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的起因，莫过于辛亥革命之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完成，中国的仁人志士仍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加之清王朝倒台后，北洋军阀当权，在文化战线大兴复古逆流，妄图继续推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便继续麻痹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
五四运动一方面要反对这股文化复古逆流，从外界引进各种进步思想，同时也希望凭借这些新思想来探寻进一步的救国、强国、兴国之路。以上我们讨论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而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对青岛的殖民权利转给日本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只是五四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环节。
毛主席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作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1921年，第二阶段是1921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第四阶段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说，我们干革命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拿枪杆子的队伍，另一支是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军队，这两支军队，少了哪一支都不行。
鲁迅从1918年就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多篇《随感录》，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已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鲁迅那时候只是一员战将，还谈不上总司令。
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或者说总司令，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即1927年至1936年鲁迅逝世。
二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例如不幸的祥林嫂、华老栓，麻木的闰土、病态的阿Q，破落、迂腐的知识分子孔乙己，孤独、失意的知识分子魏连殳，等等，而所有这些，其指归都在“立人”，希冀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鲁迅曾说：“立国先立人”，“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兴国”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是“人”的工程。“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不过是“立人”的一种手段。
“立人”思想最早出于鲁迅1908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最初的“立人”思想，还比较笼统，只是从表象入手去探讨唤醒民众的方法。现在有些右派朋友把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解释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现在某些小资右派的思想旗帜，这其实是对鲁迅思想的断章取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鲁迅的思想在尔后一直不断发展，到鲁迅逝世为止，他已经成为一位“阶级论者”。后人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理解，当然要跟鲁迅的“阶级论”思想相联系，而不能将鲁迅的“立人”思想解释为超阶级的个人主义或“人性论”。
说到“阶级论”或“阶级斗争论”，读者恐怕都不生疏。资产阶级或者不承认阶级的存在，或者承认阶级差别的存在但认为阶级矛盾可以磨合、可以避免，因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说过，发现阶级的存在、发现阶级斗争的存在，都不是他的新贡献，他的新贡献仅仅在于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状态，政治上不成熟、缺乏自我意识的阶级，一般称为“自在的”阶级;政治上成熟起来、组织起来的阶级，称为“自为的”或“自觉的”阶级。这是就阶级这个整体来说的。
而某个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他最终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既受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济地位的影响，也受他思想、世界观的支配。
无产阶级或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也可能甘心为剥削阶级卖命;出身资产阶级的青年，或者自身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因为世界观改造了，也可能站到无产阶级立场。前几年，中国“左pai”当中有些“大师”发现了“新大陆”，相继抛出了一些“理论新发现”，什么“应该按思想划分阶级”、什么“马克思注重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毛泽东注重按思想划分阶级”等等，简直贻笑大方。
1928年，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一文中早就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
由此可见，一方面，鲁迅承认，人的思想、感情是受经济支配的，都带有阶级地位的烙印，可见鲁迅当时已经接受了“阶级论”;另一方面，鲁迅又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仅仅是一方面，可能还有个人所处环境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等等，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在刻画人物时，不能把千变万化的人都刻画成千篇一律，而是要反映具体的人物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的具体思想、感情。可见鲁迅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能够辩证地理解，这与他早期的“立人”思想是分不开的。
反动文人梁实秋抹杀文学的阶级性，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叫嚣：“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
1930年，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对梁实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鲁迅指出：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
鲁迅在这里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向无产者传授阶级斗争观念的人，并非仅仅因为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第二，无产阶级起而斗争的觉悟和力量，虽需经教育、启发才能发挥出来，但其本身就存在于无产者之中，否则怎么会被激发出来呢?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阶级斗争又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立志改造世界的先锋分子去灌输、去组织、去发动。我们这时可以欣喜地看到，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具备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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