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原子能时代，而且正在探索宇宙的起源这样的远离人们的直接经验的深奥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空前扩张和深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初创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虽然广义相对论至今没有转变成生产力，但它是一些理论物理学家必不可少的认识工具。
今天的科学与培根之后的归纳科学有些不同，观察事实本身是什么只有依靠理论才能说清楚。与此相类似，包括苏联演变在内的复杂社会现象，也只有凭借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才能说得比较清楚。
五十五年前的11月中旬，德国军队攻占了距离莫斯科仅20公里的地方，德军指挥官从望远镜中已经看到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苏联政府和各国驻苏外交使团等机构已向东迁移，谣传斯大林已经离开莫斯科。希特勒命令德国报纸空出版面，以便刊登攻占莫斯科的消息。但是他的希望终于化成泡影，反倒把50多万军队、上千辆坦克和火炮、上万辆汽车一齐葬送在莫斯科城下。
如果斯大林只知珍惜他自己的生命，在战局最险恶的时刻随政府撤离莫斯科，那就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斯大林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指挥若定，与莫斯科军民在一起决死奋斗，使德军遭受到自发动第二次大战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可是，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五十年后，当苏联遇到了敌对势力发起的另一场进攻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曾经多年跟随戈尔巴乔夫并被委以总统办公室主任重任的博尔金，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动的戈尔巴乔夫，“他当时已经身不由己，ZS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他们为他设下了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的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为什么在大体相同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物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这一点是不能用“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或“制度等等的前提和条件是决定性的”一类一般性的结论来说明的。恩格斯批评过把经济的必然性强调过头的书呆子，他说：“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478页）
列宁认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斯大林指出过，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页）
由此看来，影响国家命运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的命运不仅与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与文化和历史有关，也与执政者的性格和品质以及其他许多偶然因素有关。那种把苏联演变看成是苏联制度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其片面性在于在本应看到领导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责任的时候，却竟然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权力集中在党的领导人的手中。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客观环境逼使党的领导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
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产生的领导人，却不一定具备较为优秀的素质。列宁很清楚问题之所在，他在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提出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便“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
在列宁看来，“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因此必须认真加以改造。显然，这个改造、改善的工作并没有被列宁以后的领导人认真执行过。
顺便说一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虽然异代不同时，都分别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他们都重视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个核心问题，认为必须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以便防止国家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苏共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它的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及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都存在着明显的退化。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终于认识到苏共身患重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袖的文化修养退化”。党的威信下降是从党的领导集团的领袖丧失威信开始的。
他写道：“列宁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理论家、政治斗争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雄辩家，是一位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接替他的斯大林则是一位不那么卓越、造诣不那么深的政治领袖。但是斯大林尽管在讲台上比较逊色，仍然具有相当好的理论修养，博学多识，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他在他所藏的数百本书上的批注表明，他阅读的东西很多，他不仅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而且了解反对他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
博尔金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很有天赋，“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是一个三分学生，文化修养水平很低”，“我也见过赫鲁晓夫的批示，可惜给人的印象是，像是一个不太有文化的、完全是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写的”。“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没怎么改变人们对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文化修养的印象。如果未来的研究人员要在档案中寻找他的自传体著作《小地》、《复活》或者其他什么讲话或报告的原稿，恐怕会白耽误工夫。”
博尔金笔下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至少获有两个文凭的有学问的人，“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以他的名义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他从来没有亲自从头（从白纸）至尾写过什么东西。”至于戈尔巴乔夫以前的两任ZS记中，虽然有“在阴暗的天空划过了一道明亮的光芒”的安德罗波夫，终因上台时间太短，不足以构成影响。（以上引文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4-386页）
苏共“几任ZS记文化素质的退化”，在我们看来，并不主要表现在广义的文化上、文凭上，而是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以及与党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上，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上。不能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认真读过一些列宁的著作，他的确读了不少，而且常常以此向他人炫耀。
可是，能够熟练地背诵一些列宁的精彩语录与弄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党的领导人不能深刻地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不可能坚定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
还在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很有远见地写道：“如果一个栖身简陋小木屋的美国人入主白宫担任总统，他可能会对开国领袖的智慧提出怀疑，同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集体农庄跻身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也可能会对使他这个出身微贱的人跃居苏联最高职位的现行制度的依据提出怀疑。……他也许会比自斯大林逝世以来的任何人都更有机会影响苏联的制度。”（何力编译∶《戈尔巴乔夫出山前后》，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
戈尔巴乔夫的作为甚至大大超出了这位美国人的预见。戈尔巴乔夫想用他的“新思维”来武装他的党，其结果事与愿违，反倒是分裂了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党。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会导致苏联共产党的彻底崩溃，这是我们想弄清楚的。
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对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他的上台导致党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不仅如此，ZS记还加快了党的垮台。千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信任他，选他为党的领袖，而对这些共产党员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他却第一个宣布与苏共脱离关系，第一个背叛了党，怯懦地抛弃了党，而且是当众公开宣布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401页）
在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博尔金终于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手，痛斥戈氏在艰难时刻抛弃党的行为，就像船长率先抛弃正在沉没的船只，将军第一个逃离战场的行为一样。
人们不必指责博尔金的以上看法姗姗来迟，更不必貌似公允地指责他的看法过于偏颇，熟悉基督教历史的人不难得出一个共识，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比出卖基督的犹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利加乔夫痛苦地写道：“改革伊始，人民抱有巨大的希望，但是改革却以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告终，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也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诚然，西方对苏联的前总统曾有过不少狂热的赞扬。但是，与同胞们对戈尔巴乔夫冷漠的态度相比，西方的赞扬不过是突出了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矛盾：这项政策是面向西方的，而把祖国的最高利益置诸脑后。”（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页）
利加乔夫确信，“正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这一根本缺陷使国家陷入了灾难。”但是，为什么这些看法都发生在事后，为什么在事前所有这些看法都不能有所预见而且发表出来，为什么连利加乔夫本人也随波逐流以致“一片降幡出石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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