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和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创时代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三点零七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因器官衰竭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一岁。袁隆平的巨大功绩早已通过媒体报道广为人知,但相对于同时代科学界的另两位代表性人物,屠呦呦,陈景润,袁隆平还有独特的一面,他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举世罕见的重大科学发现,还在改革开放后,通过科技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以他命名的隆平高科,成为上市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动了杂交水稻的商业化。
回顾袁隆平的一生,他的早期经历映射出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特征。一九五三年八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任教,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从毕业后到一九七一年一月,袁隆平任农业学校教员,长期与一线农民打成一片。
据袁隆平自述,在大学读书时去农村实习,他有过食不果腹的经历。在一九六零年前后,闹大饥荒,他更是亲眼看见五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在求学时代,百废待兴和难以消除的饥饿感,促成袁隆平认识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投身于水稻育种。与此同时,新中国吹响的科技号角和鼓励学术探索的气氛,也让袁隆平敢于质疑当时国内学界由苏联主导的生物遗传学理论,为此后的科学发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九六零年七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因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为天然杂交水稻。随后他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产生杂交品种。到一九六五年秋,此前两年的试验显示,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高达80-90%以上,袁隆平把初步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到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发表在当年第四期。
初出茅庐,豪无资历和背景,潦草的手稿甚至还带着浓重的泥土气息,袁隆平就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在短时间内获得最高学术刊物认可。同一时期,随着研究的拓展,采取专业工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方式,短时间内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短短三年时间,就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针对这段研发历史,有些研究就认为,“人海战术”加上“群众运动”,是当时杂交水稻项目快速取得成功的秘诀。
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十年磨一剑,杂交水稻研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当时,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协作,促成了杂交水稻的加速突破。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相当快:一九七零年,很多地区协作研究杂交水稻,一九七二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加入,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全国大协作网。由于国土辽阔,跨度大,两年种七代,一九七三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一九七四年就立即进行杂种优势鉴定,到一九七五年试种5600多亩,一九七六年已经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
然而,以往很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却有意无意地甚至是恶意地夸大了袁隆平在这一研发阶段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但一些个人经历中的难免会遇到的挫折和偶然性,无法替代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整体面貌。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上到下长期开展杂交水稻研究,试验田和育种大规模铺开,并获得跨地域的支持,这说明研究计划得到决策层认可,符合当时的路线方针。而且,不止于杂交水稻,同期还有很多其它类似研究在推进。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吉林的玉米稻的杂交成果,文中披露从一九六六年起,相关科研项目和对一线农民的动员早已启动。
回顾这段传奇般的历史,恐怕只有新中国开启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研发计划,“无产阶级科创”模式,具备这种成功条件。在当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科研机构,也都难以应付这种需要动员大量农民参与其中的科研项目。欧美,日本,都是市场先行,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科创”模式,项目的功利性很强,难以从一线基层直接发掘出袁隆平这类农民科学家,更无力发动群众推动科学探索。而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在很多科研领域领先,但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也使得群众运动难以开展,无法推动类似的科学发现。
在当时,袁隆平的成功模式不是个案。屠呦呦和陈景润的惊人成就,同样显示出类似的新中国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特性。青蒿素的重大发现,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优先确立无产阶级急需的重点科研方向,再通过群众路线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协作方式得以完成。而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1+2”证明成果是纯粹理论研究,但与袁隆平类似,陈景润同样以无产阶级科学家的身份被发掘,加上当时学术界敢于打破权威崇拜的气氛,还有决策层的高度认可,才确保他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集中精力,长期攻关,创造奇迹。
在其他国家,这一切都难以实现,无法产生“无产阶级科创”现象。而且,上述几人无一例外,都是新中国内生的科创案例,至今无人超越。
如果对此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上述科创案例绝非偶然,而具有延续性。在1978年之后,随着中央的路线方针调整,虽然再也没能产生像袁隆平这样的世界级无产阶级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但由于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加快市场化,逐渐又兴起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创业型企业家。任正非等一大批科创传奇人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一阶段,隆平高科也应运而生,袁隆平不但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科学家,也成为新兴的无产阶级企业家,知本家。
到改革开放后期,袁隆平的收入已经相当高,工资,稿费和咨询费,奖项奖金,多年累积约上亿。此外还有股权资产,估值惊人。尽管收入和资产不少,但袁隆平仍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的朴素本色,实际用在自己身上的开销很少,通常穿着五十块钱的衣服,手表和鞋几百块钱,家里的家具更是旧的不能再旧。但在科研事业方面,袁隆平却豪不手软,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在了科研上。此外,袁隆平还建立了以自己冠名永久性的“奖助基金”,用于世界各地各界代表的定期评选和奖励。
有媒体报道,李昌平当日在手机上读到袁隆平去世的消息后,泪水夺眶而出。在二零一一年一封公开信中,他曾致信袁隆平表达罕见的异议,担忧农民将慢慢失去购买种子时的议价权。如果农民种植常规水稻,可收取种子留待下年再种。但杂交水稻的种子只能种一季,农民不得不一直向种业公司购买种子,李昌平很担心:长期持续下去,农民会被锁定于弱势地位。但尽管对杂交水稻的市场化有所质疑,李昌平对袁隆平始终充满崇敬之心。
公开信指出的农民处境,折射出当今时代的新问题:新中国的当代无产阶级群体跟全球化时代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市场化科技进步形态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张力和分歧。然而,回顾新中国开辟的这段无产阶级科创历史,当初袁隆平等人创造奇迹的起点和可能性,正是无产阶级终于摆脱了跨国资本的束缚,获得普遍解放的契机,这正是人民“站起来”的深刻含义,也是人民真正开始掌握自身命运后所迸发的惊人潜能。
因此,袁隆平的突然离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悬念:新中国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科创时代,究竟是方兴未艾,还是随着他的离去而谢幕?作为横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大时代的重要象征,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科学家和知本家双重角色的特殊代表,袁隆平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含义。他的物质遗产无疑将会完整地留给后人。但他的独特精神遗产,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科创时代的奇迹,以及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后所蕴含的无限潜能,是否还会不断延续下去?
通过巨大的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场化机制的引导,一旦进入由日益脱离无产阶级的新兴企业家和知本家所缔造的不断趋于固化和利润先行的科技资本新时代,我们究竟会继续沿着由新中国开启的无产阶级科创梦想不断前行,还是如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的那熟悉一幕:尽管外表仍光鲜靓丽,但由资产阶级操控的科创垄断神话,却在利润至上的驱动力和不惜集体堕落的功利原则诱导下,正趋于衰败,腐朽,内卷,当各种形式上的政治正确,再也无法解决实质上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分歧,于是,渐渐走上又一条历史轮回的道路?
[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现为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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