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结束后，委员长觉得，这时候全国大局已定，军政和训政时代都已经结束了，该在全国举行大选，进入宪政阶段了。
委员长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北伐开始和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是实质上的党国一把手，但始终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候主持党务的还是胡汉民，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军政和训政时期的结构，法理上只是党指定的政府机构，委员长还只是委员长，党务和国民政府都还不是他说了算，而是另有其人。所以，委员长认为应该制定宪法，进行大选，他要名正言顺的当中华民国总统了。
按照孙先生之前的设想，军政是由党来领导军队，以武力消灭军阀，统一全国，然后就进入训政时期。训政时期仍然是党领导一切，但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宪政做准备，也就是逐步开始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也是在北伐之前，华北一带的不少著名教授们都反对广东的国民政府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民主，也不自由，也不符合中华民国宪法。
到了中原大战结束，当时能够威胁到委员长地位的几个主要军事势力，包括阎锡山、冯玉祥、张汉卿和桂系，要么被打败了，要么已经臣服于委员长，委员长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所以他认为军政和训政时期该结束了，接下来当然应该制定宪法，举行大选，他名正言顺的当上全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而不能只是军队领袖了。
但胡汉民仍然反对。胡汉民认为，虽然全国已经表面上完成了统一，但各地军阀仍然存在，所以军政时期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现在应该继续训政，而不能急于搞宪法和大选。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胡汉民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其实是，如果这时候真的举行大选，委员长就会以军事领袖的身份成为合法的全国政治领袖，从而让党失去制约和领导军队的权力，党和军队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
胡汉民这个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在北伐开始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委员长在党内其实资历还是比较浅的，但实际上地位一直在上升。从北伐结束之后，委员长不断击败其他军阀，就已经让党制约他的能力越来越小。如果现在反过来，那么就意味着委员长以军事实力来胁迫党，党就更加没有什么地位了，就变成摆设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因为孙长期以广东为根据地，他身边的元老们也大多以广东人为主，乃至党的全国大会上，出现了以广东话为官方语言的情况，其它地方来的代表只能从汪精卫的翻译里来了解那些出身广东的代表们在说什么。所以，在胡汉民为代表的党内元老们看来，这次如果还制约不了委员长，广东人在党内的地位就完了，这是最后的斗争。
胡汉民的意见就代表党内元老的意见，委员长这时候虽然名义上已经是全国最高军事领袖，但在党内元老面前，仍然是小字辈。胡汉民坚持反对，委员长也没办法，只好不断派人去劝，让胡汉民不要如此固执。但胡汉民还是固执己见，油盐不进。终于，委员长决心摊牌，一怒之下故技重施，直接派兵包围胡汉民住所，将胡汉民软禁起来了。
委员长非要霸王硬上弓，胡汉民身后的党内元老也决心最后一搏，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元老派派人秘密赴日，通过老关系，找到了时任日本外相犬养毅，商定双方里应外合，广东部队先发动反蒋，然后日军在东北搞点动静，逼着东北军回援，减轻华北地区冯玉祥西北军余部和阎锡山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在全国造成局面，逼蒋下台。
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消息来源说的，并没有实锤证据。但无论如何，就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广东再次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东北也确实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但意外的是，东北军没有回援东北，仍然继续在华北弹压冯阎，并未真正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反而是日军占领东北之后，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蒋张亚历山大，最后也不得不宣布辞职下野。只是只过了几个月，委员长就复出了，而张则远游欧洲，一直到1933年才返回国内。
但经过这一闹，委员长行宪的计划也就此搁浅了，再未提及，直到抗战结束之后才又重提。
有了枪杆子，就想着向党要权，说不过就用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蒋委员长一生中多次使用过的操作。相比之下，TG这边还在钻山沟的时候，作为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央来了几个人，开了个会，夺了权，让毛委员休养，他二话不说就休养去了。张国焘到了鄂豫皖，大搞肃反，高级干部几乎全部清洗，但没有人想到用枪杆子来反对他。唯一一次算得上的，就是长征期间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分合合了，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差距。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原因很多，很多人说国民党也有这样那样的革命主张，但却都没有能够贯彻执行，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其实不完全是，更重要的还是从委员长开始，就把党指挥枪的原则打破了，变成了枪指挥党，这就军阀化了，什么主义都说不上了，只有枪杆子主义。这样的党不输，那就没有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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