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1];乔君[2]
机构:[1]日本京都大学,京都 60685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报道，它是可以和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John Reed,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1919)相媲美的革命作品。因为这本书，世界才开始了解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形象和历史、毛泽东自述和关于长征的传说，以及根据地人民生机勃勃的生活。这本书的出版大大震惊了当时全世界的读者，直到今天还被视为第一手的资料和经典。斯诺的采访和该书的出版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近年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几乎不再有人阅读这部经典。1961年，为该书增订版撰写引言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对它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出如下解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首次介绍了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的有关历史及其出身，而且还指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运动的未来前景。更难能可贵的是，埃德加·斯诺的这部书，作为历史的记录和一种大趋势的预示，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这种“运动的未来前景”“大趋势的预示”已失去其现实意义，关于毛泽东和中共的印象与评价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不读《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原因，也可能与这一“未来前景”的消失有某种关系。
那么，在条件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可以将《红星照耀中国》作为和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毛泽东传记密切相关的第一手资料，重新审视斯诺的采访和这本书的写作及出版的价值，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本文通过大量资料，介绍、研究《红星照耀中国》的各种版本。通过比较英文原书的各种版本，可以探究该书的成书过程以及斯诺各个时期观点和想法的变化。通过挖掘与《红星照耀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日本、苏联等三个国家处理和介绍这部名著的情况，可以使该书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如实反映这些国家及其体制变化的一个标志。
关于埃德加·斯诺，已经出版了多部英文的研究型传记以及数量很多的中文读物和纪念文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汉密尔顿与托马斯分别收集美国各地大量的斯诺文书和采访有关人员而完成的《埃德加·斯诺传》和《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本文许多内容依据的就是这两本书。关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以外的情况和接受斯诺采访的中共的情况，这两本书缺乏深刻理解，本文将在弥补这一不足的过程中加以论述。
一、《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1936年10月下旬，埃德加·斯诺结束在陕北中共根据地的采访后回到北平。在《红星照耀中国》单行本第一版出版之前，他将相当于该书各章节的原稿，以特约记者的名义部分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等报纸上。可以确认的有，除返回北平后不久路透社对斯诺的采访外，最早刊登相关消息的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1936年11月14日、21日发表的斯诺关于毛泽东的采访报道(内容为关于中共的政策)，并附有毛泽东的照片。从西安事变解决后的1936年12月30日至1937年3月，伦敦《每日先驱报》陆续发表斯诺的采访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Truth about Red China)，并附有照片。
此外，斯诺在陕北拍摄的许多照片以及中共有关人士提供的照片，在当时而言，确实称得上独家照片。将这些照片汇集发表的是当时刚刚创刊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该杂志分1937年1月25日和2月1日两期，刊登了40多张带有说明的照片。据说，包括未发表的部分照片在内，当时该杂志以每张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73张。
毛泽东讲述自己半生经历(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是《红星照耀中国》最精彩的部分。1937年7月至11月，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连载了这部分内容。因为这些采访报道在报刊先期发表，一直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斯诺在新闻界已相当出名。1937年底之前，斯诺关于中共地区采访内容的发表情况见下表(其中有底纹标记的是在中国发行的英文刊物)。
1．戈兰茨(Victor Gollancz)版(1937年)
斯诺在杂志发表其采访记录的同时进行了汇总和修订，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的1937年7月下旬完稿，由一直和斯诺关系密切的伦敦左派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即戈兰茨版或英国版《红星照耀中国》。这一版分精装本和简装本，内容相同，只是照片的配置有所不同。简装本中有16张照片连续放置在书的中间，而精装本则是分散放置的。
戈兰茨版和后述美国版一起很快就再版，在出版界引起了轰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的销售情况、反响及书评，在托马斯的《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中有详细描述，此处不赘。
2．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初版(1938年)
在戈兰茨版出版三个月之后的1938年1月，美国版《红星照耀中国》由纽约一家大型出版社———兰登书屋出版发行。其实，斯诺早在1934年3月就和兰登书屋签署了出版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书籍的合同(计划于1934年底出版)，并接受了750美元的费用。由此可以推测，只有兰登书屋版才是应该出版的最原始的英文版，而戈兰茨版是因为与斯诺有着某种同志关系，并且将英国版与美国版相区别而先行出版的。与戈兰茨版不同，美国版对照片进行了大幅更换和增加，共有61幅照片，结构和内容没有变化。
兰登书屋版最大的特色就是照片的充实。如前所述，在戈兰茨版出版之前，斯诺所拍照片及中共有关人员提供的照片就已经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或转让了40多张。在该杂志刊登的照片中，有20张左右是兰登书屋版也使用的照片。但奇怪的是，戈兰茨版一张也没有用。那些照片在杂志上先行发表或转让，兰登书屋版照片的充实，可能是因为戈兰茨版和原来的合同对象兰登书屋之间，在照片使用权利上存在不同限制。
在英文的新闻界，照片使用的权利意识比较强，斯诺所拍毛泽东的照片是最有名的照片。也许是《生活》杂志已经购买的缘故，戈兰茨版和兰登书屋版及以后的英文版一直使用的是其他照片。但是，选择使用并不很端正、略显土气的照片，与其说是著作权的原因，不如说是要表现斯诺的毛泽东观。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位十分朴实的人物，因而照片的选择足以反映斯诺的这种毛泽东观。
总之，直到今天，《红星照耀中国》收录并由斯诺带回的许多采访照片，仍然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第一手材料，对此后中共和毛泽东形象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过，这些照片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复制、加工和再利用，现在一部分照片的拍摄者、地点、时间等信息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关于斯诺的照片，期待能构建成有关拍摄和最早出现的各种信息的数据库。
3．兰登书屋第一次修订版(1938年)
1938年兰登书屋版发行第一版后，当年(大概是秋天)又出版了修订版。这个修订版在结构、内容、字句上都有变化。结构方面，最后增加了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正如标题所示，这一章记述了日中战争爆发后关于战争的评论，甚至记述了1938年7月时的状况。
1938年修订版在内容方面的变化，虽然分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因顾及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作的修改和删除。虽然斯诺对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同感，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理解，但他毕竟只是一名记者，而不是左派人士或共产党员。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著述值得信赖和充满魅力，部分理由就是他的这种政治立场。但他同时也持有对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以及有专制倾向的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他在英文版初版中，虽然情绪很微妙，但表现出了这种不满，这遭到以美国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党派的批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充满某种新奇和称赞的《红星照耀中国》，意外地遭到了左派而不是右派的批评。特别是在当时的共产党各派中，表达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路线的疑虑，甚至是暗示，往往也会被认为是“托派”的观点。
现在不会有读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和托派思想、托派运动有关联。但在当时，对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的人来说，保持和所谓“托派”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概而言之，当时的“托派”将走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产国际、苏联的方针，说成是一个丧失了无产阶级主体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错误道路，并加以猛烈抨击。对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指责宣扬这些极左言论的“托派”破坏统一战线，是为法西斯服务的革命的背叛者，甚至是卖国贼。而且不仅仅是指责，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即使是少数，如果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唱反调，都会被戴上“托派”帽子，成为镇压和肃清的对象。
一般来说，自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反托派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伴随着肃清运动，也曾出现许多严酷斗争的情况。其实早在1936年6月，这正是斯诺前往陕北的时候，由中共党员冯雪峰执笔并以鲁迅名义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所谓“反托”在左派人士中已经是非常突出的问题了。就在斯诺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就给他讲解“托派”主张的错误，由此可见当时反托派运动已经渗入中共的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方针，中共对国民党采取接近、合作的政策。对此感到害怕的斯诺在北平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同时，偶尔也会将这种畏惧感通过书信告诉正在延安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对此，海伦·斯诺在介绍延安气氛的同时，也向丈夫提出忠告说:“如果你要象你来信中说的那样去写(《红星照耀中国》)”，在“左翼分子被称为托派”的情况下，“一定会树敌不少”。果然，《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海伦·斯诺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斯诺对于共产国际积极推进统一战线所持的怀疑态度，被左派人士看成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否与托派思想保持距离，正是当时左翼文化界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对《红星照耀中国》进行激烈批判的左翼文化人士之一，就是当时在华的原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1941，笔名Asiaticus)。他在1938年6月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上与斯诺展开争论。他甚至亲自前往延安，直接询问毛泽东对《红星照耀中国》的评价，但据说毛泽东反而支持斯诺。不过，斯诺很久之后才知道此事。其实，1938年7月他到访武汉时，当地的中共干部秦邦宪(博古)在谈到《红星照耀中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关系的论述时说:“你的批评有点过火。你说的都是真话，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目前不愿意谈这些事。”
同样的声音还来自于美国共产党，当初他们不把《红星照耀中国》放在系列书店里，就是对斯诺最好的回答。在密苏里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斯诺文献中，保留着一封斯诺1938年3月写给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的信。信中表示在以后的修订版中，他将自主删除对共产党的批评内容。在当时美国左翼界不容许有一言半句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满言论的隐形压力和氛围中，斯诺不得不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斯诺是在对1938年1月初版提出批评和意见后的春天到夏天进行修订的。他离开北平后到了上海。他所作的修订如下文所述:
And finally,of course,the political ideology,tactical line,and theore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been under the close guidance,if not positive detailed direction,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which during the past decade has become virtually a bureau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In final analysis this means that for better or worse,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like Communists in every other country,have had to fall in line with,and usually subordinate themselves to,the broad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Soviet Russia,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Stalin．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专制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除此之外，还有好几处以同样的倾向和理由进行了修正，但没有和白劳德约好的一样做全部删除，还有不少地方保留了对斯大林不满的内容。对斯诺而言，如果所有内容都和美国共产党保持一个论调，大概是他的记者精神所不允许的。
那么，真正的“托派”是如何看待《红星照耀中国》的呢?在“托派”这一政治帽子开始横行的当时，被称为真正“托派”的哈罗德·伊罗生(H.Isaacs)在自己的著作《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是这样评论《红星照耀中国》的:
斯诺中伤说:“托派们因其‘立场的逻辑’而依从蒋介石，并向警察出卖自己的同志”，其实他那句话是人云亦云，他自己一点也没有理解托派的“立场的逻辑”。同时，他根据自己的立场这一个奇怪的“逻辑”，对依从蒋介石、并将工人农民出卖给资产阶级的共产党给予热烈的赞美。
也就是说，在伊罗生看来，如果斯诺不严厉批评奉行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共，他就与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仆人没有太大差别，斯诺对斯大林主义略微透露的那种疑虑也算不了什么批评。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只要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的中共，也不可能得到所有左派的称赞。
4．兰登书屋第二次修订版(1944年)
1944年，《红星照耀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当时斯诺已经回到美国。1944年版删除了1938年版的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增加了“尾声1944年”(Epilogue 1944)。斯诺认为，随着战争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所写的东西在1944年已经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他的采访而让世界知晓的“红星”们在长期的抗战中成长起来，成为不负重望的活跃的一股力量。因此，他增加了略显自负的“尾声”。版面发生明显变化的是，这一版未配有一张照片。该版的序言里也没有说明理由，详细情况不太了解。
5．格罗夫(Grove Press)增补修订版(1968年)
《红星照耀中国》最后发生的重大变化，是1968年的增补修订版。1944年修订之后，中国战胜了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力量。在此期间，过去如同谜一般的集体及其领导人，虽然仍有种种限制，但已经有了更加详细的信息。此外，中共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红星照耀中国》所描写的人物，在这30多年里浮浮沉沉。基本由单独采访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作为先驱性的著作，有着明显的不周全之处，进行一些大的修订是在所难免了。
20世纪50年代，因红色恐慌的无形压力而离开美国的斯诺出版了和《红星照耀中国》有关的两本书:一本是将《红星照耀中国》未收录资料汇编而成的《红色中华散记》，一本是自传。经过这一番准备之后出现的就是1968年格罗夫版。该书出版后不久，斯诺最后一次访华，1972年去世。
当时，毛泽东发动的革命运动(即“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之中。《红星照耀中国》虽然是经典著作，但也面临信息及时更新的问题。事实上，斯诺于1944年进行修订时，也曾尝试全面改写，但以失败告终。采访内容重新改写的重点是更新最新的信息，但无论如何也会根据后来达到的认识水平，对采访当时的认识进行修正。这样做虽然能给读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但事实上掩盖了采访当时的认识和现场感。
在1968年版的修订中，对于明显的错误，斯诺补记了相关信息(正文部分相关记述的增加和予以补注——如将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的名字标注为正确的汉语拼音Mao Shun-sheng，而过去的版本是Mao Jen-sheng)，章节基本沿用1944年版，正文基本没有大的增加，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第10章第4节朱德的生平“关于朱德”。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时，朱德仍在长征途中，并不在陕北。斯诺不得不通过采访朱德的部属来介绍朱德。1937年初版《红星照耀中国》时涉及朱德的一些问题，当时还说得过去，但到了60年代则是明显的错误了。1968年斯诺理应对这部分内容做全面修改，但“为了保持原著的形式和精神”，作为“没有记录的那个时代的一部红军故事”，只是做了若干修改，保留了原来的文章。此外，对于当时已经明确的中共和红军有关人员的经历，以及因旧版篇幅原因未收入的一部分采访内容，则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修订版，这些附录多达80页左右。
从照片(55张)来看，1968年版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1938年版刊载的61张照片中，原封不动地使用了16张，之前杂志甚至中文版中都没有公开的照片达到了21张。对斯诺而言，1968年版可以说是他记者生涯的集大成。关于《红星照耀中国》所收照片，在1937年版、1938年版和1968年版中，除了斯诺以及在他之后到陕北采访的海伦·斯诺拍摄或者是当时陕北中共人员提供的照片外，没有使用一张其他人或后来拍摄的照片。斯诺夫妇都不是摄影专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部分照片算不上出色。而且到了1968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国革命，都出现了许多非常好的照片。但无论如何，直到最后一版，斯诺仍然坚持使用自己拍摄的旧照片，大概是想说明只有他自己才是1936年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真正的目击者和证人吧，以及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不可动摇的自负吧!
二、《红星照耀中国》俄文版
在斯诺著作之前，苏联已经出版了多种关于中共活动的图书和资料集，以及毛泽东的传记。作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宣传活动的一环，特别是1935年至1936年恰逢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成立15周年，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和中共党史有关的代表性书籍有米夫《英勇奋斗的十五年》(1936年);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有俄罗斯中国研究专家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G.B.Ehrenburg)和记者哈马丹(A.M.Khamadan)写的小传;关于长征，《真理报》《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随时发表相关报道。一般来说，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信息，只能来自于莫斯科编纂的共产国际的相关刊物。但因为它们有着很强的党派性质，离国际共有还相差甚远。
从这个意义上讲，斯诺的采访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让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宣传活动出现了强有力的对手。斯诺前往陕北采访，是在苏联、共产国际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的，而且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政治立场与苏联社会主义是有距离的。因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而言，斯诺的报道有不能接受的地方，特别是有对苏联及斯大林不满内容的文章，苏联更不希望原封不动地翻译。
1937年12月15日发行的《国外》(Зарубежом)杂志上刊登的斯诺《毛泽东》一文，是苏联最早报道的斯诺采访记。《国外》(俄文)是在莫斯科发行的海外时事评论杂志(十日刊)，曾经刊登过毛泽东略传(1934年第31号)和毛泽东在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第27号)。《国外》刊登的这篇《毛泽东》(无译者名)，是对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戈兰茨版的摘译，是第3章第1节“苏维埃掌权人物”和第4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述1929年以前的部分)的摘译，只有两页的篇幅。文章的注记非常简单，写有“每日先驱报上海特约记者的新著选粹”，根本没有提到新著的书名和出版地，完全隐藏了斯诺的采访过程。
从内容上看，毛泽东的出生时间、出生地及经历等基本事实，基本翻译了斯诺的著作，但关于毛泽东入党之后的具体活动则省略很多，特别是涉及党内问题和党的领导人的错误(陈独秀、李立三等)，基本没有翻译。当然，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是非非也完全省略。从上述情况看，这个最早的翻译确实是苏联风格的“摘译”。苏联当时正在举全国之力编纂发行《苏维埃大百科事典》，1938年出版的第38卷关于“毛泽东”的记述(第90—91页)，依据的就是《国外》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
1．俄文版《中国的英勇人民》(ГероическийнародКитая)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俄文版单行本的出版也反映了苏联风格的摘译。这个俄文版单行本于1938年在莫斯科以斯诺著《中国的英勇人民》为名出版发行(L.Mirtseva译)。但这个俄文版的出版并没有得到斯诺的同意。斯诺知道后表示:“过了好久，那里(莫斯科)才背着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删改版本，把书中所有有关西安事变、共产国际、俄国以及其他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统统删掉了。”斯诺所言“有争论”问题的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红星照耀中国》原著超过了450页，而俄文版压缩到了100页左右，章节构成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原著中最引人关注的毛泽东自述，也被大幅压缩放在最后一章“中国人民的儿子”，将其和拥有钢铁意志的其他红军领导人的人物介绍放在一起。关于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的记载，还不到一页，其中精明地加写了对斯大林著作的引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作，该书不能冠以“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书名，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关于这个俄文版，《冒险的岁月》一书托马斯曾说:根据苏联新书介绍《图书新闻》(Книжныеновости)1938年报道的调查，有别于这个删除订正版，苏联有计划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完整俄文版。正如托马斯所言，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联没有出版过斯诺的著作。1938年该计划受阻，也许与美国共产党的态度有一定联系。1938年9月，监督英文图书翻译工作的苏联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的负责人，曾将斯诺的著作等列成表，就这些的政治立场等问题向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征求意见。对此，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回答，因为斯诺有“托派”倾向，在证明斯诺脱离这种倾向之前，“他的著作一册也不应该翻译”。也许正因如此，斯诺的著作才未能在苏联原样出版。
2．未能出版的俄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此后苏联给斯诺戴上的帽子，从40年代末开始是“铁托主义者”“企图离间中苏关系者”，中苏对立后转而变成了“支持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者”。无论帽子是什么，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翻译斯诺著作在苏联是不合适的。苏联解体后，对革命中国不再关心的俄罗斯，至今仍未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俄文版。
不过，在《红星照耀中国》原著出版的30年代末，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而言，有问题的始终是斯诺，绝不是憎恨毛泽东。作为忠诚于共产国际的中共领导者，或者是国共合作体制下与日本抗争的中国人民的领导者之一，苏联希望积极宣传毛泽东的存在，并出版了好几种毛泽东传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出版此类毛泽东传记时，还不得不依据斯诺的采访内容。
1939年，名为《毛泽东——略传》的传记由莫斯科的国家政治图书出版社出版。该传记共101页，书中随处可见对毛泽东的赞美之词，如“杰出的革命领导者、天才的战略家”“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人”。为配合这些伟大的赞美之辞，该书装帧豪华，蓝色布书皮，印有红色白空的“毛泽东”三个汉字，还收录源自《红星照耀中国》的多张照片。该书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半生的记录——这些都按照莫斯科的意思做了润色——当然，这些内容根据的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毛泽东的自述。如前所述，因为莫斯科不喜欢斯诺的名字和《红星照耀中国》的详细内容，因此关于该书的形成过程，“前言”只是作了简单的说明——本传记是“在1936年一位美国记者所记录的毛泽东谈话的基础上完成的”。
与《毛泽东——略传》一样，1939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发表的传记《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到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但也是引用该书信息完成的。署名为ЧуанСюн(闯雄——音译)，真名不详。对于依据斯诺采访的部分，该书也只是说明“据毛泽东自己所述”，或者“据曾和毛泽东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一位美国记者所述”，而且还用“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等一连串惯用措词来形容毛泽东，这些当然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所希望的毛泽东。由苏联所发表的一系列毛泽东传记可以看出，姑且不论对于斯诺的评价，苏联、共产国际尊重毛泽东是中共的最高领导者的意愿，最晚在30年代末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据说共产国际不喜欢毛泽东土著的活动方式和运动方针且对其有所压制，毛泽东自己也曾认为是这样的受害者。当时的斯诺也持有相同看法。1936年，他在采访时曾听到毛泽东谈论对斯大林的不满，并得出结论说:“一直到了1934年，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方在莫斯科勉强得到了承认。”我们不能判明这个1934年指的是什么，或许指的是1934年初毛泽东在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政府主席。其实，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清楚，莫斯科早在1934年以前对于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已给予高度评价。对毛泽东实施压制的，不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不是留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而是秦邦宪等中国国内的对手。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长期流传的毛泽东和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的不一致、不和谐的议论和认识，部分来自于《红星照耀中国》所暗示的斯诺的观点。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区别对待，斯诺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种想法通过1936年采访毛泽东又得到了强化，反过来毛泽东又将斯诺的这些想法植入了自己的认识之中，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当然对于莫斯科而言，与苏联不一致的毛泽东毕竟是无法接受的形象。
三、《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
斯诺的中共根据地采访记英文版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中文,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中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许多中国青年因阅读该书深受感动,从而改变了之后的人生。新中国成立后,汇集了这些人心声的文集《〈西行漫记〉和我》出版发行。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斯诺的报道比《西行漫记》更早地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巨大影响。如前所述,《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单行本出版之前,斯诺已于1936年11月前后将该书的章节部分分批发表在中国及国外的英文期刊上。但因当时的言论控制,涉及中共政策的毛泽东谈话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民众生活情况,始终未能公开发表在中文媒体上。
在中文报刊中,最早比较有分量地翻译介绍斯诺采访的是在巴黎发行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这是在莫斯科编辑、巴黎印刷出版的报纸,因此不受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该报从1936年12月(第73期)开始刊登《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第二年又从伦敦《每日先驱报》等报刊对斯诺的报道进行了翻译发表。但《救国时报》毕竟是在遥远的巴黎发行的报纸,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极其有限。
1.《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1937年)
对斯诺报道进行一定程度翻译介绍的是1937年4月前后在北平秘密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是一本关于中共根据地的评论集。全书300页左右,书内记载:“上海丁丑编译社刊,1937年”。“译者序”中没有说明译者姓名,时间是1937年4月1日。该书不仅收录了斯诺的采访报道———施乐《毛施会见记》、施乐《红党与西北》、施乐《红旗下的中国》,而且还收录了在斯诺之前韩蔚尔(Norman Hanwell)发表的关于中共根据地的报道《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以及《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某外国记者谈话),还有作为附录收入的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20世纪70年代,这本书在中国被发现,后来被评价为“《西行漫记》的雏形本”,2006年以《前西行漫记原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重新出版。但在重印之际,中国几乎没有关注过斯诺及韩蔚尔文章的原文是什么。
经核查原文可知,该书所收斯诺的文章和照片,有许多是之前杂志没有发表过的。例如,《毛施会见记》的一节《外交》的原文,是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后发表在《美亚》(Amerasia)杂志(1937年8月号)。另外,包括封面在内,《印象记》中有34张照片,其中就有之前杂志没有发表过的照片,还有只在《红星照耀中国》1968年版发表的照片。这些说明了什么?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印象记》是在斯诺的积极参与下出版的。
斯诺晚年回忆说:“关于西北之旅,从1936年底到第二年初完成了一部分,我将在报纸上连载的原稿的抄本交给了中国教授。他们将这些翻译成中文,以《中国西北印象记》为名出版。”这里所言《中国西北印象记》,正是《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这篇回忆中,斯诺还谈到了《西行漫记》,认为“只有它才是《红星照耀中国》的正统翻译”。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否得到他本人的许可,文章没有明确说明。另外,在负责翻译的几名中国人(当时帮助斯诺采访、写作、整理文稿的王福时、郭达、李放等)的晚年回忆中,暗示得到了斯诺的许可和帮助。从《印象记》所收文章和照片的来源看,斯诺确实是积极参与,即他积极提供未刊原稿及照片并允许翻译。
如上所述,即使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斯诺采访记在英文媒体上是可以发表的,但在中文媒体上发表则比较困难。中文刊物公开翻译斯诺采访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上海《文摘》杂志连载的译自《亚细亚》(Asia)的《毛泽东自传》,以及该杂志9月号刊登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其间,不同于面向国外的新闻记者的身份,斯诺在中国国内展现的是政治及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进入陕北之前,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一起,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他向非正式翻译作品《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提供原稿和照片,当然不同于西方的著作权规范。对斯诺而言,他更优先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够对现实产生作用。斯诺的这一态度,同样表现在《红星照耀中国》真正的中译本《西行漫记》之中。
2.《西行漫记》(1938年)
《红星照耀中国》最有名的中文版是王厂青等翻译的《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8年)。围绕这一部名著的翻译、出版情况有许多幕后故事,例如,如果将书名Red Star over China原文照译的话,很难通过审查,因此将书名译为《西行漫记》,等等。胡愈之的回忆录等许多资料,也让这本书的翻译情况没有太多谜团。据胡愈之回忆,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作为救亡协会的新闻界成员留在当地,恰好遇见来到上海的斯诺,得到了一本刚刚从伦敦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过中共党员刘少文确认斯诺和这本书都可以信任之后,他和几个熟识的年轻人分别承担了翻译任务。1937年12月开始翻译,第二年1月底得以出版。胡愈之认为以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版中文版的原因,除了他们翻译小组的热情之外,还得到了斯诺的帮助。也就是说,斯诺不仅提供了刚刚拿到的唯一一本原书,修正了书中记述不准确的地方,甚至还重新提供了原书都没有的照片。具体而言,《西行漫记》所收入的51张照片中,约20张是1937年版原书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从未发表过的照片。
《西行漫记》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变更和修正。首先,因该书在中国已实现国共合作的时期得以出版,所以删除了对国民党的批判言论。例如,徐海东讲述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民众的残暴行为时,斯诺追问:“你是说这都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徐回答:“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第13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3集团军。”《西行漫记》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原书为1937年版,第316页)。1936年可以说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但在1938年初国共合作抗战的中国,这些内容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外,第11章第5节“That Foreign BrainTrust”(那个外国智囊)被整章删除。原著的这一章叙述了当时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德国人军事顾问的存在及其作用。书中只写中文名字“李德”,原书标记为Li Teh,没有说明其原名Otto Braun。通过描述李德的活动,斯诺强调:共产国际、苏联给红军物质上的援助,数量极其有限,但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带来的影响力,有时起到了消极作用,中共对于福建事变(第十九路军)的处理就是例证。这一章没有翻译出来,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顾虑:原著的这种叙述可能会有损中共或者共产国际、苏联的形象,甚至也有可能被认作对共产国际的间接批评。
问题是这种修正是斯诺在将原稿交给译者前进行的,还是译者或者是胡愈之进行的?对此,《西行漫记》的“译者附记”写道:许多字句和英文初版不同的地方,包括删除第11章第5节,都是斯诺自己改正的。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下面通过几个事例来说明。
1938年秋英文版发行了修订版,斯诺部分删除了对苏联、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批评,或者“不适当”的言论。在这个问题上,《西行漫记》又是什么情况呢?《西行漫记》的翻译,是在修订版发行之前完成的,当然应该存在“不适当”的地方。例如,前文对照原文的地方,《西行漫记》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上的领导、战略上的路线,以及政治意识的结局,不消说,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虽然没有明确详细的命令)。这一共产国际,事实上在过去十年来,已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办公机关。分析到最后,这好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正和每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是和苏联广泛的战略上的要求相一致的。
这基本是对原书初版的忠实翻译,但没有译出苏联后面一句“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Stalin”(从属于斯大林专制统治下)。事实上,除此之外,1938年英文修订版改正的许多地方,在《西行漫记》中也作了同样的部分改正、删除。由此可知,这些改正不是译者或胡愈之所为,而是斯诺将改正后的原稿交给他们,由他们翻译成《西行漫记》。同样,关于介绍朱德生平的第11章第4节“关于朱德”,英文原书自初版以来一直使用的是不准确的内容,《西行漫记》则用朱德自述来替代了。斯诺在注记中表示,错误信息较多的英文版朱德传,已经用尼姆·韦尔斯提供的最新信息改写。
由此可见,与其说《西行漫记》是对《红星照耀中国》原书的翻译,倒不如说是对斯诺为中文版所提供的修订稿的翻译,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特别版。从对苏联、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顾虑看,特别版处于1938年英文版初版和修订版中间的位置;从朱德传的全面替换以及所收照片的构成看,特别版是英文版未能实现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完成型。如前所述,只要有机会,斯诺都考虑对《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作大幅度改正。但该书是一部经典著作,他最终并未对结构作大的改变。不过,中文版初版问世,则可以提供一种改正后的修订稿(正确的信息)。这也许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寄托的愿望吧。
当然,不能说《西行漫记》中完全没有译者和胡愈之的意向。例如,在斯诺为《西行漫记》所作序言中有“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的字句,这应该不是斯诺的话,很可能是胡愈之等人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润色而成的。同样,上述删除关于国民党军队残暴行为的内容,与其说是斯诺的意愿,倒不如说是译者为避免查禁而采取的权宜之策。我们知道,尽管如此良苦用心,但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西行漫记》仍很快被认定为查禁图书。但是,发行机构复社位于沦陷后的上海,不属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尽管《西行漫记》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查禁,但仍多次再版,并以各种形式的翻印本、节略本广泛流传。关于《西行漫记》的影响,中国已有许多文章作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3.新中国成立后的《红星照耀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根据斯诺采访报道而形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各种中文版数量非常多,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西行漫记》及其选录版即《毛泽东自传》,这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斯诺的各种书籍也不在少数,但奇怪的是,《西行漫记》自194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没有进行再版。三联书店再版《西行漫记》,已是斯诺访问新中国的1960年。而且,再版《西行漫记》被指定为内部读物,并不是中国的普通读者可以在书店里买到的书籍。1949年以前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中共灵活使用斯诺的著作,为什么执政后反而无视该书呢?
原因之一,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言行让中共感到不满。斯诺将中共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型共产主义政党的胜利,即将毛泽东、人民共和国与铁托、南斯拉夫同等看待。这与中共以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同盟为基础开始建国的方针以及意识形态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斯诺并不认为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牢不可破,虽然是中国问题专家的一家之言,但从包括中共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看,议论中苏社会主义的不同趋向则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离间。这种话不是别人而是斯诺说出来的,中国的反感当然会更加强烈。1952年,在中国很活跃的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点名批判斯诺是美帝的爪牙和诽谤苏联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共而言,斯诺绝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原因之二,《红星照耀中国》描写的革命史、毛泽东以及其他人物的故事和评价,和1949年确立的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不一致。1945年,中共通过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重建中共党史的结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星照耀中国》所传达的毛泽东形象,虽然十分有魅力,但1949年的毛泽东已被抬升到无谬的领导者的高度,毛泽东对斯诺披露的“自由言论”,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在描写毛泽东幼年生活时,不得不以模糊的形式引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自述。例如,《中国青年》1953年第13期开始连载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没有明确写出斯诺的名字,只是以“一美国记者著《西行漫记》第×章”的形式引用。其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访华的某个日本学生代表团试图拿《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与中国青年交流,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斯诺及其著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以“向毛主席学习”为名,编辑出版了多种毛泽东著作集。《红星照耀中国》的信息管制被打破,仅是毛泽东自述部分,以《毛泽东自传》《毛主席的回忆》为题,被大量非正规地再版、翻印。也就是说,《西行漫记》虽是半禁书,但只有毛泽东自述部分被爆发式地流传着。众所周知,应毛泽东邀请,斯诺于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被毛泽东用作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访华期间,他和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活动的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对斯诺的说明也只是“美国友好人士”,看不出他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根本也不会说明他是《西行漫记》的。寻遍斯诺1970年至1971年访华期间的《人民日报》,没有找到一篇涉及他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报道。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当时中国的境遇。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西行漫记》是一本几乎一无所知的书籍。
就斯诺与中国的关系而言,他1949年就预见到中苏关系并非牢不可破,而实际上1970年中苏双边关系已恶化到即将走向战争的程度,此时的中共完全没有必要对斯诺1949年的“反动”主张重新挑剔。斯诺回到日内瓦后被癌症缠身,1972年初,中共派医疗小组在他最后时刻来看望他。斯诺2月15日去世后,中共以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的名义对“中国人民的朋友”表示哀悼。他们的唁电,称赞斯诺首先向世界报道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伟业,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西行漫记》。这是因为该书属于半禁书,当然也就不会因为纪念斯诺而再版《西行漫记》,或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了。
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红星照耀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红星照耀中国》被正式重新翻译,1979年12月出版了两种译本,一种是全译本《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三联书店,以下简称董译本),另一种是部分翻译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整理,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吴译本)。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也就不奇怪了。不清楚同一时期出版的两种译本之间是否有关系,但鉴于该书的特别意义以及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如果说两本书是各自策划发行根本没有关系,恐怕有点不合常理。
首先从现在中国最流行的中文版董译本作说明。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计划,是1975年冬(那一年福特总统访华)三联书店带给董乐山的。董乐山曾在新华社外文翻译部门工作,是翻译专家,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最初的考虑是以旧译《西行漫记》为基础,对照后来出版的英文新版作修订补充,但最终还是认为全部重译比较好。翻译这部名著时,董乐山并不主张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叙述的“常规”,对斯诺的原文作“个别修改”,而是主张悉照原文,不加改动,只有在必要的地方添个译注附在页尾。原文照译,不因译者的判断加以改动,这种当然的做法在那个时代也不是通行做法。
董译本是以1937年戈兰茨初版为底本进行翻译的。如前所述,斯诺本人对《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进行过多次修订,用哪一版作为底本都非常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1968年增补修订版应该是英文的最新版本,但董乐山选用最早的版本来反映这部经典著作的原来面貌。董译本在大家熟知的旧译书名《西行漫记》上,并列加上了翻译的书名《红星照耀中国》。
但是,以戈兰茨版为代表的英文版,任何一版都有绝对不准确之处。朱德传记就是根据错误信息写作的,斯诺虽然作了说明,但在以后各版本中也未作根本性的改写。斯诺唯一一次改写不准确之处的,是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当然,该书收录的朱德传记只有中文,并没有英文原稿。董译本在说明情况的基础上,只是照录了《西行漫记》中朱德传的部分。
从版本对应的角度,严格地说,董译本并没有完全对应任何英文版。对斯诺而言,只有《西行漫记》是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未能实现的该书的完成型,故不能说是不当处置。董译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截至1982年共销售165万册,成为一部畅销书。对部分误译、误排作修订后,该书被收入《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不过,虽然董译本主张原文照译,但仍删除了底本中党的领导人讲过的略带“荤味”的笑话,这是考虑政治后的改变。而且,因为是中文版,对于读者所期待的汉语人名的对应,该书的译注也不够充分,希望能够再作进一步的修订。
吴译本,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担任口译的中共干部吴黎平(通常大家都知道他叫吴亮平)重新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毛泽东自述部分(第4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第5章“长征”)以及当时英文杂志上发表的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将这些内容组合而成的新译本。事实上,斯诺到陕北采访时,只会一些简单的中文会话,读写都不行,因此他采访时必须要有翻译。在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进行重要采访时担任翻译的,正是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党内外语通、理论家吴亮平。对红军战士进行日常采访时,则由来自清华大学的黄华(当时叫王汝梅)担任助手兼翻译。吴亮平将毛泽东自述等谈话内容翻译成英文后,斯诺按照他的口译作笔记并进行整理,然后由吴亮平和黄华将其翻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必要时毛泽东会作修改,然后由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吴亮平认为,将这些内容重新翻译成中文,是因为作为斯诺采访时的翻译,晚年的他觉得自己对巨大影响、广泛传播的《西行漫记》或《毛泽东自述》有着某种责任,要在改正、整理的基础上重新翻译。而这种责任估计是指下面几个方面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的主要内容都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没有收入一篇由斯诺记录的毛泽东的谈话,连毛泽东自述也没有。对中共而言,自述终究还是非正式的谈话记录。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滥造的毛泽东自述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了。采访时起到毛泽东嘴巴和耳朵作用的吴亮平,有代替毛泽东和斯诺将谈话记录变为正式记录的责任,至少是对引起误解的地方进行修正的责任。对此,吴亮平在“前言”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毛泽东自述部分,)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同志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作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作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吴亮平所言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原意而作的修订,又是什么呢?大概是他关于毛泽东成分划分所作的注释等这一范围吧。毛泽东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是这样谈自己父亲的:原先是贫农(poor peasant),后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积累财富成为中农(middle peasant),此后又变成了富农(“rich”peasant)。对于这个内容,吴译本作了详细的注释:自己(吴亮平)翻译成rich peasant告诉斯诺,黄华将其译成中文“富农”交毛泽东审查,毛泽东也未作改动。解放后毛家成分被定为中农,这和斯诺的记录并不矛盾。
无需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成分划分是人的第一属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泛滥的毛泽东自述中,毛泽东本人将成分说成是富农,至少会引起一些混乱。解决这样的“误认”,作正确的解释,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吴译本的使命。此外,在这本书正式翻译出版之前,吴亮平等还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该书由中国最有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吴亮平尽可能地使毛泽东自述接近正式记录的意愿吧。
斯诺生前也曾对担任翻译的吴亮平作过评价。他说:1936年吴亮平“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我不知道他现在(1957年)的职务,但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斯诺的这些话表明,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且又有能力的吴亮平,后来未给予很重要的职位,让人觉得奇怪。事实上,吴亮平在担任斯诺翻译后不久,就因被怀疑是“托派分子”而被撤去党内要职。后托派嫌疑被洗清了。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提出对抵达陕北不久的斯诺、韦尔斯提高“托派分子”警惕性的就是吴亮平本人。
吴译本只是重新翻译了通过吴亮平翻译的毛泽东的谈话,即毛泽东自述部分和1936年《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3篇采访。和董译本一样,吴译本并没有完全对应任何一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因和张闻天关系密切,吴亮平的境遇很不好。也许在那些日子里,吴亮平看到曾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毛泽东自述以各种形式在传播,他认为有必要整理出一个正确的版本,至少是和自己有关的部分。
四、《红星照耀中国》日文版
1.战前日本对斯诺著作的介绍
《红星照耀中国》(日语书名《中国の赤い星》)在战后日本的影响力确实巨大,但在战前和战中,斯诺著作的日语翻译史却意外地鲜为人知。这一类的翻译史,通常多出现在译本的“解题”、“解说”或“译者后记”中,越是名著、经典,当然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而对于《红星照耀中国》的日文版,即使是最后一版(松冈洋子《中国の赤い星》,筑摩学艺文库版,1995年)的“译者后记”,也只是涉及了战后翻译情况。加加美光行对文库版的“解说”,同样只是介绍了自己读后感的变化以及战后日本的阅读情况,丝毫没有涉及翻译的变迁。
在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原书出版前,以埃德加·斯诺署名的著作在日本已经部分地为人所知。据笔者调查,斯诺著作最早的日文翻译,应该是1931年3月在大连出版的《新天地》杂志刊登的埃德加·斯诺的《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力量》,译者是“哑蝉坊”,真名不详,斯诺的身份是“纽约太阳报特别通讯员”。这篇文章是关于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概论的翻译。这是斯诺最早评论中共的文章,只是汇集了各种形式的报道。在这篇文章中,除了朱德、贺龙,并没有提到其他人的名字。1936年采访之后,斯诺的名字才广为人知。
一直到战后,才出现《红星照耀中国》的日文完整翻译。但从1937年起,日本代表性杂志就开始翻译毛泽东自述和中共根据地潜入记。对此,斯诺在1946年所写“给日本版的序”中表示:“1937年日本的《中央公论》杂志开始连载本书,宇佐美诚次郎担任翻译,但只公开发表几期后马上遭到查禁。”斯诺及宇佐美这里所提,指的是《中央公论》1937年11月号刊登的毛泽东《自叙传》和斯诺《行程二万五千里》(永井直二译),以及该杂志临时增刊1937年12月刊登的斯诺《急袭中国共产政府基地》(大江专一译)。虽然斯诺说是“只公开发表几期”“马上遭到查禁”,但这三篇文章都是单独发表,即使有缺字,也看不出中途连载遭到查禁的迹象。
也许是有斯诺强调在战前日本遭到查禁的证言,给人留下翻译斯诺著作比较困难的印象。事实上,在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单行本发行前后,斯诺的许多文章被翻译刊登在日文杂志上。
注:(1)芦田多宁与大江专一为同一人。(2)外务省情报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史》(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史》(1938年6月)也翻译收录了斯诺的报道;该部编写的《谈支那共产军》(《官报附录周报》,内阁印刷局发行,44号,1937年8月),也有根据斯诺报道(The Reds and the Northwest)的记述。(3)《上海》《支那情报》的发行地是上海;《情报部资料》是外务省情报部的内部刊物。
上面的一览表说明,斯诺潜入中共地区对毛泽东进行单独采访,在日本也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巧的是,当时被称为日本中共研究第一人的大塚令三与斯诺几乎同一时期发表了名为《中国苏维埃地区踏破记》的勘查记(《中央公论》1936年10月)。大塚令三于同年5月从杭州出发经由南昌到达长沙,实际上这只是乘坐火车和汽车旅行的记录。但他竟以踏破共产党地区为题刊登在日本一流杂志上,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直接勘查中共苏区是何等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斯诺的陕北行和采访报道是何等破天荒。因此,日本的媒体也积极地介绍他那轰动一时的采访报道。
2.战前、战中的《红星照耀中国》
那么,作为这些报道的集成《红星照耀中国》的战前、战中情况又如何?确实,那一时段没有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完整日译本,但至少可以确认的有两种翻译。一种是《日本读书协会会报》第214、215号(1938年8月、9月)连载的由四方归一翻译的《探寻红色中国》(赤色支那を探る)。《日本读书协会会报》是一份翻译海外新书的会员制杂志,每期(月刊)刊登250页至300页三至四本英文书的摘译。这家杂志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新出版的图书,对兰登书屋版第一版作了摘译刊登。如果换算成《会报》的页数,大概有130页。每个章节都作了相当的压缩,但对于重要记述作了完整的翻译(没有××等缺字),似乎在专家的帮助下还对中国人名、地名作了确定。不过,这篇译文没有收入一张照片,也没有翻译原著最后一章“又是白色世界(White World Again)”(即西安事变和展望中共全部活动部分)。
《日本读书协会会报》发表《探寻红色中国》译文时所附的介绍者“按语”意味深长,介绍斯诺是“排日的新闻记者”,他反对国民政府亲共产党,然后继续说:斯诺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应该是他们的同情者。不过,据说在苏联、美国的左翼人士认为他有基德(A.Gide)思想的倾向,对斯诺的评价也不是很好。
至于左翼人士对该书的不满,“按语”指出,书中还散见一些“‘讽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内容。事实上,这种倾向激起了左派对《红星照耀中国》的批判,结果斯诺在出版修订版时不得不修改部分内容,这些情况已在英文版中作了介绍。这本书的介绍者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他认为不能将《红星照耀中国》仅仅看作潜入记或对共产党的礼赞记,应该看到它在欧美左翼思想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摘译,但已充分吸收其精华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最早日译本只是在面向有限会员的杂志上发表,这对日本而言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战中出版的另一种《红星照耀中国》日译本,面向更为有限的读者,那就是日森虎雄译《中国共产党研究资料西行漫记》(第1卷,参谋本部,1940年)。战后宇佐美诚次郎重新翻译《红星照耀中国》时谈到的参谋本部发行的《红星照耀中国》日译本,就是日森翻译的。日森虎雄,是一名战前在上海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专家,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中共的观察家兼情报收集者。他在上海设有日森研究室,1934年至1936年间编辑出版情报杂志——《中国资料月报》。日森的翻译是受日本陆军影佐祯昭领导的情报机关,即所谓的影佐机关委托进行的。他的翻译不是以英文版,而是以中文版《西行漫记》为底本的。1940年底出版的第1卷翻译了原书的第1章至第4章,即一直到毛泽东自述部分。现在很难确定,第1卷之后是否又出版了计划中的第2卷和第3卷,笔者认为始终没有出版。
日森译本毕竟是日军研究日中战争的参考资料,因此被要求“在思想性上不宜向外部公开,注意保存”,这本封面印有“机密”两字的日译本,是没有广为流传的内部资料。日本战败、日森去世后,几乎被人遗忘了。
综上所述,1937年战争爆发前后,斯诺著作本身绝没有被查禁。他对表示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不为人知的领导人的采访记录,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独家新闻,在日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吧。但因战争的长期化和思想统制的强化,日本出版界迅速丧失了允许全文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宽容性。1938年只出版面向有限会员的摘译本,两年后参谋本部发行的译本——因为参谋本部是一个特殊发行单位——被规定“不宜向外部公开”。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时的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共当作真正的敌人,学界意见不一。但不管怎样,只要看一看《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史,就可以说日本是在没有真正了解敌人的情况下和中国持续战争的。
3.战后日本的《红星照耀中国》
从整体情况看,敌视中共的情况,即使在战后日本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改变。占领下的日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对善意介绍中共动向及其历史的文章、书籍施加了种种限制和压力。《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当然不会例外。战后日本首次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是在战中就喜爱读原著的社会经济学者宇佐美诚次郎。失业中的他,战争一结束就和朋友杉本俊朗开始翻译《红星照耀中国》,1946年底东京永美书房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上卷。该译本的底本是原著1944年版,翻译时参照了中文版《西行漫记》,斯诺寄来了“给日文版的序”。但上卷出版后,因受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检查、限制,下卷虽然校对完毕,但最终没有被允许出版。
不过,已经完成的下卷译稿最后好不容易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即以“中国文艺爱好会”名义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封底注有“非卖品,会员发放,180日元”,没有译者、出版社、发行时间等和书籍有关的任何信息。这本《红星照耀中国》虽然没有标注上卷或下卷,但从内容上看相当于宇佐美和杉本所译《红星照耀中国》的下卷。此外,占领结束后,宇佐美于1952年由东京筑摩书房再次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其后半部分的译文与中国文艺爱好会的《红星照耀中国》相一致。据此可知,中国文艺爱好会版《红星照耀中国》,虽将因检查限制而未能公开出版的宇佐美和杉本所译《红星照耀中国》下卷作为非卖品,但仍想办法将其公开了。
另一方面,针对该译本上卷所写的学术杂志的书评(岩村三千夫执笔,《历史评论》1947年5月号),也同样因GHQ的检查而对部分内容作了删除。更有甚者,据说因为查禁,出版单位永美书房最后以倒闭告终。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占领下的新生日本的遭遇。占领结束后的1952年,《红星照耀中国》终于迎来了完整翻译、公开出版的时代。这就是筑摩书房出版的宇佐美诚次郎所译《红星照耀中国》。和永美书房版一样,该译本的底本也是1944年版,虽然假名用法有所变化,但内容和永美书房版、中国文艺爱好会版完全相同。作为宇佐美译本,虽然1964年又出版了《新版中国的红星》,但它不是改变底本的新译本,只不过是对旧译本的一些误译作了改正。
1968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增补修订版后,日本也相应地出版了改译版,即1972年筑摩书房出版的《埃德加·斯诺著作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增补改订版)。本来应该由宇佐美继续负责翻译,但情况并非如此,这应该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产生分裂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和斯诺的名著,应该由接近中国(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来翻译。这种氛围在日本出版界、文化界扩散的结果是,由和斯诺有过当面接触,被认为接近中国友好人士的松冈洋子负责翻译《红星照耀中国》,她曾翻译过斯诺的《复始之旅》《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当然,宇佐美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可能有人说不许‘正统本部’以外的人翻译斯诺的著作,我可到现在都完全不能理解。”他推测“正统本部”即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有关人员的干涉可能是改变译者的原因。筑摩书房的《埃德加·斯诺著作集》是在斯诺去世、中日恢复邦交的1972年,即中国热的形势下策划出版的。在这种形势下,这部名著的翻译者必须是革命中国的理解者和日中友好运动的长期参加者。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期待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来了解经过“文化大革命”仍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今天。
如上所述,松冈译《红星照耀中国》(增补改订版),是以当时原书的最新版即1968年版为底本进行翻译的。翻译时一定参照了已有译本(即宇佐美译本),但松冈译本对这些情况态度暧昧。虽然在“译者后记”中提到了“过去的译本”,但对于译者是谁、何时何地出版等只字未提。也许是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译者对普通读者比较难以解释,或者是因认为没有必要出现对于中国革命的立场、态度不同的前译者的名字。
不过,松冈翻译的条件没有宇佐美的好。宇佐美持有对确定中国人名地名有决定作用的中文版《西行漫记》,而松冈则没有这本书。因此,在许多需要确定中文名字的时候,松冈不得不依据宇佐美的译本。不仅是中文名,松冈在“译者后记”中解释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时,也是原封不动使用了宇佐美“译者后记”的相关内容,甚至宇佐美误记部分也照抄不误。此后,松冈译本在作小的修订基础上以《中国的红星(增补决定版)》为名,于1975年作为筑摩丛书的一本发行了单行本。这个时候松冈也好像得到了《西行漫记》,对误译、误记部分作了若干修订,并增加了几处译注及人名索引,译文、内容和1972年“增补改订版”基本相同。而且,这部增补决定版的“译者后记”明确提到了过去的宇佐美译本。但是,宇佐美译本“后记”中的误记部分,无论是这个增补决定版,还是后来的筑摩学艺文库版,都没有作修订。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日本并不太关心《红星照耀中国》版本的不同以及日译的经过,主要着眼于感悟原著精神,即把它当作某种经典著作来阅读。
由上述《红星照耀中国》在各国出版、翻译及其背景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名著在不同时代得到的评价绝不是一致的。特别是以“革命”自负的政治势力对它的评价,也不全都是称赞,甚至混杂有许多责难的声音。《红星照耀中国》所处境遇发生的巨大变化,反过来可以证明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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