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放后获得新生
泉州浮桥镇是个有名的古镇，位于晋江与浯江的汇合处。此地风光秀丽，江上帆影不绝，岸上古渡头的榕树，与浮桥、双髻山倒影相融，自古有“浯江月色胜唐诗”之说。
北宋年间泉州郡守陆广，在此地“造舟为梁”，俗称“浮桥”。南宋绍北二十年，改建石桥，工程浩大，耗时二十年建成。从此，古镇水陆便捷，商贾簇聚，物贸昌盛。
朱赞成经村里人介绍，来到兴记米行当学徒，这一年他十五岁。兴记米行在镇上是个老字号大米店，座落在繁华的街道上，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泉州米行中颇有影响。
米店的老板对待学徒十分苛刻，第一年要从给老板做家务干起，劈柴、挑水、打扫庭院、冲洗茅厕以及搬运或跑脚等等活儿，全是新学徒每天必须要做好的份内之事，老板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朱赞成几乎天天都是起三更睡半夜，拼命地干活，劳累不堪，然而他坚持着苦熬硬撑，尽心尽力去干好每一件活儿，尽管如此，仍是常受到老板家人的挑剔和训斥。为了得到今后的发展，朱赞成只有忍声吞气，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撑过了第一年。
第二年老板就让朱赞成搬到米店里去住了。此时，他才算正式跟着老店员学习在柜台上做生意。店中对学徒的规矩极严厉，学徒要比老店员早起床，先在柜台上操练算盘，练完了才能吃饭。老店员未来上班前，学徒要先把店里的杂事都做好了，等候着老店员进店上班，由他们喊一声开店门，学徒才可以开店迎客，一天的生意就开始了。
老店员可以随坐随站在柜台内差使学徒，学徒只能站在柜台外边迎接顾客，若遇到有身份的顾客，眼尖的老店员一声招呼，学徒马上就要笑脸相迎，泡茶递烟，恭候差遣，随时准备为顾客送货上门。米店的生意很好，中午老店员可以轮着休息，学徒不能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市，九点以后才能关店门。关门后待到老店员纷纷离去，学徒还得收拾好柜台和店内。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朱赞成就在柜台的煤油灯下，一个人噼啪噼啪地苦练算盘和心算，练累练困了才肯歇息。
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朱赞成始终墨守成规。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人老实，办事认真，逐渐地被老板看好。这一年米店生意很兴旺，老板见朱赞成聪明勤快，过年时给了他八块大洋。这可是他第一次赚到钱了，欢天喜地回家过年，把钱交给母亲。朱母十分高兴，特地到镇上为儿子做了二套新衣，她想让儿子能有模有样，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人。
转眼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朱赞成出徒后当上正式店员。这时的他，已经对米店里业务十分熟练，对于店铺的生意经也颇具心得。他以敬业勤快，热情礼貌，处处体现出敬奉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宗旨。每当顾客进门，他就笑脸相迎，百问不烦，百挑不厌，以诚待客，童叟无欺，当顾客要走，就吉言相送，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虽然已经成为店员，但还是保持学徒时的姿态，每天一上班就恭候在柜台前，给顾客提供周到勤快的服务，这让米店老板很满意，次年就破例给他加了工资，此时他的月薪已经相当于买两担稻谷的法币，这让从小就志向不高的朱赞成有了满足感。如果不是国内形势这时发生剧烈大动荡，也许朱赞成会在这家米店里当个终生店员，平平安安地终其一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结果内战一直打了二年，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快要撑不住了，国内市场物价不断暴涨，流通的法币持续暴跌。这时泉州市每担稻谷由年初4.6万元法币，飞涨到12月80万元法币，这让米店的生意很快就跌入低谷。
起初，米店老板以为这只是时局一时困顿，就号召全体店员克服困难，同南京政府共度难关。他没料到，苦苦硬撑到次年8月，南京政府突然颁布《金圆劵发行办法》，宣布实行金融改革，废止法币，以一元金圆劵收兑300元法币。一时间，泉州市场上商品奇缺，立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此举就象在民间公开抢钱，导致金圆劵面世不久即遭暴跌，引发了全国乃至泉州市民疯狂的抢购潮。米店老板也深受其害，叫苦不迭，他想转嫁危机，坚持用金圆劵发薪水，可是遭到了店员们的集体拒绝，大家提出要用店里的大米折算工资。老板眼珠一转，提出月初发薪月底折算领米。面对金圆劵天天贬值，店员们当然不能接受，双方就此僵持不下，于是店员们自发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几天后老板扛不住了，这才勉强接受店员们的要求。
这次米店里的罢工，完全是店员们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老板却认为肯定是有人领头，推测此人就是朱赞成。其实，这是一种无端推测，朱赞成当时只不过是年青气盛，言行略显血气方刚，与老板抗争时比别人的声音大些而已。就此以后，老板内心里对朱赞成产生出了嫌隙。
1948年底，南京政府为了挽救败局，下令在南方各省强行征兵，福建省各地相继出现了抓壮丁的高潮。12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下令在泉州地区组建第121军325师，兵源就地征招。
泉州市当时是福建省第四行政专区，三年内战使这里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此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真实消息，中央日报和电台再也无法掩盖了，蒋统区残余政权实际上处于垂死挣扎之中，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应征去当炮灰，这让国民党专员十分头痛，仓皇之中下令在辖区各乡镇摊派名额，让当地保长带领保安团去抓壮丁。此举就等于给了保安团打劫民财的机会，他们层层摊派敲诈勒索，闹得遍地鸡犬不宁。米店老板的亲属被摊上了名额，他不得不去乞求保长和保安团长。保安团长收下金条继续刁难，要求找人来顶替，这让老板左右犯难，情急之下陡生歹意，“举荐”了店员朱赞成。幸好，乡公所有个朱氏宗亲得知此事，不禁一惊，想到朱榜家两代单传，于心不忍，赶紧通风报信。朱赞成连家都不敢回，悄悄溜出店门，只身逃往晋江县青阳镇，在一位好友家中躲藏了起来。
没想到国民党第325师师部就设在青阳镇，此处抓丁拉夫的声势比浮桥镇还大，朱赞成藏匿了几天以后，感觉此地不宜久留，就在好友的帮助下，隐姓埋名逃往石狮镇，进入一家米店当店员，一边打工解决生计，一边苦等时局的变化。
转眼功夫只过了半年，当地时局就发生翻天地覆地的大变化。泉州地区早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此地已经播种下了红色火种，经过二十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和发展壮大，中共地下党已经拥有和掌握二万余人的武装队伍。为了配合三野十兵团解放泉州城，1949年5月至6月，中共地下党的武装团队就主动发起进攻，先后攻下了安溪县和永春县的城关，成立起人民民主的县政府，开始有效地瓦解即将崩溃的当地旧政权。
8月31日上午，中共地下党泉州武装团队千余人兵不血刃，一鼓作气占领了整个泉州城区。同日下午，解放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在城内与地下党的武装团队胜利会师。从此，古老的泉州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共产党来了!朱赞成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太高兴啦，归心似箭。在回家的路上，朱赞成无比兴奋，突然有了一种可以抬头做人的感觉——这可不是在梦里哦，现在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家里，可以昂首大步回到兴记米店，可以自由激情地奔走在大街上，汇入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沸腾人流之中……
可是在此之前，朱赞成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似乎还是一张白纸。他在米店当店员时，从不关心和过问政治，甚至不知晓政治为何物?偶尔见顾客谈论着国共两党打内战争天下，他总是小心翼翼恪守着老板定下“莫谈国事”的店规，一概不闻不问。可是，自从遭遇抓壮丁狼狈出逃以后，他就本能地关心起时局起来了。从法币贬值、兑换金圆劵、发生抢购风潮这些民不聊生的大动荡中，他也像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从内心厌恶现政权的腐败无能。
就在四处躲藏的日子里，朱赞成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大众拥护共产党和反蒋反战的沸腾民意。他开始渐渐地痛恨起国民党政权，几经寻思方才觉醒，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害得天下大乱，害得自己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对于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坏政府，当然是越快倒台越好了!所以，当他获悉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打垮的消息，自然就替共产党感到高兴，打心眼里欢迎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好人政权。
1949年9月上旬，泉州地区以及各县的人民政权，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陆续建立了起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更是尤如黄钟大吕震撼了大江南北。
朱赞成当时年仅二十岁，闻讯后异常兴奋，在心里高兴地想：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总算被盼来了。然而，当时的朱赞成是绝对想不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也会跟随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被新时代的巨大潮流，无声无息地彻底改变了。
当朱赞成重新出现在兴记米店时，发现老板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变得明显的恭谦起来，但他在心里并不诧异，知道是老板做了亏心事的结果。在遭遇抓壮丁之际，朱赞成恨透了老板出卖自己去顶替壮丁的劣迹，内心深处时不时恨恨地暗想着，日后一定要找老板讨回公道。可没想到，他回到店里与老板第一个照面，自己还没开口，老板马上就陪着笑脸迎了上来，请他立马到柜台里面上班，还让账房先生补发他出逃时的工资。朱赞成心里明白，这是老板在认错赎罪，于是便淡淡一笑，从此不再提起这码事了。
泉州历史上是个缺粮地区，新的人民政权为了稳定民心，采取了坚决抑制市场粮价的措施，这对习惯于操纵粮价牟取暴利的粮商们十分不利。他们表面上服从人民政府的限价政策，暗地里却让伙计在大米售出前，掺些霉变的坏米或者砂子，甚至还泼洒些水增加大米重量。对于这些奸商们的劣行，政府人员曾经多次告诫和教育过，但因缺少管理手段屡禁不止，市民们对此事多有抱怨，粮商们乘机把责任推到军管会的身上，说这都是征收公粮过多造成的，实属被逼无奈的结果。于是，地委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去摸清情况，为着手整顿粮食市场作好准备。
有一天上午，米店来了一位穿便装腰间佩手枪的干部，带他来的是一位乡里的干部。乡干部向米店老板介绍说：“这是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同志，姓王，你就叫他王同志吧，是专门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的”。他要求米店老板好好配合，说完就走了。米店老板立即殷勤接待，连忙请王同志入座上茶，还招呼伙计到酒楼定席，说是要摆接风宴，却被王同志婉言谢绝了。他向米店老板简单询问了经营情况以后，就在店里随意走走看看，来到了柜台旁边，仔细察看不同粮食的标价和质量，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随后仅向老板索要了店员的名册，便与老板告辞了。
米店老板看着王同志的背影远去，一头雾水不明其来意，店员们也在心里七猜八想，可是当着老板的面谁也不敢乱说。
几天过后，有一位店员向老板报告说，工作组王同志到他家里来走访，专门调查店里有无违法经营的情况，老板一听紧张起来，马上追问其他店员，个个支支吾吾，只有朱赞成十分坦然，承认王同志来过自己家，也找他调查店里经营的情况，他已经把店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了王同志。朱赞成还告诉老板，王同志让他动员老板主动向工作组坦白，争取政府的从宽处理。可是，自己弄不明白政府从宽处理是啥意思，非常担心老板去自首就会被关进大牢，米店也要关门，大家都要失业，所以一直很犹豫，不知道王同志的话该不该传?自己正在为这事犯愁呢，这不，老板您就问到头上来了。
米店老板也是个颇有阅历的人物，立即明白那些支支吾吾的人，肯定也是向工作组王同志道出了店里的实情，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便决定向工作组坦白交代。
原来米店老板在市场粮食供需紧张时，不但缺斤少两，也往新米里掺杂陈米，时不时也偷掺和点细砂，甚至还采用喷水让大米增加重量。这本是米行趁着内战、乱中取利的公开秘密，可是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对粮价实行抑制政策，引发米行老板们不满，就想钻新政权空子，联手串通故伎重演。他们揣测共产党刚得天下，肯定管不过来，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动向后，米店的老板已经看出来了，共产党有着一群挺会认真办事的干部，不好对付呢!他不想在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自己给自己惹事，所以当王同志再次来到米店送还名册时，老板就主动坦白了自己卖米掺假的行为，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决不再犯。在王同志的教育下，米店老板也向店员们作出承诺，保证今后一定诚信经营，绝不会再做损害米店信誉的事情。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这位王同志的姓名叫王传胪，是本地惠安县人，早年就参加地下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这次王传胪带着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浮桥镇，是因为此地是泉州的粮食水运集散地之一。他几乎走访了全镇大小米店的老板和店员，在与众多人接触和交谈中发觉，朱赞成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店员，却很熟悉浮桥镇粮食市场的商情，尤其是对镇里几家大米店的进货渠道、进出价格、以及数量和品质了如指掌。通过此事，他对朱赞成的聪明和记忆力，留下了挺不错的印象。
两个月后，地委工作组综合了调查各地的情况，向地委作出汇报。工作组认为，全区各地存在着某些地主和粮商相互勾结，蓄意破坏军粮征购的严重情况。地主们不愿被多征军粮，就把收来的新粮悄悄卖给了粮商，又在征粮时假装哭穷，用少量的陈年旧谷来应付军粮征购，而粮商们乘机掺假坑民，两头发财，严重扰乱了粮食市场的秩序，因此建议地委要予以打击。同时，工作组也分析了全区产粮和存粮不足的现状，认为目前要同时兼顾军粮与市场供应相互平衡，建议地委减少本地筹粮支前的指标，请求省里从其他产粮区紧急调拨，以确保闽南前线部队的军粮供应。
地委迅速采纳了工作组的意见，保证了正在横扫残敌大部队的军粮供应，也稳定住全区粮食市场的供给。
由于兴记米行老板及时识得时务，他的坦白交代轻松过关，获得了政府只教育不处理的宽大，结果是毫发未损。可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立场又发生了动摇。
泉州地区是个繁荣的侨区。在解放初期，收音机还是奢侈品，但在泉州侨属和富裕人家中，已经不少家庭拥有了收音机。此时，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加强对大陆的反动宣传，大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了，大陆中共政权的未日即将来临。这种宣传对于与共产党心存介蒂、时刻梦想复辟的人来说，在政治上极具煽动力。
米店老板常常夜晚守在收音机旁，悄悄偷听着台湾和国外电台。在白天，他交代完店务就匆匆赶去与同类相聚，不亦乐乎地在茶馆里互通消息，窃窃私语议论起天下大事。这时有关韩战时局的外电报道，几乎全是向着一边倒，喧嚣着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已成定局，于是乎泉州有一些人蠢蠢欲动起来，仿佛大陆很快就要变天了。米店老板经不起煽动，有一天回到米店就挺直腰杆放话：“从今天起，店里有哪位做事敢不听我话的，就别怪我对不起他了，马上就把他解雇掉”。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正在掀起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志愿军捐款捐物。米店里一些店员见老板没动静，也就不敢响应国家的号召，只有朱赞成和少数店员不顾老板的态度，他们几个人公开走上街头，踊跃给国家捐款，还动员说服其他商店的店员也参加捐款。这让米店老板聚会茶馆时，受到了同类们的奚落，感觉很没脸面，心里老大不痛快，总想找个茬报复朱赞成，可是呢，苦于没有由头下手，经过三思之后，就对一位参加捐款的店员，抓住他工作中无关紧要的差错，小题大做，杀鸡骇猴，借故把他解雇出米店。
类似的情况也同时出现在镇上几家商店，这种事很不正常但又不违背商道规矩。被解雇的店员等于断了生计，他们明知老板们是拿进步店员出气，在心里憋屈又无法反抗，要想去找政府反映，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诉求，真是苦闷犯难呀!
由于这些人都是同镇的熟人，烦恼时就坐在一起，相互诉说失业后生活的难处，聊着说着，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要请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就是朱赞成。他们一致公认朱赞成在镇上众多商铺的店员中，是一位遇事很有主意，为人又急公好义，不怕出头露面的人物。于是便在约定的时间里，大家就一起上门找朱赞成，要求他出面带领自己去共产党的“衙门”，去找能够管民生的大干部反映失业的遭遇。其实朱赞成早就看穿老板的居心，在心里也为被解雇的店员打报不平，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啥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被解雇的那个店员，带着几个同样命运的熟人一起找上门来，这让性格豪爽的朱赞成，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
建国之初的新解放区，使刚获得翻身的南方劳苦大众，他们世代渴求不受压迫和欺侮的愿望，终于在共产党执政后被激发出来了。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强势宣传的结果，更是当时那些接管旧政权的共产党人，以他们言行一致的良好作风，给了新解放区人民留下太多的良好印象，很快就让这些还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普及“解放思想”的第一课——共产党是全天下劳动人民的大靠山!便是在这些现实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开始改变朱赞成的思维方向。
朱赞成欣然接受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启蒙，随之思维和行为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他首先想到是自己去动员别人为国家捐款，别人是听自己的话，才有了被开除的结果，显然事端是自己惹出来的，做人就应该挺身而出，绝不能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也想到了，这次老板不解雇自己只是一时隐忍，此事是由于自己想跟共产党走才引来的后果，说不定哪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再次得罪老板呢，别人被开除的今天，也许就是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明天，所以他也觉得有必要去找“大靠山”，去讨教个能够对付老板的好办法!此时的朱赞成，正是个热血青年，干练豪爽，为人正直，又有点文化和见识，所以在共产党政权大定之初，他凭着自身一介平民敢于仗义执言的特质，便在这次路见不平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第二天上午，朱赞成同几个被开除的店员一起去地委大院。这是一群从未进过“官衙门”与官员打过交道的平头百姓，在他们的眼里，政府所在地就是解放前大官们办公的那个“官衙门”，一定是同国民党一样戒备森严，大门口的卫兵让不让老百姓进去见官，谁也不敢肯定。在路上，他们个个惴惴不安，朱赞成也是一个样。可是，当他们来到地委大院的门口，一切顾虑随即烟消云散。
守卫大门的解放军战士略加盘问，传达室里就出来一位穿便装的干部，态度热情和蔼地接待了他们，听过来意之后，就把他们带进大院里挂着工会筹备处牌子的办公室，便请出领导同志出来接访。
真是无巧不成书。朱赞成万万没想到，出来接待的竟是与他相识的王同志。此时，王传胪同志已经是泉州市工会筹备处负责人之一。他很认真地听完朱赞成等人的倾诉，而后耐心认真地向他们宣讲前不久地委刚召开的工会工作会议的精神。地委已经布署要把全区各行业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还准备救济失业职工。听了王传胪的一番话，虽然没有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却让朱赞成等人如同沐浴春风，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给弱势民众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
王传胪还赞许了他们为抗美援朝积极捐款的爱党爱国的行为，同时也宣讲了一些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方的政策。王传胪开导说：“共产党搞革命是有不同的对象，对拿枪的和不拿枪的不一样，对地主阶级和工商资本家不一样，一个要彻底打倒，一个要争取和改造，该打倒的已经做到了，对争取和改造的是需要时间的”。尽管这番革命大道理让这些人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朱赞成还是记在心头回味了很久。谈话谈到结束时，王传胪就用很明确的态度，对朱赞成等人说：“你们不需要再等多久了，浮桥镇的工会组织马上就要成立，到那时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们解决问题”。
在上访回来的一路上，大家很兴奋地交谈着各自的感言，心绪十分畅快。他们凭着赞叹共产党干部良好印象的天然直觉，相信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会说到做到。
果不其然，一个月以后，王传胪同志带着市工会的人来到浮桥镇，成立起浮桥镇工商业的店员工会，朱赞成被公选为职工(店员)代表，不久又当选为主席。
这一年朱赞成才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当年店员工会主席还不是脱产干部，这种不脱产的兼职可真是有点儿沉重——为争取店员们合法权利是需要有胆有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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