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代表一个时期文化与教育发展水平和规模的重要方面之一，同时也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取知识的最主要源泉。因此，教材建设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建设，是教师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对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随着官学体系在日趋完善的同时趋于僵化，书院日益普及并且承担起培养人才、弘扬学术、传承文化的使命。书院作为区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为适应其教育教学的需要，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明清书院教材建设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
一、明清书院教材概况及教材类型
（一）明清书院教材建设概况
书院经过唐、宋、元等朝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明代共历277年（1368—1644年），有书院1962所，唐、五代、宋、辽、金、元所有书院的总和也不及其数的一半；清代共历268年（1644—1911年），有书院5836所，其数是唐、五代、辽、宋、金、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96倍。为了应对书院蓬勃发展和其教学日益扩大的需要，明清中央政府和书院都编制了一些教材，如明代胡广等人纂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清政府下令撰修的《春秋传说汇纂》《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以及书院自编使用的具有书院特色的教材等。由于卷帙浩繁，具体教材数量尚无法准确统计。但就书院教材所涉范围来看，主要包括语言、历史、文学、法律等，如传统的四书五经，不断发展完善的《十三经》《古文词类纂》《古文观止》以及历代法律诰令等，其中大部分涉及的是人文治世的社会科学。但随着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很多知名学者如顾炎武等人提倡用自身所掌握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主张弘扬个性和解放生产力，注重科学和“务实”的学风。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书院的教学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教材涉及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包括农学、水利、历学、象数、地理、律吕等，不仅引入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社会科学方面也日益增多。从教材编写主体来看，既有中央政府专门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等的官员参与编写一定数量的官方通用教材，也有士大夫学者一族如各书院山长、主讲人自发编撰的讲义等。从这些考察可以发现，明清时期书院的教材建设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
（二）明清书院教材的类型
书院发展到明清时期，数量甚多，流派复杂，其教材呈现出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特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教学内容来看，以书院的教学类型为基础，大致可将书院的教材分为考课教材、理学教材、心学教材、考据教材以及实学教材等。从教学层次来看，由于明清书院可分为高、中、初三个层次，因此其教材亦可分为高级教材、中级教材和初级教材。比如京师书院、省会书院就属于较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他们所使用的教材当属高级教材；府、州书院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明清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般招收县学生员，因此这些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可称之为中级教材；县级书院及其以下的乡村书院、家族书院一般属于启蒙教育或者略高于启蒙教育的程度，因此所使用教材可称之为初级教材。从编撰主体来看，可分为官编教材和私修教材。官编教材一般是指由国家主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编辑与出版的教材，体例比较完整，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如清代省会书院所使用的皇帝钦定的《易》《书》《诗》等教材；私修教材则以书院的山长、知名学者个人编订为主，反映的是个人或者集体的学术研究成果，教材主要用于书院山长等讲学或学生自修，如《东林论学语》等。从修习类型来看，可分为教学教材和自修教材。教学教材是指书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书籍、讲义等；自修教材则是学生课后进行自修使用的材料，如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时就分别从明体类和适用类两个方面开列出“明体适用”之书目，让学生进行修习。从适用范围来看，可以分为通用教材和特色教材。通用教材一般是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编辑、通用于全国各地学校和书院的教材。特色教材是指部分甚至个别学校或书院自行编写、各具特色的教材。下面仅对后一类教材作详细介绍。
1.通用教材
本文所指的通用教材含义略宽泛，还包括各书院共同使用的教材。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曾多次下令组织编修通用教材或规定通用教材书目。如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就曾下令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人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张居正在执政时期，也曾规定书院使用的教材：“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徒诵习讲解。”
同样，清政府为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令在总督、巡抚驻扎地建立省会书院，并对省会书院的教材作了相应的规定：“各省学官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这些官方下令修订的教材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成为大部分书院的通用教材。此外，各书院基于前代书院等不同形式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前人所制定的教材方案进行继承和创新。如在清朝，很多书院都仿照元代程端礼所撰《读书分年日程》制定读书日课程表，并将其作为书院师生教学的课程表。
2.特色教材
由于书院的私学性质，加之教学宗旨、教学程度、学术水平、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每个书院所使用的教材也各具特色。如当时所盛行的四种类型的书院——以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学为主的书院、以考据为主的书院、以实学为主的书院，其教材建设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以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考取功名为主旨，其教材虽大致不出官方儒学学校教材的范畴，却凸显了为考课服务的特色。以讲学为主的书院又分讲求理学和讲求心学两种，讲求理学的书院教材以程朱理学为宗，主要涉及宋明理学大儒的经典著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识仁篇》、冯从吾的《关学编》、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而讲求心学的书院，其宗旨就是宗陆王、扬心学，因此教材以王阳明和湛若水等的心学著作为主，如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问》和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以考据为主的书院旨在博习经史词章，尤其重视经史训诂和稽古考文，其教材涉及阮元的《皇清经解》《经籍纂诂》以及各种纪事史书、编年史书、旁史、旧史等。以实学为主的书院，他们主张弘扬个性和解放生产力，提倡面向现实和经世致用，注重科学和务实的学风，其教材选择可谓是当时书院教育的一大亮点，如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数学、天文、地理等教材。这种书院教材已在向近代学校教材靠近了。
二、明清书院教材建设的外在基础
明清书院的教材建设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归结起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文教政策导向、学术研究勃兴、私人著述丰富和印刷技术革新等。
（一）国家文教政策导向
明朝统治者认识到教育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明文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清初，诏令奉行“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
在这种文教政策指导下，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都确定了程朱理学在各级教育和科举考试中的统治地位。明太祖规定，国家取士考试，解说经典以宋儒传注为正宗，程朱理学因此成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挂钩。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就是说，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就不可能入仕为官。在“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时代，书院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自然将程朱理学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书院在明代几起几落，直到明中后期，官方对书院的态度由压制转为支持，书院才得以复兴。当时，一部分书院成为科举人才的培养阵地，教学内容相应地即为官方规定的正统哲学“朱学”；另一部分书院则作为思想传播的阵地，将本学派如“王学”作为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清朝自顺治年间始，随着“王学”的衰落、官学的兴盛，再次将程朱理学作为统一全国思想的规范。顺治九年（1652年），中央政府明确规定：科举考试，“说书以宋儒传注为宗”。如此规定，使得程朱理学与学校教育、科举相表里。当然，也有部分书院向正统的程朱理学发起挑战，将与此异趣的思想主张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如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人都是圣人”等思想，就是为向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进行挑战；颜元也对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表示明确反对，批判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但都未能撼动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明清书院教材建设与明清时期国家文教政策的导向、官方教育机构的兴衰息息相关。
（二）学术研究勃兴
书院自唐创设至宋大盛，朱熹、陆九渊等人奠定了宋朝学术研究的成式，并使学术研究成为书院的基本规制，进而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重要特质。至明清时期，虽然科举制度加强了官方对学术的把持，政府的思想钳制不断加强，但并没有抑制住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书院学术研究的特质不仅没有泯灭，甚至在明末清初成为一种风尚。明末清初的学术勃兴表现为“王学”滥觞、“汉学”复兴、启蒙流行、实学萌动等几方面。书院的学术研究，既保证了书院的讲学水平，又对书院教材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的产生就是当时思想学术发展新气象的表现之一。该学派经王阳明及其门人弟子的发展，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一度成为明末清初的显学，对当时的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阳明非常注重书院的学术研究，将书院的讲学、会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致力于讲会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此促进学术交流和研究。王门的讲会，起初由王阳明亲自主持，门人“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其后门人弟子多了之后便由其弟子钱德洪、王畿等人主持，并在各地建立讲会，宣扬其学术观点。书院的学术研究与讲会制度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及其形成的学术理论保证了讲会的高质量、高水准持续运行，讲会产生的学术交流与碰撞也成为学术进步的发动机。此外，王阳明及其弟子们为了迅速传播本派的学术思想，以书院为阵地，大力进行教材建设。如在白鹿洞书院时，为了迅速占领程朱理学的阵地，王阳明曾千里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等送至白鹿洞书院，刻石于明伦堂，并集合门人在此讲学。湛若水也非常注重书院建设和学术研究，不仅“生平所至，必建书院”，而且在其所执教的书院如西樵书院、独岗书院等，留下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如《樵语》《独岗书院讲章》等，供学生学习。
在清朝，除了“文字狱”的影响外，乾嘉汉学这一学术流派的兴起也与书院发展息息相关。如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与刘宗周弟子姜希辙等人应邀至海宁各书院讲学，在讲学过程中，注重对经世之学的研究，五年间先后完成了《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等，可谓成果丰硕。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学术宗旨以及扎实、细密、朴实等考据研究方法的先导下，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等清代汉学学派鹊起，书院也逐渐成为汉学研习的重要场所和汉学人才培养的大本营。
（三）私人著述丰富
明嘉靖以后，市民意识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学术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均产生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方面也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此外，更有大无畏的思想家如李贽，他所著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对传统封建思想提出了挑战。这些私人著述的出现与市民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私人著述丰富极大地推动了刻书风气的兴起，士大夫开始热衷于私家刻书。这一时期私家刻书以江浙两省为最盛，成书卷帙浩繁。柳诒徵评论这一时期的风气说：“士大夫咸以嗜书殖学为务，故能上绍唐宋，而下开有清之文治焉。”刻书业的兴起自然也推动了书院教材的发展。
进入清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大批以“经世致用”思想著称的思想家著述颇丰，产生了诸如《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日知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读通鉴论》（王夫之）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著作。“避世”的考据学派如阎若璩和胡渭等，著有《古文尚书疏证》（阎若璩）、《禹贡锥指》（胡渭）、《易图明辨》（胡渭）等。这些私人著述对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书院甚至直接以个人著述为教材，极大地丰富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并促进了书院的教材建设。
（四）印刷技术革新
明清书院的教材建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刷技术的革新。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于唐，发展于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至明清时期趋于成熟。这一时期，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一切技术手段都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如金属字印刷、木活字印刷等；特别是木活字印刷技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先进印刷技术的使用，不仅将印刷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使得书籍的印刷数量极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普及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书院教材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袁栋在《书隐丛说》中写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由于出版印刷技术的革新，明清时期官府编修、镌刻书籍之风盛行。如乾隆年间，皇帝就曾下令纂修《四库全书》，由金简负责排印。“初，乾隆三十八年诏纂修《四库全书》，复命择其善本，校正剞劂，以嘉惠艺林。金简实司其事，因枣梨繁重，乃奏请以活字排印，力省功多。得旨俞允，并锡以嘉名，纪以睿藻。行之三载，印本衣被于天下。”金简因“枣梨繁重”，而使用木活字印刷技术，最终“力省功多”，出色完成纂修任务。由于很多书院使用的都是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教科书，所以“官书之风”盛行使书院教材数量和质量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此外，由于出版技术的革新与广泛使用，书院自身也积极参与刻书出版活动，如明嘉靖年间，江西按察司副使郑廷鹄修《白鹿洞志》，内设“镂板”一项，专记洞中刻印书籍情况。据载，当时白鹿洞书院有《易经》板59片、《书经》板53片、《春秋》板68片、《礼记》板197片、《五礼图》板5片、《史记》板2000片、《遵道录》板101片、《仪教仪节》板235片、《二业合一训》板49片、《伊洛渊源》板160片、《重修白鹿洞志》板224片。其他书院如学海堂，也刊刻了大量经史典籍，它所刻的3334卷书籍中，包括《皇清经解》1400卷、《十三经注疏》416卷、《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200卷。这些书院自刻的图书不仅丰富了书院的藏书，也极大地满足了书院日常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的需要。
三、明清书院教材建设的内在逻辑
明清书院的教材建设并非盲目地发展，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
（一）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崇尚学术是书院重要的精神之一。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书院始终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轴的。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曾言：“书院之真正的精神唯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已经深入书院师生的心中，渗透于书院的各个方面，对书院的教材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从讲学和学术研究的辩证关系来讲，书院的学术研究始终是与教学活动相结合的，“研究源出于讲学，而从逻辑上讲，它又居于讲学的上游，使所讲之‘学’更加缜密，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其主要的任务”。在讲学的过程中，师生教学所使用的材料、所教授的内容都脱胎于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又通过讲学使其更加深化和具体化。
其次，为了进行高质量、高标准的讲学，也为了提高书院的学术水平，扩大书院的影响力，书院大量编辑、刊印反映书院自身研究成果以及讲学、会讲内容等情况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产生不仅充实了书院的藏书，而且很多书院直接以此为教学材料。如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时，针对一些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当时理论界讨论的问题以及参与讲会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解答，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后又刊印成册，作为讲会的辅助教材，如顾宪成的《小心斋札记》《东林商语》《虞山商语》《经正堂商语》《仁文商语》《南岳商语》，高攀龙的《东林论学语》《东林讲义札记》等。因此，书院的学术研究对其教材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儒家经典为主线
自汉初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就一直在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书院也改变不了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总体而言，明清书院教材建设的知识脉络也是围绕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进行构建的。在此大背景下，其内部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各派纷纷围绕本学派的核心思想学说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
以王阳明、湛若水为代表的传承陆九渊心学的一派，主张并致力于宣扬“致良知”“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学术思想，他们积极创办书院，收徒讲学，留下了很多别具特色的教材、讲义。如主要记载王阳明语录与书信的《传习录》，代表王阳明晚期主要思想的纲领性哲学著作《〈大学〉问》，以及湛若水的主要著作即重要教材的《心性图说》《心性总箴二图说》等等。以明顾宪成、高攀龙，清高世泰、张伯行等人为代表的讲习程朱理学的一派，他们宣扬两宋时期二程、朱熹的理学学说，以此作为教材建设的主要内容，如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识仁篇》、冯从吾的《关学编》、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以惠栋、阮元等人为代表的讲授“汉学”的一派，他们尊崇汉儒的朴实学风。书院讲授汉学以清朝为盛，前期盛行朴学，重视训诂考据；中后期今文经学兴起，带动了名物制度、校勘、目录等科目的兴盛。这一派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主要为阮元的《皇清经解》《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以及各种经典的经学类、史学类、诗词歌赋类书籍，以培养“汉学”人才，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讲习制艺帖括的书院兴起于明，盛行于清。所谓的制艺指的是八股文，或者称为时文、制义，八股文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要立言工具。这类书院的教材，其主要内容无外乎四书文、试帖诗，偶有经文、律赋、策论等。讲习文史之学的书院崇尚文史知识的传授，因此在此类书院主讲的大师就异常重视历史与文学的教学，像黄宗羲、万斯大、章学诚等人都将历史教学置于重要位置，章学诚甚至还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当然此类书院的学生也对史学、文学非常感兴趣，如《汉书》《史记》《文选》《杜诗》等。所以此类书院教材建设也更重视文史教材的建设，如各种纪事史书、编年史、旁史、旧史书以及诗词歌赋类的教材。
综上所述，纵使书院学派各异，但传习儒学始终是书院教育的主流，在教材建设中其知识脉络的构建大致也不出儒家经典的范畴。
（三）以培养“科举治术之才”为核心价值取向
从隋唐创制科举以后，科举就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由于封建专制的加强，科举更是如日中天。明洪武三年（1370年）中央政府曾下诏“科举必由学校出”，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成式后，科举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这时候书院或就此沉寂，或转而为科举服务，以培养“治术之才”以应时势之需。尤其是在明中后期，随着科举弊端的逐渐显露以及各类官学科举功能的式微，政府开始对书院表现出支持，不少地方官吏根据当地的需要，或修复或创建书院。有些书院直接将日常教学与科举考试对接，以考课作为书院的主要教学活动。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它就模仿官学的“六等黜陟法”，将考课和书院录取名额、津贴的发放结合起来，以达到激励生徒的目的。
清代，书院发展空前膨胀，但兴办力量主要由官力主导，民力已显得无足轻重。雍正十年（1733年）中央政府下令在总督、巡抚驻扎地等建立省会书院，这些书院几乎主导了各地学术发展的方向。它的办学目的主要有二：一为弥补官学的不足，二为培养科举人才。正如光绪年间《梁山县志》所载：“我国家崇儒重道，棫朴菁莪，作人之化大备，雍正十一年奉建立书院之谕，高宗纯皇帝御宇之元年诏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及。圣漠洋洋，嘉言孔彰。由是郡县守令无不振兴文教，修建书院为储才之地，弦诵之声于以不绝，称雅化之极盛焉。”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的努力之下，清代书院很快就取代了官学作为科举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明清书院这一做法，除适应当时政府文教政策外，也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士人读书应举的需要，对国家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经世致用”是书院教材建设的亮点
明清时期，由于奉行尊崇程朱理学的文教政策导致思想僵化，再加上社会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危机日渐加剧，许多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转而提倡面对社会现实，“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应运而生。明清实学思想内涵丰富，既包括经世之学、实测之学，也包括明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论和考据实学，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对书院教材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一大亮点。
明清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陆世仪、颜元、李塨等。北方河北保定一带的代表人物颜元曾言：“陈同甫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谓‘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口笔之醇者不足恃；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他对实学极其推崇，尖锐地抨击当时科举取士和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提出“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强调“实学”“实事”“实行”“实习”。他在主持设计河北肥乡漳南书院时，将书院分为六斋，即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与此相适应，他主张选用实学类的教材，如他自己编写的《农政要务》、《算经十书》中的《九章算术》、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等等。南方江浙一带的代表人物黄宗義，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主张开设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并使用相关教材，如历学之法使用《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法》，象数之学使用《易学象数论》，律吕之学使用《律吕新议》，地理之学使用《匡庐游录》《今水经》，等等。
四、明清书院教材建设的特点
明清书院教材建设，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稳中有进，教材内容推陈出新
总体来看，明清两代书院的教材建设，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有所创新。
明朝初年，中央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在教材建设上，除朱元璋下令删改《孟子》，将其中不符合其专制统治思想的内容予以删除外，特别强调须在学校和书院中教授明朝的诰令，如张居正就曾令国子学和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应包括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明朝中后期，由于科举制弊端显现及官办教育的腐败，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阳明）湛（若水）心学”异军突起，为书院教材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王阳明、湛若水等人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主张，纷纷于书院中讲学著书，此举对书院教材建设的多样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朝末年，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呈现出末流之态，经世致用和崇尚实学之风兴盛，王廷相、顾宪成、高攀龙、顾炎武、李颙、颜元等一批有识之士均对空谈性理予以尖锐批判，竭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思想家们纷纷投身于书院的讲学及教材建设。如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时即提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他为学生开了两个书单，一个是《读书次第》，另一个为《体用全学》，作为教材或者参考用书；其中，《体用全学》分别从明体类和适用类两个方面开列出“明体适用”之书目。
清初，书院所使用的教材与明朝有所区别，如四书、五经等教材使用的版本及其注解就大有不同，明代兼用古注疏版本，清初则完全使用宋人注本，如四书主朱熹注，《易》主程颐二《传》，《诗》主朱熹《集传》，《书》主蔡沈《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等等。此外还出现了讲授汉学与讲习文史之学的书院，相应地也影响到教材建设。康熙年间，由皇帝亲自主持诸经的编撰，计编有《春秋传说汇纂》《御纂三礼》等教材，其中所编撰的内容、采用的注疏与前面相比又有所不同，如《周易》，就兼采汉《易》和宋《易》的注疏。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朝代的演进，书院都对教材进行相应的改进，使其整体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从而不仅使教材更加丰富多样，也使内容、版本、体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二）异彩纷呈，教材建设流派众多
随着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持不同教育主张的教育家也不断涌现，他们积极参与书院教材建设，使得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建设流派众多，异彩纷呈。
明初一百多年里，由于程朱理学的官方学说地位，很多书院都以程朱理学为宗，形成了以理学为特色的教材体系。明中后期，随着官学的式微、程朱理学地位的下降和王湛心学的兴盛，书院再度兴起讲会制与自由讲学之风。王守仁、湛若水两人积极开办书院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立场，使得心学一度成为显学。清朝初期，心学又逐渐没落，学风也由明返宋，再度推崇程朱理学，形成了所谓的“性理学派”，《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也随之成为书院必修之功课。清中叶以后，由于大行文化专制，一些知识分子被迫埋头于故纸堆中，出现一些以讲习经史词章为主和以治考据朴学为主的书院，如诂经精舍、学海堂等，这一时期博习经史词章成为书院的主要取向。道光年间，经学又有所分化，出现以今文经学的形式既反对空谈性理的理学又反对烦琐考据的朴学的新儒学。最后，“西学东渐”局面出现，书院教学内容逐渐扩大，反映“西学”的教材亦开始在书院出现。在明清五六百年间，每当不同思潮、学说兴起，便会在书院激起一层不小的波澜，因此可以说，不同思潮、学说的出现，即为书院教材“新生”的开始。
（三）成果硕丰，以个人著述代教材
学问、思想和治学主张。因此，士大夫都喜欢著书立说来保存和阐发自己治家、处事、为学的思想，著书和讲学是他们影响社会的两项重要活动，他们把讲学书院与研究学术结合起来，讲学内容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
历代书院名儒大师都非常喜欢讲学，以个人著述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王阳明。王阳明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著书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在稽山书院时，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就将他学说的核心内容“六经为吾心之记籍”“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推向大众；后来又借为《紫阳书院集》作序之机，公开批评朱子之学“失之支离琐屑”，大力推销“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张。为了在书院传播推广自己的思想学说，将个人的著作作为书院教学的教材便在常理之中。同样，颜元为了将“习斋教条”中要求学生学习农学、谷粮、水利等规定付诸实践，亲自编写《农政要务》一书，传授农业知识。黄宗義也出于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需要，除开设历学、象数、律吕、地理等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外，还先后编著了反映历学之法的《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法》《回回历法假如》，反映象数之学的《易学象数论》，反映律吕之学的《律吕新议》，以及反映地理之学的《四明山志》《四明山古迹》《匡庐游录》《今水经》等。
张传燧，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钟伟春，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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