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来，李锐披着“毛泽东秘书”的外衣，疯狂咒骂毛泽东主席，甚至称其“罪恶滔天”，叫嚷我党非法，要“改名称” ，“为的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直至最近几年还在念念不忘“唯忧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真可谓在“非毛反毛”上极尽所能。
那么，李锐果真是“毛泽东的秘书”，甚至“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之一吗?
此话要从《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中的两个注释说起。
在此书的第三卷283页记录：“1月18日下午，主持南宁会议。会议讨论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锐[1]的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的工作。”而这个注释[1]写道：“李锐，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在此书的第四卷11页记录：“(十五)李锐[2]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而这个注释[2]写道：“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据《毛泽东年谱》第四卷11页记录，毛主席在上海会议时确实提出过，要在几个部委找几个通信员：“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
除此之外，经笔者查询，整整九卷《毛泽东年谱》，别无他处记录毛泽东主席有通信秘书一职，而且是仅此一人自称作毛主席的通信秘书。此外，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两卷，洋洋洒洒130余万字，竟无一处提及毛泽东主席的这个秘书李锐?
李锐如果真的是“毛泽东秘书”，那么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何几十年来，中央公开的正式文件中，关于李锐是否做过毛泽东秘书一事，竟然一直查无实据？为什么这些年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写了那么多回忆文章，却无人提及？
好在李锐自已多次讲了此事，而且讲得较清楚。笔者研究了一下，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958年初南宁会议接近尾声时，我是为三峡问题去与会的。我与林一山关于三峡问题的发生争论。‘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三峡的争论结束了，可是一种百年难遇幸运却降临到我身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辩论结束这之后，毛泽东以秀才的名义嘉奖我，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作推辞，结果还是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毛泽东秘书手记》，第373页)
在另一处，李锐还讲到，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到这个问题时，把这种“兼职秘书”称为“通讯员。”他说：“我要找通讯员，一部一个，人由我自己找。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么我不可以找?我已经找了个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第220页)
只不过按照李锐自己的这种说法，他当的也只是毛主席的临时性质的“兼职秘书”，而不是毛主席“(常规)秘书。”这种临时性质的“兼职秘书”，一个部委要有一个，确切地说应该是是“通讯员”。不然，一部委有一个，那还不秘书成灾?
再结合《毛泽东年谱》中的关于在部委寻找通信员记载，毛主席的本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找几位通信员”，目的是直接向他反映中央各部的工作实情。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按照中央党史研究院的说法，所谓的“通信秘书”，最多只能算是在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提出的要在各部位找出的用来汇报工作的通信员，是一份临时差使，而非职务;至于选没选择李锐以及到底选择了谁，官方资料没有记录。至于按李锐自己说法，他当的也只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而毛主席让他充当的不过是“通信员”，而且要在中央部委中都各找一个;并且，前后时间总计也就短短的19个月，因此是临时性质的。
不过，笔者还是要在这里强调几点：
一是为何当时选择的其它通信员没有冒出头来，声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秘书。
二是既然李锐最多是一个临时性质的通信员，负责汇报工作，那他就不会有很多机会接近毛主席来汇报（通信员在我党惯例中是用书信的方式汇报工作的），也就无从得知他自己书中所写的那些关于毛主席的不合逻辑、不堪入目的谣言。
从整套《毛泽东年谱》来看，有记载的李锐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者他到场旁听毛主席讲话不过寥寥数次：
1958年1月18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南宁会议。会议讨论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锐的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
1958年2月21日晚上，毛主席同陈伯达、胡乔木、李锐谈话。
1959年4月27日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部分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刘澜波、余秋里、刘景范、李葆华、吕正操(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李锐。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1959年7月11日晚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周小舟等向毛泽东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多谈多听缺点。他们建议将现在按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接受这个意见。)。(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干部会像蒋干一样抱怨，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1959年7月17日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1959年7月29日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1959年7月30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在庐山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8月1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继续举行。这两场常委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都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
庐山会议期间，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这三次谈话，都是涉及彭德怀问题的，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笔者必须强调，这些内容，在《毛泽东年谱》、《彭德怀自述》以及《黄克诚自述》中都有明明白白的记载，根本不存在什么李锐独家消息。
由此观之，李锐根本称不上对毛主席的工作和生活很熟悉。
但是，实际上，李锐却以“毛泽东秘书手记”作为其反毛大部头专著的书名，实属招谣撞骗。国内官方史家却很少对此类谣言进行批驳，这一点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肖凡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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