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国科技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科技水平，都明显落后于西方了。
这个落后，是何时、如何造成的呢?
我们就以天文学、数学为例，来谈这个过程。
在《利玛窦，一尊建立在沙漠上的洋牌坊》中，我们说过，明朝末年时，欧洲没有起码的天文学基础，连正规的天文台都没有，根本不具备编制历法的条件(编制一部历法，前提条件是，至少要有上百年持续不断地天文观测数据积累。某些专家在吹嘘西方的天文学时，往往刻意无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清朝，事情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变化。
《清史稿·时宪一》：
“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釐订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从之。……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学士冯铨，同若望赴观象台测验覆奏，惟新法一一菂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十月，颁顺治二年时宪书。……十一月，以若望掌钦天监事。”
大意是：清朝定鼎北京之后，顺治元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向朝廷进献了明末徐光启、李天经主持，组织有西洋传教士参加编制的新历。他还向朝廷说：今年八月初一日日食，各地分别在什么时间看见日食。那天，大学士冯铨等人到天文台考察后发现，和按照明朝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汤若望按新历推算的时间最准确。于是，在当年十月，就颁布使用新历，即时宪历。十一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
这就是说，明末编制了这部历法，但没有用。汤若望献出来，被清朝采用了。
的确，由基督徒徐光启主持编制的这部历法，采用了不少来自西洋的东西。但是，是否明朝真的在数学、天文水平上不行呢?当然不是。
在康熙乾隆时期编写的《明史》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明史·历一》：
“后世法胜於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著。……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郑世子而外，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皆有著述。……”。
大意是，中国历史上，历法修改了N次，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明朝援用元朝的授时历，一下子就用了270多年。到了成化年间，大家都发现误差不小，觉得必须修订历法了。在明朝，精通天文历算而不在天文台工作的人很多，除了著名的明朝宗室朱载堉，还有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等等。
但是，徐光启在主持修订历法的时候，并未像历朝历代那样，征集天下英才，而是启用汤若望等洋教士主导，让一批中国学者给打下手。
毫不奇怪，新历法的精确度，确实比二三百年前编制的大统历即授时历要高。
同样是在《明史·历一》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
这就是说，明朝人也好，清朝人也罢，十分清楚：所谓的“西洋天文学”，实际上是回回天文学。我在《中国，是世界天文学的祖师爷》中谈到过，回回天文学实际上是元朝传过去的中国天文学发展起来的。因为，自元朝起，中国的天文台，始终设有“回回历”机构，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们，太了解回回天文学了。
不可理喻的是，自汤若望起，西洋传教士就掌握了清朝的天文台。《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四科，置监正、监副、五官正、保章正、挈壶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主簿等官，并汉人为之，行文具题隶礼部。是岁仲秋朔日食，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
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八年，复罢光先，以南怀仁充汉监正，更名监修，用西法如初。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大意如下：
1、本来，天文台的职员全是汉人。顺治元年，天文台的负责人成了汤若望。
2、康熙三年，天文科(天文台下属机构之一)设置满洲职员5人。
3、康熙四年，天文台和朝廷其它机构一样，设满、汉两个一个手。康熙八年，由西洋传教士南怀仁来充任(代理)汉人的一把手，即汉人失去了一把手职务。
4、雍正三年，西洋传教士戴进贤，正式担任汉人的一把手，即不再是“代理”，标志着汉人彻底失去一把手职务。
5、雍正八年，专门为西洋传教士增设一名天文台副台长。
6、乾隆十年，正式确定天文台副台长由满、汉、西洋传教士三方平均分配担任。乾隆十八年，走得更远。
7、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汉人终于可以担任天文台台长了。
清朝闭关锁国？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长期有洋大人在朝廷担任高级官员，而且是担任主持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这，还开放的不够吗！
清朝在朝廷各部门设置满、汉双首长制，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但是，把天文台的职务让给西洋传教士，也不给汉人士大夫，十分令人费解。
是当时的汉人士大夫中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吗?当然不是。
是朝廷不知道汉人士大夫中有这方面的人才吗?也不是。
《清史稿·时宪一》：
“其不为历官而知历者，梅文鼎、薛凤祚、王锡阐以下，江永、戴震、钱大昕、李善兰为尤著。其阐明中、西历理，实远出徐光启、李之藻等之上焉。”
这是说，在清朝，没有被安排到天文台工作，而精通历法的人才很多，比如梅文鼎、薛凤祚、王锡阐等人，他们的水平，远远超越徐光启、李之藻之流。
比如，上面没有提到的龚士燕。《清史稿·龚士燕传》：
“龚士燕，字武任，武进人。……自是一应七政、气朔、交食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康熙六年(1667年)，诏募天下知算之士，於是入都。……修改诸应，取顺治元年甲申为元，以应世祖章皇帝抚有中夏之祥，钦天监名为改应法。既改气、闰、转、交诸应，复改迟、疾限及求差诸法，又改冬至黄道日出分依步中星内法。又盈缩迟疾无积度，日食无时差，皆与天合。台官交章保荐。八年，历书告成，奏对武英殿，授历科博士。时有荐西人南怀仁等於朝，及其实测诸术，验且捷，遂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十年，以疾归……”
瞧，事实证明，龚士燕的水平很高，尽管天文台的官员们纷纷上奏章推荐，最终也是不久就回顾故里，老死民间。
这里主要说说康熙帝十分青睐的梅文鼎。《清史稿·梅文鼎传》：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儿时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于次舍运转大意。年二十七，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鼏共习之。”
梅文鼎是安徽宣城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启蒙老师仰观星象。他对天文学感兴趣，也有天赋。二十七岁时，他和弟弟文鼐、文鼏一起，拜竹冠道士倪观湖为师，学习天文学。(可见，在当时，中国民间，精通天文历算者，很多)
梅文鼎的水平到底有多高?为了增强“权威性”，我还是直接使用X百科来证明吧。
瞧，竟然与西洋的大牛牛顿并列，还可以吧?
梅文鼎的数学、天文学水平，当时便蜚声天下了。《清史稿·梅文鼎传》：
“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馀种。……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毗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余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
天文学家的子弟们、国子监里学习西历的学生们，都纷纷找上门来拜他为师。
康熙己未，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组织编写《明史》。历志部分完成初稿后，史臣们找到梅文鼎，请他审订，他指出了其中五十余处讹误，并且补写了一些内容，又独立拟撰了明史历志一卷。
更重要的是康熙帝。《清史稿·梅文鼎传》：
“己巳，至京师，谒李光地于邸第……因作《历学疑问》三卷。光地扈驾南巡，……遂以所辢刻《历学疑问》谨呈。……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缪，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
……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岁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
康熙己巳年(1689年)，康熙帝读到梅文鼎的书，激赏不已。
癸未年(1703年)，康熙帝完成了对梅文鼎著作的点评。
乙酉年(1705年)，康熙帝忽然想起了梅文鼎，接见了他，竟然与他畅谈了三天。结论是：梅文鼎的天文学、数学水平，出奇的高，可惜老了。
辛丑年(1721年)，梅文鼎去世，终年89岁。安葬时，按照康熙帝指示，给他办得很风光。
看起来，康熙帝十分尊重人才;事实上，众多奇才被他有意地弃之不用。
梅文鼎，这样一位数学、天文学奇才，就这样，终老民间。包括梅文鼎的颇有天文历算才华的儿孙，也被作为花瓶，点缀于朝廷。
不仅如此，清朝的算学，即国子监的数学与天文学院，也被如此这般地玩废了。
《清史稿·选举一》：
“算学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乾隆四年，额设学生满、汉各十二，蒙古、汉军各六。续设汉肄业生二十四。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部限一年通晓。七政限二年。有季考、岁考。五年期满考取者，满、蒙、汉军学生咨部，以本旗天文生序补。汉学生举人用博士，贡监生童用天文生。”
在这里，学生按满、汉、蒙古、汉军四种出身，分别分配指标。教材，由康熙帝亲自组织编写。
天文历算学院的教师，来自于西洋传教士主导的天文台。这就是说，早在康乾时期，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的专业学府，就是欧洲来的洋教授在担任主讲!
按理说，如果洋教士的水平很高，那么，在学子中，就应该人才辈出。
事实是，经过两百年的如此折腾，却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清史稿·时宪一》：
“乾隆以后，历官能损益旧法，廷栋一人而已。”
乾隆以后，在中国，从朝廷到民间，再也没人精通天文历算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算什么。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直接体现在军事;而许多人认为，早在明朝中晚期，中国的军事技术便大大落后于西方了，比如红衣大炮什么的。
事实又是如何呢?
《清史稿·戴梓传》：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康熙初，耿精忠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南征，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下江山有功，授道员劄付。师还，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陈弘勋者，张献忠养子，投诚得官，向梓索诈，互殴构讼。忌者中以蜚语，褫职，徙关东。后赦还家，留于铁岭，遂隶籍。
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於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於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赉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炮，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於炮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早在康熙初年，在中国，一位名为戴梓的人，便发明了机关枪、开花炮！这样的武器装备，在200年后，西方才“发明”出来！（平定三藩之乱发生在1673年-1681年，此时，戴梓已发明机关枪;最晚在1697年即康熙帝第三次征讨噶尔丹为时间点，中国便已经用上了戴梓发明的开花炮弹!）
戴梓，是浙江钱塘人，即当今的杭州人。他的下场是：因为“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咸忌之”，被发配关东，“刑满”后，被安置在康熙帝能全面控制的东北的铁岭定居，也就是被打入冷宫，监视居住!
自此，在中国，再也没人去琢磨发明创造了！
当然，中国的这些科技成果，来自西方、打入中国朝廷的“利玛窦”们，都是知道的!
如今，利玛窦之流，也被吹嘘成了神乎其神的、“西学东渐”的大科学家!
如今，在科学技术上，中国成了某些专家们嘴中的“自古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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