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政治话语的使用及演化进行考察，是分析一种政治理论或一个人政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青年毛泽东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积极倡导“新民”到疾呼“民众的大联合”，再到坚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话语演化，实现了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前提。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转向过程
政治话语是政治思想的构成要素和表达系统，包括概念、范畴、基本原理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等。政治话语的运用，直接体现了某种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与成熟程度。考察一个人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其政治话语使用及演化的分析与阐释。青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不仅经历了思想信仰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政治话语的转型。从积极倡导“新民”，到奋力疾呼“民众的大联合”，再到坚定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最终实现了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一、积极倡导“新民”：
毛泽东政治话语的发端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毛泽东这种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首先就表现在他所倡导的“新民”这一政治思想上。“新民”是青年毛泽东初涉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话语概念，他希望以此为标的实现国民改造、民族复兴的梦想。
毛泽东关于“新民”的话语言说，深受中国传统典籍和近代改良派新民说之影响。“新民”本作“亲民”，源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句，使之成为历代士人读书启蒙的入门篇目。近代以来，梁启超和严复以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观念为依据，把“新民”改造为实现救亡图存的社会改良学说。1902年至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20篇文章，阐发其新民思想并汇集成为《新民说》。梁启超所言“新民”之“新”，既不是“心醉西风”，亦非“墨守故纸”，而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从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新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以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受梁启超的影响就非常大。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从其表兄处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便“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改造国民性，化育“新的公民”，逐渐成为毛泽东矢志以求的政治目标。1912年6月，毛泽东在中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发出了“叹吾国国民之愚”“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的感叹。但要达到“新民”之目的，不仅要开民智、养民德，还要强健民众之体魄。在毛泽东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体育之研究》中，他就强调了加强体育锻炼以增强民族之体质的重要性。他指出，“国立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文中还明确强调：“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虽然主要强调体育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体育锻炼等问题，但也是他强国健民的“新民”话语的生动体现。
其后，毛泽东更加注重思想和道德对形塑“新民”的重要作用。在1917年8月写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毛泽东呼唤“有高尚之道德”的“君子”，“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实现太平的“大同”社会。可见，毛泽东此时虽然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洗礼，但其话语言说还没有完全冲破儒学传统的窠臼。
为了实践“新民”理想，形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毛泽东开始着手筹建培育“新民”的社团组织。从1917年冬天开始，毛泽东与其他有志青年就经常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等问题，结论是须“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在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主持下，新民学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在《会务报告》第一号的开篇便提到，“新民学会是一个生活体”，“在会是一种新环境，在会员是一种新生活，我们几十个人，在这种新环境里共同或单独营一种比前不同的新生活，是我们最有意义的事”。学会章程则明确规定：“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须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所主张的“新民”，更多地还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立论基础的，仍是希望通过提升个人的心性修养来创造新环境和新生活。不久，毛泽东便发现“新民”的这一美好愿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很难实现的，这促使他开始寻求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新民”尽管与马克思主义还有较远距离，但它作为那一历史时代具有革新价值、进步意义的话语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政治话语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二、呼吁“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政治话语的激进主义转向
从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毛泽东政治话语发生了第一次转向，集中体现为以激进主义的“民众的大联合”取代了改良主义的“新民”。1918年8月，毛泽东抵达北京并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得以接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这些人“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尤其是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尤甚，也直接推动了他开始接受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话语。
当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已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认为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建立苏俄式的国家。在与李大钊的交流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有了初步了解。但是，毛泽东此时所接触的政治思想是多而杂的，尤其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他还曾与北京大学的同学讨论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正在找寻出路”。从毛泽东离开北京后的思想动态和相关活动来看，他认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平民主义”，应该成为改造中国的“出路”。而他极力呼吁的“民众的大联合”，也就是关于这条“出路”的话语表达。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辗转回到长沙。他在积极领导湖南地区学生运动的同时，还于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成为展示和传播他激进主义话语的重要平台。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细数了近世的各类改革，特别提到“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社会变革归结起来，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而“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思想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湘江评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倡导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主张“民众的大联合”，这成为毛泽东致力于国家和社会改造的核心政治话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第二、三、四期连续刊载的《民众的大联合》。他在文中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在文章中详尽分析了古今中外的各种联合，多次提及俄国“民众的大联合”，称赞它“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提出补救国家、人类和社会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的“民众的小联合”，包括农夫、工人、学生、教师的职业联合，抑或女子的性别联合，则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民众完成联合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认为存在两种方案：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贵族资本家“拼命的捣蛋”；另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主张“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只要贵族、资本家能回心向善，助人而不害人，则不必杀他，最终实现“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的目标。相比之下，毛泽东认同温和派的主张似乎“更广，更深远”。
毛泽东一方面赞赏俄国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以暴力形式打倒强权，这充分体现了他这一时期政治话语的含混和张力，反映出他尚未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维度理解俄国革命的内在价值和世界意义。但是，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话语，已经不仅仅为了个人“砥砺品行”，更是要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和强盛。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表示了充分肯定，而且充分认识到蕴藏于民众之中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练习”。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只要能进行“民众的大联合”，那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语，不再是“我”，而变成了“我们”。这种主语上的细微差别，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和话语转型。不久，毛泽东便开始了“民众的大联合”的话语实践。从1919年9月开始，他在长沙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学生请愿和示威活动，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独裁统治。这些运动使毛泽东更加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这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例如，毛泽东在抨击贵族和资本家时，两次使用了“阶级”一词，但显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基本内涵，而是一种超阶级的平民主义表达。然而，“民众的大联合”与他后来所强调的“群众路线”，无疑已经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话语上的传承性。总体而言，通过构建“民众的大联合”话语，毛泽东深切感受到民众身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认识到组织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必要性，进一步推动了其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三、“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1852年3月写给魏德迈的信中指出，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所加上的新内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概念的认同和使用，是毛泽东政治话语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了寻求对湖南“驱张运动”的支持而再次来到北京。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加强了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联系，潜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这使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的救亡道路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尤其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生坚定共产党主义理想信念。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思想信仰的转变，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1920年年中，前期赴法留学的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围绕究竟采用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中，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主张革命应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而以蔡和森为首的激烈派，则明确提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认为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尤其强调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的重要地位。对于中国革命要采取的具体措施，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并提醒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准备”。论争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遂于1920年8月先后致信毛泽东，阐明各自观点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的回信以及组织新民学会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对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表示极力赞成，而且集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首先，对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教育革命”进行了批评和清算。毛泽东从教育的阶级性出发，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否则不可能获得教育权。他进而提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其次，主张中国也应该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强调，“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最后，推崇世界革命，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向往。毛泽东提出要“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要“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取世界主义”，因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基于这一系列认识，1921年1月初，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改变原来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的提法。毛泽东在会上还组织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次大会也标志着新民学会完成了从学术生活团体向政治革命团体的蜕变。
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话语的认同与运用，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的话语转换。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此时已经真正理解和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毛泽东对“无产者”一词的使用，就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的理解可能更接近于“没有财产的阶级”这种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或城乡无产阶级概念。不过，也正是这些概念的运用，为毛泽东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解释，使他得以将碎片化的观点逐渐组合成更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至此，毛泽东完全超越了过去“新民”和“民众大联合”的分析逻辑，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剖中国社会，解释中国革命问题。在其后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愈加注意到农民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等重要判断。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的重要性”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与马克思相比，毛泽东的阶级理念更直接地以政治潜力的问题为中心。与列宁相比，毛泽东的政党理念包括了更大程度上与群众的相互依赖”。总而言之，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他思想上和信仰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而在话语转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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