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成定论的日本侵华历史，有人却打着所谓“还原真相”的旗号，将历史问题置于政治动机之下，把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粉饰为“投资”“开发”和“建设”，企图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须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造成中国军民的惨烈牺牲，而且给中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灾难，危害至今不绝。
摧残农业生态系统
强迫殖民地种植日本需要的作物，是其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措施。例如，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强制推行甘蔗种植，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强迫种植鸦片，在华北地区强行推广棉花种植，等等。日本通过强行改变各地作物种植，使种植地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
在中国东北，日本强制推行大豆种植。东北的大豆产业伴随清末闯关东的移民潮流兴起，主要满足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日俄战争后，日本商业资本进入东北。起初，日商主要在城镇开设作坊、工厂，从事豆油生产加工。随着侵华战略的展开，日本利用在东北的殖民机构大肆攫取大豆资源，将大豆、豆油及粗加工豆制品源源不断运向海外，换取外汇。日本还对东北大豆进行化学加工，用于制造炸药、军用涂料、人造纤维、黏合剂等。大豆逐渐成为日本重要的战略资源。
日本扶持成立伪满政权后，对东北大豆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图为1934年9月存放于四平火车站待运的大豆，引自秋田忠义等编：《图解满洲产业大系·农业篇》下卷，东京：知新社，1933年，第163页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为在东北推行大豆统制政策，通过毁坏森林、牧场、湿地等方式拓展种植面积，仅在辽宁一省就增加种植面积1000 多万亩长期高强度且单一种植大豆，导致东北地力损耗明显，埋下东北生态恶化的诱因。“日满农政研究会”于1924—1940年对东北地区41个村屯土地生产力情况进行了持续调查，结果表明，仅在这16年间，这些土地的主要农作物亩产量就下降约30%。此外，单一化的大豆种植耗费大量人力，不仅造成东北农业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东北工业化进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进一步扩展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统制制度，将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单一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做法推向关内沦陷区。日本为在内蒙古获取更多羊毛，刻意破坏耕地，极力扩大牧区面积；在华北，日本将棉花列入军需物资，不断提高种植指标；在华中，日军要求当地全力种植能够满足日本军民所需的稻米，不断压缩其他作物种植面积。日本为满足其不断扩大的战争需要，加紧掠夺中国农产品，致使原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雪上加霜，造成沦陷区农村人力、畜力减少，土地肥力减弱，土地质量恶化，中国的农业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陷入极其脆弱的境地。
“剃光头”式滥伐原始森林
日本早就觊觎中国东北丰富的原始森林资源。日俄战争后，日本先是从俄国手中获得了鸭绿江沿岸森林的采伐权。以此为跳板，日本先后派遣农商务省、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满洲”农业调查会、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王子制纸公司、朝鲜临时土地调查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等机构，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森林产量与木材交易市场，相继成立18个木材采伐公司，对东北原始森林资源展开大肆掠夺。“满铁”调查报告书显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森林实行“拔大毛”和“剃光头”式的滥伐模式，掠夺的木材主要用于铁路枕木、煤矿坑木、工业提取等。随着侵华战争的升级和向东北“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对木材的采伐量不断增加。通过对比可见，1929年东北地区森林面积约为3646万公顷，木材蓄积量约为42亿立方米；到1942年，森林面积变为3047万公顷，木材蓄积量变为37.36亿立方米。13年间，东北森林面积锐减近60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减少近5亿立方米。不独于此，日本殖民者还通过大肆掠杀动物获取皮毛，用以支持关东军的战备，致使诸多物种濒临灭绝。
疯狂的砍伐严重破坏了东北森林的生态平衡，弱化了森林对东北地区环境和水土保护的功能，造成水土流失、洪涝灾害频发、水体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影响至今的环境问题。据研究测算，若要恢复19世纪末东北森林的生态水平，至少需要200年时间。连日本学界也认为，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疯狂掠夺矿产资源
在对中国原始森林进行滥伐的同时，日本还肆意盗采中国矿产资源。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满铁”拓展了在中国东北修筑和经营铁路的权利，打开了侵占东北矿产资源的大门。为精准勘查资源，服务侵华战争，日本进而对中国各地的煤、铁、铜、铅、硫磺和稀有金属矿，以及土地、森林、河流、港湾等进行秘密探察与勘测，盗绘了7万余幅中国矿产资源图，作为其抢占各地矿产的参凭。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将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工矿产业统制措施向南拓展，对新占领区的矿藏实行军事管制，利用在中国获取的矿产资源支撑侵华战争及“南进战略”。据日方调查报告披露，从1906年“满铁”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共从中国掠走10亿吨煤炭、1.8亿吨铁矿、150万吨铜矿、10万吨铝矿、5万吨镁矿，还有非金属矿、铅锌矿、金银矿等大量稀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大部分都被用来供应日本吴海军工厂、八幡制铁所、关西共同火力发电厂等军需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支撑日本“以战养战”。为了掠夺资源，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以采煤为例，为确保较高的出煤率，他们采取极具破坏力的残柱式采煤方法，加之未对通风及排水等加以改进，导致日本占领区内矿难频发。1942年发生的本溪湖煤矿爆炸，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造成1549名中国矿工死于非命。进入战争后期，侵略者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更是疯狂，他们秘密盗攫东北地区的铀矿，妄图通过研发原子弹扭转败局。
日本对我国矿藏肆意盗采，尤其是对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掠夺，不仅对中国环境资源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给中国工业布局的调整和工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困境，极大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生化武器为祸无穷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实现在短期内占领中国的目的，公然违反国际法关于禁止制造、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北京、上海等省市使用化学武器。日本陆续派赴中国战场的5 个师团中，承担化学战任务的迫击大队有9个，另有十几个野战毒气中队或小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就先后下达了13个对华进行化学武器作战的命令。按照上述指令，侵华日军先后在武汉、宜昌等多个战役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另据日方文件记载，侵华日军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也频繁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于地道中的平民进行袭击。战后日本战犯受审时供述，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造成近十万人直接伤亡。
日本投降后，化学武器的危险并未随之解除。根据中国政府1992年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报告，侵华日军在华遗弃的化学武器（包括炮弹、毒气筒）约200万枚，毒气、化学毒剂达100吨。这些数量庞大的日遗化武经过几十年的侵蚀，大部分已经严重泄漏，对当地土壤、水源、空气造成严重污染，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根据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的数据，从2005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对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埋藏的化学武器挖掘20次，共计挖掘、处理日遗化武5800多枚。但尚有大量日本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未得探明，且化学武器的处理周期较长，按照上述挖掘和处理速度，要将中国境内的日遗化武全部处理完毕，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除了化学战，日军还在中国广大地区实施细菌战，其恶劣影响延续至战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1943年曾在浙江衢县发动细菌战，之后该地几乎年年有鼠疫发生；1946—1948年东北暴发鼠疫，与七三一部队的鼠疫实验直接相关。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通过艰苦的卫生防疫工作，才基本遏制住鼠疫的传播势头。
加强日本侵华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战争和战场，更需扩展视野，全面考察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揭露日本侵华对中国环境乃至人类生态空间带来的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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