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双保险？能保险？（上）
一、红军奔来了，泸定还是一座空城
从军事角度而言，1935年5月27日的泸定城，那就是一座空城——一个正规军都没有。
泸定的防务，原本归属于刘文辉部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该部约有三个团和一个特务大队的兵力驻扎在康定，泸定则只有第二旅第一团二、三两营各两个连的驻军。在蒋公刚开始绘出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之时，隔着那边厢老远的他们在这个蓝图中实际上是一个很闲散的角色。然而蒋公并不是对这边厢毫不在意，他心中已经认定“匪最后末路，必窜康定”[1]——一种可能是在雅安与“徐匪”一起被“打包处理”却漏网后经泸定西渡大渡河奔康定，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过大渡河直接经西岸直奔康定。为此，从20日到23日，他迭电刘文辉“派得力人员速往主持坚壁清野工作，总使在附近三百里之内，粮食及人民皆能集结固守。勿为匪所用，并多派得力人员分别前往宣传赤匪杀人放火奸淫之实情，及其禽兽行为，使人民皆能恨匪刺骨，同仇敌忾”[2]，“康定、泸定之防务重要，比雅安为尤急。务望兄竭力以赴之。对于兄之防区与经费，中可为兄保证，不必顾虑，只须照中意旨，切实进行布防是荷”[3]，“务望尽量抽调驻雅安部队四、五团，前往布防。以康定万不可失守，而匪以不经大渡河而直窜泸定、康定之公算为多也”[4]。刘文辉虽然兵力局促，短时间里也派不出多少兵马去落实蒋公的这个部署，但也不敢有所怠慢。所以刘部驻康定的第二旅旅长余松琳还是派出其参谋长曹善群赶到泸定，组织了一个曹任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将原驻泸定的这四个连的兵力先后派往大渡河上游西岸的菩萨岗和猛虎岗设防，县城中则只留有县太爷宋孝特主持的“剿共委员会”属下的一支数十人的袍哥武装——县自卫大队。[5]
泸定城，还是一座空城。
曹善群派往大渡河上游西岸沿线设防的这四个连的人马，再加上原驻扎在猛虎岗北麓湾东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特务连，也就是五个连。这与27日那天正翻越飞越岭前出大渡河上游东岸设防的第四旅主力相比，那是寒酸得近乎于没有。更何况，这五个连中还有两个连是刚招募没几天的新兵。看来直到中央红军两路前锋夹河而上奔泸定之时，负责康、泸防务的余松琳仍然没有对西岸这条道给予足够的关注。
当然，余松琳也有余松琳的理由：他要确保康定，这是刘自公最后的退路和生存之所。况且按蒋公给刘自公的那个“切告”，“赤匪”究竟会从哪边来，他也拎不清爽。当然也不敢随便就把手边的队伍往任何一个方向放出——27日这天，余部主力两个团也只是进至康定城以东三十里外的瓦斯沟(康定)。
相较而言，翻越飞越岭进至龙八埠[6]一线的第四旅旅长袁镛作出判断拿出决心就容易得多了：“赤匪”既然已从安顺场渡河，那么他们只能沿河上行来抢这条自己刚蹚过的来路——“川康要道”，这就是本旅唯一的防御方向。27日，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和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欠一营)进驻飞越岭西麓的化林坪，前卫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则进驻龙八埠，后卫第十团谢洪康部(欠一营)则跟进至飞越岭。第十一团杨开诚部主力到达龙八埠后即向南展开，在海子山、石门坎梯次设防，并向加郡河口方向的风杠派出了一个排哨。
至于泸定，这地儿不该他操心，该别的人操心——至少袁镛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中央红军夹河而上的意图，对余、袁二位乃至刘自公来说，还是一个黑匣子。
但这个黑匣子，在当日下午，就开始被揭晓。
27日清晨，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分别从两岸溯河北进。
右纵队由刘、聂首长所率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主力组成，其行军序列基本上是根据安顺场的船渡情况排定的：25日强渡成功后红一团主力渡河，迄至26日中午，红一团全团过河，迅即向下游川军反击并乘胜转入追击;随即，红一师师部和赶到的红二团开始渡河，红三团紧随其后续渡;迄至27日清晨，刘、聂首长和李聚奎率红一师师部和已过河的红二团开始沿河北进;至27日中午，红三团全部渡完，在红二团之后跟进。[7]27日午后，军委干部团主力开始渡河，但过河后却并没有立即尾随红一师溯河上行，而是转向下游去接替红一团，继续抗御下游川军的反扑。红一团在向军委干部团交接任务后，即跟随在红一师主力之后，向上游方向前进。再后来，军委干部团主力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也随红一师北进路线跟进。
如此，中央红军右纵队(即东岸部队)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一师师部，红三团，红一团，军委干部团主力。且因为船渡时间的问题，除了27日清晨前已渡过东岸的刘伯承、聂荣臻、李聚奎等首长、红一师师部和前卫红二团之外，随后沿这条路线跟进的右纵队各部队相衔并不紧凑。如前卫红二团与随后跟进的红三团，就有差不多半天的行程差。而与军委干部团交接完任务后跟进的红一团应该是5月28日之后才从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或附近地域出发的，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至少在一天以上。
军委干部团主力是右纵队殿后的部队，他们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在三天以上。
所以，右纵队真正参加奔袭泸定桥行动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
跟进：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
而在他们前头拦路的川军，是3～4个团：
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当日驻地：挖角坝;
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当日驻地：龙八埠—海子山—石门坎;
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主力，当日驻地：化林坪;
第四旅第十团谢洪康部主力，当日驻地：清溪镇。
左纵队是以陈光所率红二师为前导的。因红五团随左权、刘亚楼到大树堡执行佯动任务尚未归建，红二师实际上也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
跟进：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飞——当时名字邓富连)
因为没有船渡这个“瓶颈”问题，左纵队的行军序列相对紧凑：
红四团、红一军团教导营、红六团和红二师师部，红一军团军团部，27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五军团、军委纵队，5月28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三军团，5月28日后到达安顺场，5月29日随左纵队路线跟进;
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
红九军团，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跟进，并指挥留在大渡河左岸殿后阻击川军的军委干部团第三营。[8]
中央红军左纵队奔袭泸定这条道上，只有五个连的敌人拦路：
菩萨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三营肖毓卿部两个连新兵;
猛虎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两个连;
湾东，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特务营李国俊连(改编的绿林袍哥)。[9]
这足以说明，直到5月27日白天，刘自公也好，袁镛也好，对于大渡河河防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从安顺场渡河上行的中央红军右纵队。这路队伍对当年这条“川康要道”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直接就威胁到了早上刚离开雅安，如今正赶赴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路上的刘自公自己!
倒是蹲在大渡河以西康定城中的余松琳，现在真正有些紧张了。本来处于蒋公“大渡河会战”决战地域圈边角位置的他，已然清闲了有些日子了。然而这个清闲的日子很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东岸“赤匪”溯河上行去抢路，那么西岸“赤匪”哩?他们会不会也溯河而上，经磨西面，翻雅家埂的雪门坎，来取康定?
这是余松琳心中最为纠结的问题。
这个问题，到当天下午，就开始变成了很现实的威慑。
5月27日，中央红军两岸部队的前锋，进展都相当顺利。
出发前，两个先头团的指挥员都直接由军委首长交代了任务。
毛泽东见到前来受领任务的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递给他两张传单。
这是敌人飞机撒下来的，上面的内容就是一个意思：
“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10]
龙振文、邓华率右纵队前卫红二团出发后，以急行军速度沿东岸险峻山路前行，下午1时左右，即在挖角坝以南的七里坝、老堡子(注：泸定—富林河段有两个“老堡子”，今石棉县城与迎政之间还有一个老堡子)附近与川军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的连哨接触。战斗的情况，邓华在《铁丝沟战斗》一文中有过回忆：
沿途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尽是险要的隘路，敌人即利用这种要隘节节的抗退。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不顾一切直向前冲。打到瓦坝(笔者注：即挖角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人已先占领了阵地。经过几点钟的战斗，敌人全部被击溃，向富林方向(笔者注：应为汉源县城清溪镇以西的富庄方向)逃窜。当晚即在瓦坝宿营。[11]
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政治委员邓华
邓华的这个回忆与川军河防诸将的回忆是吻合的：肖绍成团是24日到达挖角坝的，随即就从各连抽出一班组成一个临时的“运粮队”，到西岸去搜集和转运军粮。而在挖角坝的肖团主力被红二团猝然来袭，抵挡了几个小时还是抵挡不住，已逞溃败之状，肖绍成只得令溃兵们连夜翻山撤逃，到王岗坪再收拢队伍。
肖团过河运粮的百余名官兵，当然也就再也没有回到东岸。[12]
他们当然是回不去了——他们也遇上了从西岸溯河而上的红军。
那天，从西岸溯河而上的红军左纵队前锋红四团也在沿途打了两仗。
左纵队前卫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后，经松林地连续翻越哑垮、冲岗两个山头，很快就占领了安顺场以北约四十里的海耳洼(今新民)。海耳洼的两个“干人”曹体义、张开智在几天前来过安顺场，见识过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回来时还带了一大包红军标语四处张贴。红四团来到海耳洼时，场上的铺面都打开了，满街都是标语，群众也出门摆上茶水和食物欢迎红军……
红四团因有任务在身没有停留，但后来连续几天红军主力都打这儿经过，“从未有过的热闹”也成了海耳洼几代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红军硬是好队伍哦，喝碗茶水都要付钱，送上吃的也是不收钱就不吃;晚上宿营不进民房，请都请不进来噢;借了铺板搭床，早上就送回来还要装好;借用的东西都还了，上路前还有人挨家挨户问：老板，有没有借了你们东西没还的?露营的地方走的时候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硬是连根稻草都看不见啊!……
离开海耳洼后，红四团继续赶路，但不久就遭到东岸敌军肖绍成团机枪隔河封锁，不得不翻山绕行。在行至晚岗东麓的叶大坪(今双坪村)时，正好就撞见了肖绍成团过河运粮的队伍，红四团前锋第七连一个冲锋就把这伙双枪兵给冲垮了，运粮的群众乘机一哄而散。红四团则翻过晚岗，进至田湾河。
田湾河东北方向十余里路，就是菩萨岗。
菩萨岗又名横岗，当地群众亦称作“灯杆梁子”。这道梁子虽然不高，但真的就像一堵陡峭的墙壁一样横亘在红四团的去路上。梁子南面的田湾河上原有一座桥，桥板已被肖团溃兵们拆去而只剩下几根铁棒，红四团先头分队攀着铁棒过了河，后面的部队赶紧伐木搭桥……
“灯杆梁子”的守军就是“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三营营长肖毓卿带的那两个连的新兵。肖营倚仗地势险要，击退了红四团先头分队的第一次强攻。黄开湘、杨成武派人找到当地一个叫苏光先的青年农民，询问有没有地方可以绕行，愿不愿意给红军带路。苏光先表示愿意带路还找来了一个姓杨的篾匠。
后来的情况，数十年后的苏光先对前来调查情况的石棉县文化馆的同志说：
红军问我走哪条路可以打下菩萨岗，我和杨篾匠带着一队红军从张家荡毛青庭家地坝，杜银州家水井上去，我带一队红军从正面麦地坡桑树下等杨篾匠带的那队红军从左面山岗子上打下来。过了一会儿，飞机来了，红军叫我隐蔽好。又过了一会儿，拿望远镜的那位红军看了一阵，就叫吹号，号声一响，红军就冲上去了，一眨眼，红军就占领了灯杆梁子，我也随着菩萨岗。川军肖营长骑马往下面银厂沟逃跑，被两个红军小伙子举枪把马打死了，活捉了肖营长，用绿绸子把他捆了带过菩萨岗来……从菩萨岗到什月坪，我们在那里数了一下就有38具川军的尸体……红军只牺牲一个，受伤的两个。[13]
苏光先说得很简单，而这一仗的确也打得不复杂：红军正面佯攻，侧翼“攀藤负葛，一个一个的吊上去”，从敌人的侧后打响，“敌人就这样坍下去了”[14]。红四团“活捉敌营长一个，士兵数十名，其余全部溃乱于大山中，缴手机枪十余支、步枪数十支，手榴弹数十个”。[15]
石棉县文化馆在对什月坪群众的调查中，还得悉了一个细节：“战斗中，川军士兵想拖枪逃跑，敌一位姓周的连长掏出手枪逼着士兵打，士兵们抵挡不住红军，掉转枪头打倒了他。那连长被护兵背下来后，在袁家坪死了。另外一位姓徐的连长也是逼着士兵打，结果当场被手下的士兵开枪打死了”[16]。
红四团当夜宿营于什月坪(今名幸福村)。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刘文辉才真正开始关注泸定桥的防务了。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㈠中央红军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奔袭泸定桥第一天行军路线及战斗情况（1935年5月27日）
1.从安顺场至新民（海耳洼）
2.从新民至晚岗
3.从晚岗至什月坪
㈡中央红军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奔袭泸定桥第一天行军路线及战斗情况（1935年5月27日）
二、康定？泸定？——刘文辉的游疑和纠结
1935年5月27日晚，刘文辉“特急电令”大渡河上游河防诸将：
我根本及任务皆在康泸，委座谆嘱注意者亦在此。辉计划如次：
一、康防由余（松琳）、邹（善成）两[人]负责；
二、袁旅须团结兵力，以掩护泸定为主任务，在化林坪附近设防，酌派一部据河之险，在沈村或其以南扼匪上串[窜]，并对匪由坭头(今宜东镇)至化林坪间之隘路注意。等因。
希即切实遵照计划，迅速稳慎施行，是为至要。囗团及后方各连已令兼程前来，炮弹已交师部矣。今早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我守河之王旅及杨军三旅已决下流上攻，扫清河岸。希相机联络为要。[17]
刘文辉这“特急电令”的要点如下：
⒈解除了驻康定的余松琳旅原来“康泸防务”中的“泸定防务”，“掩护泸定”的任务改由袁镛旅担任。这个改变很有可能是负有康、泸防务之责的余松琳告急所至。在余看来，中央红军沿西岸疾进既可能是沿磨西—雅家埂—雪门坎—榆林进取康定，也可能是沿河谷直趋泸定夺桥。而两者之中，对余旅威胁最大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康定是刘文辉部最后生存避难之所，当然要尽力确保，西岸余旅“康泸防务”之责遂被分解为两岸川军分别负责，东岸袁旅被紧急赋予了“护桥”的使命。
⒉刘文辉这个“特急电令”是“感酉”签发的(即5月27日17～19时)。5月28日，已进驻龙八埠的袁镛将此电转送给了正在化林坪布防的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实际上就是让李团准备遂行“掩护泸定”之任务。
⒊袁旅又得到一个团的兵力增援，上述部署调整与张伯言等川军将领有关回忆可以相互对照印证。“□团及后方各连已令兼程赶来”中的“□团”(“□”系电文原件字符缺损)为原留守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的第十团谢洪康部;“后方各连”系袁旅各团留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看守辎重行李的直属连队，这部分增援部队“兼程赶来”，为的是接替原拟由李团负责的化林坪—飞越岭防务——李团要前出大渡河边“掩护泸定”。
有一个问题笔者曾长期不得其解：27日当晚，正在赶往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途中的刘文辉(按日程，刘当晚应在荥经县青龙乡的麻柳场驿站或荥经县城宿营)以及在康定城中的余松琳，是如何判定“今早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的?中央红军两岸部队与川军大渡河上游河防部队接触的时间都是在中午以后，战斗都发生在下午时分。东岸的肖绍成团可能携有电台，当然必定向刘文辉报告东岸情况，但西岸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那几个连是肯定没有电台的。当日发生在菩萨岗的这场战斗，也不可能当日白天(更不可能是早上)就送达康定城中的余松琳和荥经或其附近的刘文辉，那么刘自公这个“今早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又是从何而来的哩?
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苏光先在无意之中道出了答案——“过了一会儿，飞机来了!”
看见没有?飞机!飞——机!
从什月坪看菩萨岗
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两岸部队溯河而上的那天，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就是这个当年的“高科技”——航空侦察，侦悉了中央红军两岸部队正在溯河而上!中央红军东岸部队溯河而上，那是刘自公早已关注而且非常在意的。中央红军西岸部队溯河而上，那是刘自公未曾给予足够关注而且不太在意的。此时此刻，这两岸“赤匪”的兵锋指向，又都是刘自公非常难以接受的!雅安、康定，是他这个川军“破落大户”的依托和最后生存之所，跟命根子也差不太多!于是，他这个时候想起了也祭起了“委座”那个“我根本及任务皆在康泸”。
27日那天，在康定城中的余松琳肯定更是惶惶然：难道“赤匪”这是要奔我而来么?
那天深夜，终于得悉当日下午菩萨岗附近战况的余松琳急电刘文辉：“朱毛残部宥(27日)晚来犯猛虎岗，我黄团萧营以大部猛扑与匪激战一昼夜，晚被匪大部围攻，仅余兵一连突围节抗，我在途中之邹团及陈营除令即在磨岗岭布防，死力堵截，务请速派泸定之袁旅飞赴磨岗岭增援。”[18]——瞅瞅，余旅长都急得语无伦次了——“宥日晚来犯……激战一昼夜”?余旅长发电是当日“亥时”，“激战一昼夜”该从何说起?袁旅那天下午才赶到河东的化林坪，又如何能马上跨河进至河西为余旅长救急?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红军夹河而进以求“双保险”的行动，无意中让刘文辉意识到了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双不保险”：“赤匪”西岸部队有可能经磨西面、雅家埂直取康定，亦有可能奔泸定桥夺路而走，与东岸部队两翼合击，夺取“川康要道”。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而言，“川康要道”上的泸定桥当然更加要紧，康定那头的余松琳也就只好“自祈多福”了。于是，余松琳部的康、泸防务之责被缩减为“确保康定”，而袁镛部则只好临时担负起“泸定防务”之责了。
这其实也怪不着刘自公，占据地域的广阔和兵力上的捉襟见肘，是他老人家难以排解的一个大纠结。据曾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回忆：“刘的内外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该部兵力表面上有八旅之多，但编制小(每连90至100人)，武器劣(每连枪支约三分之一以上不能使用)，兵员缺额多，分驻在宁、雅、康三属，纵横二三千华里的广大地区……总共人枪不到两万……民贫地瘠，装备弹药均感缺乏，因而战斗力量很有限”。[19]
时任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的杨学端老先生也在其回忆文字中言及：早在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之后不久，刘文辉部驻南京代表就来电警告，红军“可能经过川康地区，我们便首当其冲，如不抵抗，将被蒋介石消灭;如果抵抗，会被红军消灭。1935年一开始，刘文辉和将领们徬徨无主，日夜忧虑。刘文辉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说：‘共产党找上我这穷光蛋来了。拼也完，不拼也完，走着瞧吧!’可以想见他当时的焦急情态”[20]。
实话实说，这个时候已被“朱毛”和蒋公架在火上煎熬的刘自公，当然也存了一点把红军挡在道上或挡回来，等蒋公撵上来的中央大军来予以“剿灭”等等百分之百属于凭侥幸的小九九。这从他这个“特急命令”中向下属通报的一个“不实信息”或可窥得一斑：“我守河之王旅及杨军三旅已决下流上攻，扫清河岸”。
实际上“王旅及杨军三旅”，已经或准备奔天(全)、芦(山)、荥(经)去了。
——这也就是蒋公在几天前的21日扯松了的那个“大渡河会战”口袋的“底”。
自己哄了自己的刘自公，这个时候，相信蒋公的力量，还是远甚于相信朱毛的力量。
不能指望这个时候的刘自公，能象十多年后那样来个“西康起义”。
其实这个时候的蒋公连刘自公都还不如，他整个就是一脑门子糨糊：直到刘自公开始手忙脚乱部署“掩护泸定”的次日(29日)上午，他还在跟薛岳说什么“匪一部虽于宥日(26日)在安庆坝偷渡，然其数只二三百人，故其主力今在何处尚未发觉”[21];直到泸定桥沦入“赤匪”之手的次日(30日)白天，薛长官打他这位最高统帅那儿得到的信息才是：“综合各方报告，残匪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向泸定、康定进窜乃可证实”[22];而直到这天晚上，“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23]的信息才报送到他老人家的耳边。
看来虽有“航空侦察”这个高科技，但这些天五花八门相类或相左的信息报来的实在太多了，这位“委座”被绕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也太多了——其实打从四渡赤水以降就已然是这般状态了，所以蒋公是对谁报来的信息都不敢全信，又不敢不信，精神上那就是一个“倍受煎熬”。
纵观整个大渡河之役，大都是事件发生至少一日之后，蒋公才能得悉且确认可靠信息。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因为军令政令没有统一，刘文辉的部队基本上就是一支军阀部队，报告信息时欺上瞒下是普遍现象!加上大渡河地域地形复杂，通信联络效率也不高。甭说蒋公，就连身为河防总指挥的刘自公，他得到准确可靠信息时间也是远远赶不上趟的!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国民党军档案文献，于5月28日深夜于赶往汉源县城(今清溪镇)途中在凰仪堡(又名黄泥铺)，他自己也是从杨学端于27日上午、中午和28日上午发出的几封报告电中，才得悉并确认了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信息。[24]
相较而言，“朱毛”这边的信息确认就快捷可靠多啦!
就在刘文辉开始操心泸定桥防务之时，毛泽东等也已经了解了沿河两岸的前方敌情。
28日凌晨1时30分，朱德总司令电令两岸部队指挥员：
林、刘、聂：
A.昨二十七日二十时电悉。
B.我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
C.刘、聂率第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
朱
二十八号一时半[25]
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中革军委首长们对两岸部队面临的敌情已经清楚：从敌军设防重心的东岸疾进的刘、聂右纵队的进展，可能会比较迟缓，不一定能按预定时间赶到。26日命令中的那个“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的天平，需要向左纵队方面倾斜。于是，在28日凌晨的这个电报中，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指挥的左纵队已成为夺桥主角，而且还指定了先头部队的到达时日——红四团29日一定要赶到泸定桥!
该电言及的“二十七日二十时电”，笔者目前尚未发现。不知是林彪发回的，还是刘伯承、聂荣臻发回的，估计内容是报告当面敌情及部队进展的。不过该电内容可从28日中革军委致军委干部团的另一电中得悉：
陈、宋;
甲、刘、聂率我第二团昨经西边老铺子与敌一营遭遇，敌抗退至七里坝固守村庄及未成堡垒，我二团决夜袭，不得手则今晨解决该敌，并续向德拖、泸定桥急进。据俘虏称，瓦狗坝一带有敌二个营;又确息：刘(文辉)、杨两敌之李、袁两旅似沿大渡河扼守，并将进击我渡河部队，另刘湘之王旅似在该两旅后任守备。
乙、我干部团于二十九、三十两日有坚决扼阻李、袁两旅于八排、纳耳坝之线以东，以掩护野战军全部向西北转进的任务。干部团在八排、纳耳坝应构筑数道工事，以便夹河扼阻来敌，并便互相策应。在八排、纳耳坝以东，必须远出得力游击部队，侦察和迷惑敌人，特别要尽力迟滞敌人前进。当敌猛攻并逼进我扼守的阵地时，应集中火力坚决击退敌人，并给敌以反突击或反冲锋，敌退应跟追和驱敌于远距离外。
丙、为保证这一关系全局的任务完成，你们应进行最有力的政治鼓动，在三十日黄昏以前，无论如何不得让敌人超过老铺子（引者注：下游的老堡子）、草八排两岸的阵地。
丁、由安靖坝至瓦狗坝之间，应侦察其是否有平行小路直通汉源或清溪，并电告军委。
朱
5.28.[26]
刘文辉转杨学端关于红军渡过大渡河战况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8日亥时于黄泥铺，29日凌晨发出）原稿
该电中的“甲”项应该就是“二十七日二十时电”的内容，看来这个电报是刘、聂首长发回的可能性居大。“甲”项中的那个“又确息”，估计就是那个神奇的军委二局的工作成果了：该信息中的“李”为杨森部第二混成旅李朝信部，“刘湘之王旅”则为原本担任富林河防的刘湘部第六旅王泽浚部。杨森部李朝信旅当时已赶到富林，刘湘部王泽浚旅正被左权、刘亚楼的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在大树堡的佯动所牵制，“仍扼守河岸将主力控置于右翼先筑坚固工事，如匪来犯，利用我之火力工事，迎头痛击”[27]。迄至中央军委发出此电当天及之后，他们已遵“大渡河守备总指挥”杨森的命令，拟去天(全)、芦(山)、荥(经)设防[28]，为蒋公21日放松了一扣的那条口袋托底了。
该电的“乙”项是对军委干部团扼阻追敌的部署，这当然是从最坏的情况考虑的。实际上这几天军委干部团取的是防御态势[29]，刚败下阵去的杨学端也在借机舔伤裹创，喘气休养，还没有生出“反攻”的积极性来。[30]已到达富林的李朝信旅也根本没有助上什么力——“指挥既不统一，徘徊观望，若欲挽回战局至难”[31]。至于薛岳的“中央大军”包括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现在还停在西昌附近。这路追兵最靠前的部队，就是日前刚吃了罗炳辉一顿胖揍的刘元琮，他现在还停在泸沽以南的松林，也已然不敢再发“莽”充好汉了。
而被刘元琮赶到最前头的邓秀廷，在红九军团北撤后才进到泸沽，现尔刻也在观望中哩!
“丙”项是政治动员。“丁”项是给干部团部署北撤途中的侦察任务。
同一天，蒋公的部署还是按部就班：“电薛(岳部)集中泸定，分途慎进”，注意力则转移到了已进占岷江流域的红四方面军：“匪情应侧重理番[32]”。
而就在这一天，夹河疾进的中央红军两路前锋，都开始发力加速。
注释
[1]《蒋介石关于速派得力人员速往康定致刘文辉电(1935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28～第12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蒋介石关于速派得力人员速往康定致刘文辉电(1935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28～第12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3]《蒋介石关于康定、泸定之防务重要致刘文辉电(1935年5月2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32页～第133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4]《蒋介石关于康定、泸定最为重要致刘文辉电(1935年5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卷》([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40～第14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5]杨仲华：《西康泸定赤祸之追述》，原载1936年《边事研究》第5卷第1期。转引自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甘孜藏区》第34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6]龙八埠，今泸定县兴隆镇。龙八，藏语译音，意即“有山有水的谷地”。
[7]《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8]以上行军序列和日程是笔者根据中革军委这几日的部署电报及童小鹏、伍云甫、陈伯钧、赖传珠等人的长征日记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综合研判而得出的结论。
[9]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甘孜藏区》第34～第35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10]《杨成武将军自述》第4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1]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2]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3]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3页。
[14]加仑：《飞夺泸定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5]《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4页。
[17]《袁镛转奉刘文辉关于根本任务在康泸特急电(1935年5月28日龙八步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第153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8]转引自《刘文辉转呈余松琳报称朱毛残匪围攻猛虎岗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8日亥时)》，[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11。
[19]王靖宇：《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册》第5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0]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8～第3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1]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2]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纵观整个大渡河之役，一般来说，事件发生至少两日之后，蒋介石才能得悉确切信息。
[23]《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70～第17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4]《刘文辉转杨学端关于红军渡过大渡河报告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8日亥时于黄泥铺)》，[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10。。
[25]《朱德关于红四团应乘胜追击直下泸定桥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电(1935年5月28日1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6]《朱德关于干部团阻击李、袁两敌掩护我军前进致陈赓、宋任穷电(1935年5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8～第3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7]《刘湘转报王泽浚报告杨旅防线被匪突破情况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7日午时)》，[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09。
[28]《杨森关于已抵雅安详陈最近匪情及我方布署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7日巳时)》，[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21-306;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6～第32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9]当时军委干部团主力在北岸，第三营在南岸，夹河阻滞川军。
[30]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0～第3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31]《刘湘转报王泽浚报告杨旅防线被匪突破情况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7日午时)》，[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121-309。
[32]《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62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第四章 双保险？能保险？（中）
三、猛虎岗？桂花坪？——笔者也有一个纠结
28日一早，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两岸的前锋继续北进。
在说到这一段时，需要先说明几个问题：
㈠当年的大渡河沿岸，是没有公路的，谁到这儿都只能翻山走小路。
㈡如今大渡河沿岸的公路里程，并不等于当红军的徒步行程——红军得不断翻山。
㈢当年的大渡河峡谷沿岸，经常都有当地百姓称作“象鼻子”的断崖陡壁，这样的地方很难通行而只有翻山经迂回道路绕行。如此，红军在出发上路的第一、二天里，两岸部队互相是照不着面的——两岸部队都在远离河道的深山中绕行。所以，当年红军两岸部队奔袭泸定桥的徒步行程，至少要比当今的公路里程，多出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那天一大早，中央红军右纵队先头红二团从挖角坝出发，翻越中南山扁路岗垭口，经泸定境内的雨洒坪，再翻马鞍腰垭口(当地人称“洪口”)，于当日下午进至得妥，击溃逃往此间的肖团溃敌一个排和当地民团武装百余人。红二团冒着大雨继续前进，当晚宿营于加郡河口。
红二团的这一段行程，时任红二团政治委员的邓华在《铁丝沟战斗》中有过简短陈述：
第二天(笔者注：即28日)拂晓，溃敌一排突围，因警戒疏忽，仅俘虏数人，大部被其逃脱。
饭后仍继续向泸定桥前进，翻了一个六十里路的大高山，到了妥德(笔者注：应为得妥)。这是个小圩场，附近有几十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及被我们在瓦坝击溃之散敌，共约百余人，经过点半钟的战斗，被我消灭其一部，其余溃散。继续前进，天雨路滑难走。时已天黑，雨更大，路更滑，许多人都跌倒了。已经走了一百多里路，此时已很疲劳，但每个战士的心坎中，只有一个意志，要夺取泸定桥，不怕任何困难疲劳。经过点多钟的夜战，才将敌人驱逐，进入宿营地。[1]
东岸红一师经过的雨洒坪
关于中央红军右纵队在东岸的行程，罕有当事人当年的回忆文字细陈，邓华这段文字基本上就是“唯一”且成文及出版的时间很早，因而也就显得十分珍贵，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采信度。不过红二团毕竟是一天之间匆匆过境，当事人走南闯北戎马万里，相类的记忆恐怕也是浩若烟海，出现错讹也在所难免。笔者对这个问题关注多年且实地作过调查，所以也就斗胆根据其他史料文字的记载及自己踏勘的体验来试着作一些补充说明。
邓华所言“翻了一个六十里路的大高山，到了妥德”(经实地踏勘确认为32公里)。其间要经过新桥，翻中南山，过扁路岗垭口，再经雨洒坪下坝、雨洒坪中坝、雨洒坪上坝、两叉河、青岗弯、黎二坪，翻马鞍腰垭口(当地人称“洪口”)，才能到得妥。
而沿河的这段路“有象鼻子一带是悬崖绝壁”，走不通。[2]
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在红军过境几年后曾跋涉此间，写下了《泸定考察记》，其中就有关于挖角坝到得妥的部分里程和环境记载：
得妥至雨洒坪三十里……[道路]狭仅容掌，或盘旋于岩际森林之间，或踟躅于水湄石砾之上，崩崖坠石、猛兽毒蛇，随时足为人害。冬季山岭积雪没路，冰凌腻滑几无着履容足之处。[3]
任老先生这里说的是从雨洒坪到得妥之间的里程和环境，至于挖角坝到雨洒坪，有解放后曾计划且部分修建后又放弃的“泸(定)石(棉)公路”旧路段。笔者曾驾摩托行走此间，里程为二十五公里左右，而且一路都是悬崖陡壁上的艰难行走——当年的红二团从此间经过时的小路约为15公里，想必是更为艰险难行。
当年雨洒坪有一位彝族保长姓骆名次平者曾对在此间跋涉的任老先生说：“往时此地为世外桃源。民国以来，渐为外人所知。民国十四年川边四师防堵第三军曾驻军队于此。二十四年红军过川边，四月二十六过此，此外未见军队。”[4]——这里的“四月二十六”是农历，换算成阳历应为5月28日。
目前大多数史料都认为红军右纵队红一师主力5月28日当晚的宿营地是得妥，笔者一度也这么认为。但在详研了邓华将军的回忆文字并与当地群众的回忆作过综合研判后认为：邓华将军的陈述是可靠的，红二团到达得妥后还冒雨继续前进了一段路。当夜，至少其先头分队是宿营于得妥以北约二十里的加郡河口[5]。当地有群众称，加郡河口的川主庙中住过红军的“大官”。笔者估摸，这“大官”极有可能是靠前指挥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
在红二团之后跟进的红一师直属队和红三团和刘、聂首长，那天的确是在得妥宿营。
他们也不能再往前走了，大雨如注，山高路险，前面还有严重敌情。
而这个时候，沿大渡河西岸前进的中央红军左纵队前锋红四团却没有停步。
那天白天，红四团已把路上川康屯垦司令部那三个连“双枪兵”全部击溃。如此一来，前方再也没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奔向泸定桥的脚步了!发力加速，也就正当其时了。
那天白天的西岸战况是这样的——
28日早上天还未亮，红四团就从什月坪出发奔猛虎岗而去。
按时任红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回忆，红四团28日出发后在猛虎岗上打了一仗[6];而按彭加仑(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飞夺泸定桥》的陈述，这一仗是在27日当晚打的，而且是“夜摸”[7]。石棉县文化馆的调研人员和笔者本人，都曾在什月坪村的群众中作过调查询问，得到的回答是猛虎岗没打过仗。只有苏光先一个人曾对石棉县文化馆的同志说过，红军只打了几枪就冲过去了……[8]
笔者曾经去什月坪、猛虎岗作过踏勘调查：什月坪就在猛虎岗南坡下，山上山下在望——也与菩萨岗相互在望。红四团解决了菩萨岗战斗时天还没黑，当晚顺势“夜摸”猛虎岗之敌并拿下这个要隘那是顺理成章的。作为最原始的回忆文字，加仑的文章无论从可靠性和采信度来说都相对要更高一些。而苏光先所言“没打几枪”就占而据之，敌人拔腿就跑，睡梦中的什月坪群众“没听见”和“不知道”，那也是可能的。
[图4-3-1：从晚岗上看菩萨岗和猛虎岗(占半幅)]
另外，《杨成武回忆录》所表述的猛虎岗地理要素及环境，也与笔者的现场踏勘有着颇多不符：猛虎岗与什月坪就是山上山下在望的关系，并不是《杨成武回忆录》中所陈述的第二天出发了很久才进抵猛虎岗的。实际上，当年一夜之间匆匆在此过境的杨成武在记忆上的确产生过不少错讹：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后翻越了哑垮、冲岗、晚岗、菩萨岗、猛虎岗、桂花坪、磨杠岭等山岭，这些山岭一个比一个高，并不是回忆录中给人造成的只有菩萨岗和猛虎岗这两座山的印象。而且，从《杨成武回忆录》所描述的地理要素的情况来看，所谓“猛虎岗战斗”很可能是发生在桂花坪——从猛虎岗下山到湾东后所翻越的一个更高的大山。桂花坪梁子海拔2550米，比海拔2100米的猛虎岗要高出一大截，从桂花坪垭口到磨西面，差不多就在三四十里开外——笔者本人就用摩托轱辘和双脚作过大致度量，成都驴友兼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在近年又作过徒步踏勘，确认从什月坪到磨西面约为34公里（从湾东到磨西面约为22公里）。
笔者根据地理要素作出的这个推测，可以与加仑《飞夺泸定桥》中的陈述互为印证：
到达摩西面的大山上(笔者注：这就是桂花坪)，有敌一营在扼守。经几次的冲锋肉搏，结果将敌人击溃，并随即乘胜猛追。到山下又一条小河，桥又被敌人毁坏了，只得又动员大家临时来架。这样一捱，到河边的一个街上(即上奎武)，已经是天黑了，但距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实测数据为75里)。[11]
桂花坪垭口远眺
《杨成武回忆录》中的错讹也与加工润色的笔杆子们的妙笔生花有关，笔杆子们没到过现场，想象力是可以任意驰骋的。其实细究起来他们还是应该能拎得清爽：原汁原味的记录不是比妙笔生花的文字，要更加给力更加精彩么?那天红四团连翻这一串“大山”奔袭泸定桥，那得需要多么强悍的意志品质啊?
笔者试着来对红四团从什月坪出发后的战斗和行进轨迹作一简单复原：28日凌晨，红四团先头分队拿下了猛虎岗，陈月江营两个连的守军溃下猛虎岗北坡下的湾东，又惹得驻湾东的李国俊连也跟着一起奔逃上了桂花坪;红四团踩着他们的脚后跟儿经杨店子、磨房沟、火草坪、湾东向桂花坪一路猛追，在桂花坪垭口上又将这三个连的残兵再次击溃;溃敌经二台子、柏秧坪、海子凼、庄子山、窝凼子、燕子沟河索桥、吊嘴、空欢喜、咱地、大石包，经磨西面翻雅家埂逃往康定，途中还破坏了燕子沟河上的便桥……
红四团继续跟追，下午时分进抵磨西面。磨西面是崇山峻岭包围中的一块台地，也是去康定、泸定的一个分岔口。红四团修复了燕子沟河上的便桥到达磨西面后，没有作过多停留，而是不再搭理逃往康定的这伙溃兵，沿雅家埂河北岸下行，翻越磨杠岭，再经头道水、二道水、梅子岗、瓦窑坪(西岸)，再次进至大渡河畔……
[图4-3-2：从磨杠岭上远眺磨西台地(占半幅)]
加仑在《飞夺泸定桥》中还提到：红四团出发后的上午8时，收到了林彪的急信。内容是要求红四团在29日一定要抵达并夺取泸定桥，并以“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纪录”相激励，令红四团“用最高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12]
林彪这封急信显然是朱总司令当日凌晨1时30分那个电报的延伸部署。
这道命令毫无疑问地对黄开湘、杨成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从什月坪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路[13]，这原本是至少两天的行程啊!明天就是29日，明天就必须赶到泸定桥而且还要夺取之。那就不是走路而是要飞起来了啊!如此一来，要想完成这个行程，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吃饭，不休息，接着往下走!
这也意味着，红四团官兵们的精神、意志和体能将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前跑后做起“动员工作”来，于是在行军途中，一个个移动着的人群“疙瘩”忽聚忽散——那就是各种“飞行会议”，党支部会，党小组会，少共会，班排干部会……。至于那些肩上扛了两支枪的，多背了一个背包的，搀着战友走的，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各级指挥员。
腿上有伤尚未痊愈的政治委员杨成武的战马上，也驮着伤病战士。
这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法宝之一，名曰：“模范作用”。
翻过了磨杠岭，到了奎武村，夜幕已然降临。
这个位置，刚好跟彼岸右纵队前锋红二团的宿营位置处于一个纬度线上。
——距泸定桥还有七十五里。
黄开湘、杨成武决定：不吃饭，不睡觉，继续前进。
这时雨也越下越大，而“战士们还是拂晓前吃的饭，跑了这多路，又打了仗，肚子是饿得难过”，但“为了夺桥的胜利，于是决定不吃饭，立即又在连队进行鼓动。政治工作人员都跟各连队走，党团员和干部最先做模范，向战士们详细解释……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三个步兵营轻装出发”。[14]
一双双血肉模糊的烂脚丫子又开始在泥泞路上飞了起来。战士们一面吞咽着干粮袋里的生米，一边强打起精神头继续赶路。现在红四团前行路上已经没有敌人挡路了，但眼前却又出现了一个敌人。
——瞌睡虫!
烂脚丫子麻木了，瞌睡虫不麻木。
山高、坡陡、雨疾、路滑，瞌睡虫再来招呼，车轴汉也挡不住。
战士们一路走一路睡觉，有人站着就睡着了，得有人推一把：“快走!”
怕有人睡觉睡进河里，只好把绑腿解下来一个拴一个，干部们拉着走。
干部真难当，走路睡觉你甭想!
走!走!!走!!!
走过二里坝、咱卫(今德威)、磨子沟、扯索坝、九步不见河、赏子坡……
走到杵泥坝，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
[图4-3-3：西岸菩萨岗-猛虎岗-桂花坪和东岸挖角坝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7日)(占1幅)]
四、隔河竞走，川军还是占了先
这是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正在对岸赶路去守泸定。
28日那天，袁镛将刘文辉27日晚上的电报内容转给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时也提及：“正译电间，得勘电已悉一切”，“仰该团长即便知照为要”。这里所言“勘电”即28日刘文辉继续发出来的电令，其内容可以从袁镛当日对李团的部署得以确认——据川军刘文辉部河防诸将回忆，28日，李全山派所部先头部队第二营营长周桂三率部从冷碛进驻泸定，周营主力于19时出发，出发前已先期派出该营连长饶杰挑选出二十多名身体健壮的士兵，携带全团连以上单位的旗帜跑步前往泸定桥，到达后即在全城遍插旗帜，并拆除泸定桥桥板，构筑工事，准备防务。[15]
红四团行至杵泥坝时已是次日凌晨时分，正好看见对岸打着火把行路的李团部队。
从时间上算，这个时候李团先头部队周营应该已经进了泸定，红四团看到的应该是李团主力——李全山亲率的团直属队和第三营李昭部。这路敌人打着火把走路虽然慢慢吞吞，但比一路淋着雨还摸着黑赶路的红四团还是显得要松快得多。
黄开湘、杨成武眼睛一亮：他们能打着火把走路，为什么老子就不能?
于是红四团官兵掏出铜板买下老乡的篱笆，扎成火把。
松明火把，点起来;烂脚丫子，飞起来。
两岸火把相映生辉，煞是壮观。
“的的打——的打——的打打……”走着走着，对岸传来号声。
“啥子部队哟!”夜风把声声川腔扔过河来。
这是对方在联络。
“司号员，回他!”
司号员早就熟悉了川军的号谱，也吹了个调子报了个番号过去。
安排好的川籍战士和俘虏也七嘴八舌地丢话过河：
“哥子，跑楞格快整啥子嘛?”
“毬噢，官长喊守泸定得嘛!”
“锤子哟，慌啥子嘛，红脑壳哪有楞格凶嘛，一哈哈儿就从安顺场跑到泸定桥嗦?”
“没得法噻，当兵的背时噻，点个泡子的空空儿都不毬给噢!”
……
瞌睡的这边清醒，不瞌睡的那边糊涂，并河而行好几里。
渐渐地，那边火把不见了。
再吹个调子过去，那边回答：“我们宿营了!”
实际上李团主力当晚也没在甘露寺宿营，也就是“点个泡子”过了把瘾。
李团主力当晚“点个泡子过了把瘾”的地方是一座寺庙——甘露寺。[15]如今从二郎山北坡甘谷地的公路分岔口经过时下车，人们还可以清楚地俯瞰到这座失火被焚后重建的寺庙。而对岸陡峭山崖的半坡上、河岸边一条条细长的小路，那就是当年红四团打着火把跟川军竞走的所在。
红四团继续打着火把赶路。
西岸的这一段行程十分艰险。特别是清溪坝、紫牛，从紫牛至下田坝有一段漩水湾险段，左边是高岩，右边是大渡河激流漩水湾，长途奔袭劳累的战士们在黑夜中打起瞌睡来，黄开湘、杨成武命令大家解下绑腿前后互相牵着走，谁要站着打瞌睡或往地上打坐及时叫醒或推他一把又往前走……
红四团在这个最险峻的地段有惊无险，安全通过。
再往前继续走，经下田坝、过下河、杵坝、过上河、上田坝，在羊棚子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沿河疾进奔泸定桥西桥头，一路顺坡而上去抢占海子山制高点从上压下，而后两路合击泸定桥西桥头。
5月29日清晨6时许，红四团先头分队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前卫连没费一枪一弹，就把桥西守敌全部解决。
自卫大队的袍哥们还在梦里，梦里梦咚还在问：“哥子是哪一部分的?”
“朱毛红军!”
睡眼蒙眬的双枪兵们目瞠口呆，总的感觉是还在梦中。
泸定桥，就在眼前。
但是……桥对面有敌人!——不是自卫大队的袍哥，是正规军。
红四团，还是没抢在敌人前头。
——川康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第二营周桂三部已于日前深夜赶到了泸定桥。
1935年5月28日的泸定城，不再是一座空城，而是有了一支正规军。
据川军河防诸将的回忆与当地目击群众的口述，周营饶杰连的先头分队一到泸定，即一边在城中店铺拆卸门板，搜集柜台，“用柜台装河沙筑工事”[16]，一边拆卸泸定铁索桥桥板。“但由于天雨，又是晚间，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发作，拆除桥板的进度极为缓慢”。二更时，周营主力赶到，“立即派兵参加拆桥板，构筑工事”，但直至天明，拆除桥板的工作仍未彻底完成。[17]
桥板被拆除了七八十米——泸定桥桥面全长一百零一米。[18]
周桂三营先头连连长饶杰老先生是泸定桥守军中唯一一个留下回忆文字的当事人。
此公不是川人而是云南南涧县人，生于1911年。1928年在滇军张汝骥部投军，1929年滇军内讧，张部被龙云击溃，退入四川木里。饶又辗转到川边投奔川军刘文辉部，在独立第十四旅田冠伍部任中尉排长。1933年“二刘大战”时，田冠伍部兵败，饶杰因正外出公干未能涉及。后转至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任上尉连长。1935年红军过境之后川军整编，饶因不是川人而被编余，一气之下回到南涧家乡当起了教书匠。抗战时，再投滇军，编入第六十军，参加台儿庄等会战。尔后又参加过军统的别动军，抗战胜利后再次被列为编余人员，遂又回滇投靠卢汉，在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得一“参谋”之闲差。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1951年被“劳动改造”两年，期满后在建筑业当了两年临时工后转为正式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送回原籍改造。1979年平反，补发全部工资后退休，仍回原籍居住。1984年起连续三届担任南涧县政协委员。
按理，饶老先生的口述相当珍稀，应该具有不低的史学研究价值。
但目前笔者看到的这篇名为《我的军人生涯》的口述回忆，是经过一位叫陈鑫的先生整理而成的，其中掺杂着过多的夸张渲染的水分，自相矛盾及难以考证核实的史事陈述也比比皆是。这就不知道是整理者的添油加醋，还是口述者自己的记忆错讹乃至刻意八卦了。
饶老先生这篇口述中关于泸定桥这一段史事陈述，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饶老先生是这样回顾1935年5月29日清晨在泸定桥是如何与红军相遇的：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19]
饶杰老先生这段被人整理过的口述中，至少有几个说辞可以很方便地予以证伪。
㈠饶杰老先生当时的任职。饶老先生自称是李团第三营营长，但除了川军刘文辉部大渡河河防诸将张伯言等人的回忆外，泸定桥战事发生两天前第四旅第三十八团的一个命令也可以对此说证伪。
令第一营营长肖守哲、第二营营长周桂三、第三营营长李昭：
为严令遵照事。查兵额一事，平时再三明令应足规定名额者，益所以预备战时之用也。乃自雅出发以来，各连故参兵逃亡甚多，而沿途拉民充数者亦复不少。如此不特使人民发生恶感，为剿匪之障碍，以不教之民驱之任战，亦必大为减杀作战力量，危及官兵关系事小，影响剿匪前途实大。今后务须维持故参兵，严禁拉民充数。为此令仰该营长即饬属员遵照为要。此令。[20]
看见没有？李团第三营营长为李昭!这个命令，与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文字，是吻合的。在张伯言等的回忆文字中，饶是李团第二营周桂三部的连长，而不是第三营李昭部的连长。在袁镛26日凌晨的命令中，李团第一营肖守哲部原拟驰援挖角坝的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但当日18时40分，第四旅旅长袁镛收回这个成命后，该营又被令“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22]，并没有随李团主力前来泸定布防。
㈡饶老先生的口述称，到泸定设防的只有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但除了张伯言等人的回忆外，还有第四旅旅长袁镛此前此后一系列电报部署，以及贺国光编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中有关战事陈述，均可以对此说证伪。
㈢饶老先生的口述称，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对他有过“炸桥”的“面示”。此说也难以成立。泸定桥横跨大渡河，是联结川康的交通枢纽——既是民间百姓的茶马互市通道，也是刘文辉部赖以生存的鸦片贸易通道，还是川康官员和军队往来的通衢要冲，炸桥之事非同小可!在当时条件下，炸了之后再修复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这泸定桥一头担着康定一头担着雅安——这会儿康定还有余松琳一个旅哩，这两头都是刘文辉的命根子啊!这个干系绝非一个团长可以担戴，除非是刘自公他老人家亲自授意!但无论是川军河防诸将的回忆里，还是在相关档案史料中，笔者均未发现刘文辉有过这样的部署——哪怕是这样的考虑或意图。
实际上，自泸定桥建成以降迄至此时的二百三十年间，这片地域经历了多次政治军事的大变局，各路豪杰枭雄争相角逐于此间，在泸定桥两头你来我往追来逃去的时候也很多，但却没有谁想过毁掉这座桥来给对方制造麻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人人“高风亮节”都很君子，而是因为他们谁都明白个中利益与利害：如果毁掉这座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来为难对手，那么自己被为难的时候一定不会比对手更少。
饶老先生这段口述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既然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才炸桥，那为什么要先拆桥板呢?拆了桥板，对岸自卫团怎么过河呢?既然自卫团过了河就可以炸桥，那又何必劳神费力拆桥板呢?
笔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吝铺张地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辨析，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任何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文字，都必须经过考证辩析后才能采信和引用。当事人除主观上的倾向性和取舍性外，客观上也存在着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记忆混淆，口述或写作时没有条件与当年的档案文献核对印证等等局限，这都需要治史者、论史者以严肃态度认真研判和谨慎采信。
还是回到当年的泸定桥头来。
天亮之前，李全山带着李团直属队和第三营李昭部赶到了泸定桥，到达后即迅速布防：“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枪连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21]。
这个时候，红四团主力还没有全部到达。据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将军回忆，29日拂晓到达泸定桥西的只是红四团先头一个营，而团主力是下午时分才陆续到齐的。[22]
这也难怪，一个昼夜二百余里的高强度急行军，那不是人人都能拖得动的，尤其是抬着重机枪、迫击炮，扛着弹药箱的重火器分队。
双方噼噼啪啪开始隔岸交火，都想用火力阻止对方增援部队接近桥头。
还互相嚷嚷：
“哎，红脑壳，过来缴枪噻!”
“川军弟兄们，红军要桥不要枪，赶快投降吧!”
“有本事过来噻，过来哥子就投降。”
“老子长征万里，还怕过不了一座破桥，你等着瞧!”
……
泸定桥两边还对峙着，而东岸红军右纵队也在向川军第十一团防线节节推进!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团沿大渡河西岸奔袭泸定桥第二个昼夜行军路线及战斗情况（1935年5月28～29日晨）
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团沿大渡河西岸奔袭泸定桥两个昼夜行军路线及总行程（1935年5月27～29日晨）
注释
[1]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2]1972年3月13日蒋占全口述(时年63岁，泸定县得妥公社发旺大队二小队社员)，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存档案。
[3]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7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4]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76～～第7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如今得妥至泸定的公路行程为55公里，加郡河口距泸定的公路行程为45公里。经实地踏勘确认，红军从得妥至泸定的行程约为60公里，从加郡河口到泸定约为49公里。
[6]《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4～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加仑：《飞夺泸定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8]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4页;1972年8月30日傅银成(时年67岁，得妥湾东大队一小队保管员)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9]加仑：《飞夺泸定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0]加仑：《飞夺泸定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1]二百四十里的里程出自当年背负茶包在此间行走的脚伕们的估算，在当地民间已然约定俗成，并没有用现代手段准确测定过。以笔者往来此间的体验，这段里程超过了二百里，应该不算夸张。
[12]加仑：《飞夺泸定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4]引自原泸定县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对甘露寺的调查记录。
[15]1972年3月13日原泸定县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曹本云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存档案。
[16]]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7]《泸定县志》第205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8]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0页。
[19]《步四旅三十八团严禁沿途拉民补充逃亡命令(1935年5月27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20]《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1935年5月26日午后6时40分泥头驿县公署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第15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21]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2]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第四章 双保险？能保险？（下）
五、雄关如铁？红军专打铁！
29日拂晓，红四团先头营抵达泸定桥西的同时，右纵队红二团也开始向泸定攻击前进。
红二团先头分队出发走了不到五里路，就跟川军打响了。
邓华回忆道：
因炊事员全部掉在后面，第二天拂晓，有的连队煮了些稀饭吃，有的是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出发。走不到五里路，敌人又守住隘路，我们便接着攻击前进，一直把他压到铁丝沟附近。[1]
这股敌人是杨开诚团曾子佩营前伸的一个排哨，“守住的隘口”当地人称“风杠”，“铁丝沟”是当年红军从当地群众口中听来的音译地名，实际地名是“瓦斯沟”[2]。大渡河两岸很多地方都有这类重复地名——如瓦斯沟、海子山、菩萨岗。
风杠战斗很小。川军那个前哨排被击毙两人后转身就跑，红二团一路跟追，经圣宇庙、加郡老街、浏河坝、石碑湾、安家湾，在长沙坝将这个排的川军基本解决，然后接着往前进至瓦斯沟沟口……
在这里被石门坎要隘的敌机枪火力拦住了去路。
石门坎是海子山陡峭山脊上的一道险隘，正好卡在濒临河岸的往来人行小道上，其机枪火力可以居高临下封锁住瓦斯沟沟口，而这面山脊极其陡峭，只能容得一个人一个人地单行通过，进攻方根本无法发起冲击，掩护火力也因石门坎要隘地处拐角造成的射击死角难以奏效……
这石门坎的确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27日赶到龙八埠附近后的设防情况是这样的：曾子佩营以海子山小寨子为中心，依托石门坎要隘和险峻山势，就地筑工，向南防御;吴岗陵营则位于海子山—冷碛之间为第二线防御阵地;陈盈欧营为预备队，位于第四旅旅部和第十一团团部所在地龙八埠。[3]
这是一个“重叠设防”的部署——地形狭窄，也只能如此。
关于这场战斗的情况，战斗指挥员之一的邓华留下了回忆文字：
铁丝沟非常的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右边是很陡的高山，峭壁千仞，高耸入云。敌人即利用此天险顽强固守，同时敌住龙八埠的一个旅的主力，已赶来占领了铁丝沟的最高山及其隘路。开始，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驱逐隘路口的敌人，以一连向高山警戒，主力则迅速通过向泸定桥前进;后得教导营对河火力的援助，守隘路的敌人伤亡甚众，我们乘机以一部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正面同时冲击，决将敌人击退，占领了隘口，再追击前进。我们率前面的二营，折向铁丝沟的大高山佯攻，主力则由萧华同志率领，由正面迎击。背后是大河，前面是高山，敌人兵力地形都占优势，后退即有吃水的危险，只有往前面拼命，才是出路。此时真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经过有力的鼓动，全体指战员奋起了拼死的决心。特别是九连一班人绕至敌人后侧，几个手榴弹一打，敌人即已动摇。同时三团一部已赶到，战士勇气更高。最后一个反冲锋，便夺取了敌人的阵地。[4]
这个陈述基本属实，缺点就是过于简单——实际上这场战斗打得一点也不轻松。
双方在石门坎一线形成了僵持，红二团指挥员便盘算着“另想办法”。在仔细观察地形和了解敌情后，他们决定：随红二团行动的肖华指挥红二团主力继续从正面攻击，红二团政治委员邓华则率红二团二营一部从瓦斯沟南侧的张院子绕道，迂回海子山小寨子的曾营主阵地。
邓华这个“迂回”的距离至少有十来里路远，没一个多钟头根本完成不了。
红二团迂回部队刚走没多久，红一军团教导营就从西岸经过，营长陈士榘见这边红二团与石门坎守敌僵持不下，即令全营在与石门坎要隘隔河相望的店子上[5]展开火力支援。这一来实际上就拿住了石门坎守敌的命脉：石门坎要隘厉害是厉害，但这厉害是对沿东岸上行攻击者的厉害，而一旦面对彼岸毫无射界障碍和毫无射击死角的强悍火力，它就再也厉害不起来了!
红一军团教导营是和陈光师长率领的红二师师部和红六团一起行动的，实际上他们跟前卫红四团很紧。日前红四团翻过磨杠岭到奎武村后又继续冒雨前进，而紧随而至的他们则就地宿了营。29日起了个大早又急切上路疾行直奔泸定桥，营长陈士榘半道上看见了对岸红二团叩关艰难，便令教导营隔岸展开火力，出手相助给了一力……
教导营这“出手一助”的确很给力：教导营是红一军团培养和储备的干部精华，火力配备也很强。而店子上与石门坎之间射击距离不超过两百米，石门坎要隘毫无遮蔽毫无死角完全暴露在教导营凶悍的机枪和迫击炮(教导营装备有一门教学用的迫击炮)的火网之下，石门坎守军终于经受不住煎熬，“从海子山下面小道绕过吴营阵地退却”……[6]
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榘
如今的石门坎下已有宽敞的泸石公路通过，而且有一座钢缆吊桥与对岸的店子上相通，桥东头还戳着一座“石门坎战斗遗址”的石碑。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昔日天险已变通途。如果不是对这场战斗有过深入了解，如果没有登临海子山在已被废弃的崎岖小道上蹚过一遍，此间来来去去的过往者们已然很难感受和体验到当年那些跋涉者战斗者们所经历的艰险，以及他们“跨越雄关”的豪迈了。
实际上，那些无字的石头无言的小道，才是真正的碑啊!真正不可磨灭的丰碑啊!
差不多在石门坎守敌弃阵而逃的同时，邓华率领的红二团二营也迂回到了曾子佩营主阵地小寨子，此刻曾营官兵正准备开饭(注：川南习俗一天开两顿饭)，然而饭还没有端上来就被猝然而至的红军战士们一通手榴弹砸散了场子。此情此景，被当时与父亲一起躲在山洞里避祸的少年郑世杰所目击。
他多年后回忆道：
当时，曾营守军在开早饭。从悬崖陡坡攀登前进的红军，突然围住了小寨子阵地，四面呐喊道：“缴枪不杀!”敌人惊惶失措，连手榴弹的保险针也来不及抽掉就乱投一阵，红军拾起来，从容不迫地抽出保险倒投过去，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从正面攻打石门坎的红军也顺利到达了小寨子。[7]
这时已差不多是正午时分了。
曾子佩终于扛不住重击弃阵而走，而后面的吴岗陵营和作预备队的陈盈欧营则迅速填补了上来。杨开诚那个“重叠设防”的优越性也展现了出来：吴营的生力军和曾营的残兵纠结在一起，“据离小寨子约四、五里的大旋头和黄土岗进行还击”，红二团因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又与这两个营在此间形成了好几个小时的僵持。[8]
这个僵局直到随红二团跟进的红三团一部赶到后才得以结束。黄永胜、林龙发率红三团一部赶到后即攀上大旋头、黄土坡侧翼陡峭高坡，居高临下配合正面攻击的红二团向杨团两个营发起攻击。吴岗陵战至此时也打熬不住而萌生了退意，但已与红军胶着一处他已很难脱身，情急之中他命营附黄振赶到龙八埠第四旅旅部向袁镛求援，袁镛只好把他最后的本钱旅部手枪队押了上来，这才把残破的两个营接应下来，而这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9]
多年后，郑世杰老人仍然对当年场景记忆犹新：
当黄土岗和大旋头战斗时，我和爹躲在斜对面摔石岩的岩窝里观看：敌军着灰色军服，在黄土岗坡上卧倒，川造步枪声密集;红军穿的是黑色军服，用的多是汉阳造步枪，为了节约子弹，决不乱发一枪，他们的枪声听得很清楚，进攻的人数也不多，常常是提着枪向前冲十多步后，卧下歇一歇，再向前冲，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要听到他们枪一响，黄土岗的敌人就要倒下去一个。
与石门坎、黄土岗战斗的同时，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挺进的红军，也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行进，并与东岸红军遥相呼应。守宜乐渡口的敌人曾向对岸打了几十枪，红军根本不予理睬，并喊话说：“弟兄们，不必打，到红军这边来，一月发二十个大洋的饷”。敌人射击不中，自讨没趣，随即撤走。后又用迫击炮来吊，炮弹落的地方，往往离红军很远，红军听到敌人迫击炮的响声后，立即原地坐下，等炮弹落地后，又起身前进。黄土岗战斗结束后，炮击声也随之停止了。[10]
给红军带过路的陈朝富老人(已故)
2004年5月1日，笔者曾在海子山上的海子村与一位名为何正修的目击老者询问过这场战事。何正修老人称：吴营长他们退下来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多钟了，一路上啥子东西都在甩噢!那边林子头有个坟坝坝儿，里头就埋了当年打仗死的那些人，有十八个坟是吴营长他们的，只有一个是红军的……
会合后的红二、红三团继续追击，过了海子村即兵分两路：邓华等率红二团一个营、红三团已收拢的五个连经沈村、冷碛直奔泸定[11]，刘、聂首长亦随后跟进;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则率红二团主力以及正陆续赶来的红三团一部，直扑海子山北麓的龙八埠川军第四旅旅部。
郑世杰老人回忆：“敌军溃退后，追击的红军大约在午后四五点钟经过沈村堡子”[12];川军张伯言等河防诸将回忆：“时已午后四五点钟，红军跟踪追击”[13];曾为红军带路去龙八埠的陈朝富老人(家住沈村)2004年5月1日对询及此事的笔者言：“那哈哈儿，太阳都快落山了……”[14]
[图4-5-1：家住沈村、给红军带过路的陈朝富老人(已故)(占半幅)]
红一军团《战士报》是这样总结石门坎—海子山战斗的：
敌人一团在依河边隘路死守高不可登的大山，“决”部勇敢强攻，卒将敌全部击溃，缴枪百余枝，俘护[获]五六十名，获子弹手榴弹甚多，这更有力的促成了“勇”部夺取泸定桥的胜利，保证我部安全的渡河。[15]
此处所言的“决”部，就是龙振文、邓华所率的红二团。
面对正向自己扑来的红一师一部，龙八埠的川军第四旅旅长的袁镛已然没有了继续死扛下去的信心，而是准备转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撤逃——化林坪、飞越岭也是两道险隘，在那里还有第十团谢洪康为后援。袁镛自认为收容了溃兵或许还可以勉力一战，再不济还可以向汉源撤逃……
至于“掩护泸定”的重任，袁旅长这会儿是根本就顾不上了。
那就让李全山“自祈多福”吧!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五十里外的泸定桥，也打了起来。
红四团，开始夺桥了!
[图4-5-2：石门坎—瓦斯沟—海子山—龙八埠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9日)(占1幅)]
——数十年后，成都驴友、军史爱好者乔振德、张钦华，泸定县原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和笔者等，多次对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两岸行军路线进行了徒步踏勘，基本弄清了这些行军路线的里程和战斗发生情况。并首次提供了详尽的考察报告，2020年第5期《军事史林》杂志予以刊发。
中央红军右纵队红一师主力从加郡-得妥奔袭泸定桥行军路线及战斗情况（1935年5月29日）
注释
[1]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瓦斯”是藏语译音，意即此地地势如水槽一般狭窄。参见泸定县地名领导小姐：《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地名录》第42页，1987年6月印刷。
[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泸定县志》第20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4]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2～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5]地名，现德威大桥西桥头。
[6]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泸定县志》第20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7]郑世杰：《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3页。
[8]郑世杰：《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3页。
[9]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泸定县志》第20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0]郑世杰：《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4页。
[1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2]郑世杰：《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4页。
[1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泸定县志》第20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4]2004年5月1日陈朝富口述。
[15]《大渡河战役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战士报》第186期)》，《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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