他们能够很快改变作战部署，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重新实施西退。至于徐向前在回忆中说朱德同意红四方面军的西渡决定，就与我们下文要引用的电报出现不合，这恐怕是徐向前的记忆之误。
本来，徐向前对九月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提出的作战方案就持保留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32]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也是主张西渡的，这与他前文回忆的在张国焘来漳县后变更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北上军事部署相吻合。徐向前主张西渡黄河，按他的意图还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之所以要西渡黄河的原因是由于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陕北就粮困难问题。
尽管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徐向前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避开了胡宗南部，固然有利于保存红四方面军，但失去红四方面军牵制的胡宗南部如果迅速向北推进，无疑将会给红一方面军造成巨大压力。一旦红一方面军顶不住胡宗南部，那么宁夏战役的执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渡河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上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