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朋友抱怨过这样的问题：
马上要大学毕业了，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社会压力好大，我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例，对于许多初入社会的朋友来说，包括我在内，都有类似的困惑和焦虑。
毕竟，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变数和未知，习惯了校园里确定性的生活，突然切换到另一种状态，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也算正常。
但，无论如何，这种状态都应该尽早消除，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大协作中去。
那么，应该怎样去消除这种困惑和焦虑呢？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日子。
那段时间虽然艰难困苦，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毛主席带领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经过不懈努力，在井冈山扎根，播撒了革命火种，并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日后的革命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他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呢？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927年。
01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转移，希望能够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在转移的过程中，他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三湾改编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早期探索和实践。
虽然意义深远，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摆在毛泽东面前最为严峻的问题是：
通过改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队伍，但这支队伍真的还能继续带下去吗？
毛泽东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一块能够长期落脚的地方，也即根据地。
有了根据地，部队的建设、给养等才有保障，才有发展壮大的可能，否则只能沦为流寇，无根无源，毫无战斗力可言，队伍迟早得散。
那么，这块长期落脚的地方，是哪里呢？
毛泽东把目光瞄向了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
之所以选择这里，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大革命时期，井冈山周围的宁冈、遂川、永兴等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其次，井冈山上有较多村庄、水田，方便给部队进行给养，队伍能活得下去。
再则，因为是山区，离中心城区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反动派鞭长莫及，方便部队的攻守。
考虑到上述几个因素，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选择井冈山，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但是，想要成功进驻井冈山，也并非易事。
当时井冈山里有“土匪武装”，领头的有两位：
袁文才、王佐。
部队要上井冈山，就得做通这二人的工作。
在到达井冈山附近的宁冈县后，毛泽东见到了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巧的是，陈慕平曾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而毛泽东也正好在讲习所授过课，两人的关系便近了一层。
通过这层关系，毛泽东请陈慕平帮个忙，希望能转达部队在井冈山落脚的愿望。
愿望是转达了，可在王佐、袁文才看来，这个毛委员带着1000人的队伍要上山，准没安好心。这不明摆着是“大鱼吃小鱼”抢地盘来了？
想到这，袁文才给毛泽东写了封回绝信，措辞不仅文绉绉，还挺委婉：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接大鹏。贵军驰骋革命，请另择坦途。”
大白话就是：您爱上哪儿上哪儿，可别打我们这片山头的主意！
毛泽东收到这个消息，也并无太意外。毕竟，双方之间没有过多的交集，缺乏信任是正常的，保持必要的戒备也是正常的。
那么，如果还要继续上山，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建立信任，让对方放下戒备。
毛泽东的想法是：
按照江湖规矩，给袁文才送上一笔大礼——100支枪。
当他跟部队前委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理由很简单，人家是土匪，咱们好歹也算是正规军，不管是人数还是武器都占优。凭什么让我们给他们让步？他们不让我们上山，我们干脆给他来个一锅端！
可毛泽东知道，这样的理由才是真正的意气用事，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呢？
在毛泽东看来，绿林土匪虽然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但大多重义气，有猜疑之心也很正常，算是“职业习惯”。
反观自己的队伍，在三湾改编前由于逃兵较多，反而是枪多人少，有人要扛着几把枪行军，很不方便。
给袁文才一些枪，一方面能给部队减负，一方面还能表明诚意，建立信任。这样的买卖，划得来。
毛泽东说：
“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
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的革命武装。”
基于这样的假设，毛泽东和袁文才约好，在宁冈大仓村做进一步的沟通。
袁文才依旧不放心，为防止遭到暗算，便预先在祠堂埋伏下了20多人。
结果让他大跌眼镜，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来！这让袁文才感觉到，自己多虑了，甚至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更意外的还在后头，毛泽东在说明来意后，随即便当场宣布：
给袁文才的队伍送上100支枪。
袁文才没想到，这个毛委员居然这么够意思，很受感动，便回赠给毛泽东600块银元以示感谢。同时，他同意为毛泽东的队伍建立后方医院。
但到此时，袁文才还并未完全信任毛泽东，他试探性地说道：
“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
听到这话，毛泽东知道，上井冈山这事虽然有眉目，但不能操之过急，还得再耐心做工作。
于是，他带着队伍在井冈山周围打游击，准备筹足钱粮再上山。同时，他也派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袁文才队伍里，进行军事训练。
到此，关于上井冈山一事，毛泽东算是走出了第一步。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他还要应对更多的挑战。
02
在打土豪期间，遇到一件事。
那是在大汾镇，毛泽东的部队遭到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号人的突袭，这真是猝不及防，加上人生地不熟，革命队伍很快被打散，毛泽东连忙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到了井冈山的黄坳，只剩40多人了。
部队受到重挫，大家散坐在地上，沮丧不已。
毛泽东见状，站起身来，身子挺直，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 “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个，请曾连长喊口令！”
这是一个卓越领导者该有的表现，在士气低落时，依旧保持斗志，这是让队伍继续凝聚，继续走下去的关键驱动力。
1927年10月23日，部队到达井冈山下的遂川荆竹山村。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王佐部队的侦察队队长朱持柳。
为了能获得王佐的信任，让进驻井冈山变得更顺利，毛泽东与朱持柳彻夜长谈，详细说明了革命军要上井冈山的目的，同时也详细了解了王佐和山上的情况。
获准上山后，毛泽东做了一次上山前的动员。
为什么要做动员呢？
因为他观察到，部队里的不少士兵因为饥渴难耐，常跑到老百姓的田里挖红薯吃，这显然与革命队伍的性质是相悖的。
基于此，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们现在就要上井冈山了。不过我们如果像有的同志那样，到这块地里掰一个玉米，到那块地上挖一个红薯，那恐怕山上的王佐就不会欢迎我们！”
接着，他又说道：
“为了使那里的军队和老表们都能够相信我们，现在我宣布三条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功；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纪律听起来虽然简单，但很形象，这有效地规范了部队的行为，提高了整体作风。
后来，三大纪律逐渐演变成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终演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所调整，但内核不变，这项制度上的创新，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回到上井冈山这件事上来。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腹地茨坪。他给王佐的部队送来了70支枪，王佐也回赠给革命军500担粮食和一些银元。
至此，对于井冈山上的两大势力，毛泽东都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且效果还算不错。
接下来，就是要更进一步，加深与二人间的信任，让自己的队伍能够在井冈山更好地站稳脚跟，让袁王二人也能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
对于袁文才，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他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
这样既指出优点又指出缺点的相对客观的沟通方式，让袁文才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
他常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
对于王佐，毛泽东也多次上山和他谈心。在毛泽东学识、胸怀的影响下，王佐深受感动。
他也跟大家说：跟毛委员谈一次话，胜读十年书。甚至还向毛泽东提出派党代表的要求。
对于王佐的这个要求，毛泽东自然是顺水推舟，他知道，派党代表去王佐那里，是增加彼此间信任的重要契机。
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谁合适呢？
毛泽东想到了何长工。
何长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有斗争经验，并参与秋收起义，一路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对何长工说：“长工，前委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
何长工问：“去多少人？”
毛泽东说：
“又不是上山打老虎，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一人足矣。
你先去做王佐的‘长工’，再去当他的党代表。人我们还是要派的，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请我们的人上山。”
何长工知道，土匪出身的王佐，部队的绿林气息很重，也很少讲什么道理政策，乱打乱杀，自己这一去，心里没什么底。
毛泽东鼓励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鉴于毛泽东等人的信任，何长工带着毛泽东给王佐的亲笔信，去到王佐的大本营——井冈山茨坪。
王佐虽然之前说过派党代表的事情，但那时候更多是说说，真看到党代表过来，他的戒备心一下子就起来了，生怕自己的部队被党代表拉过去。
何长工也不着急，他采取迂回战术，一方面是接近王佐的家人，比如他的母亲。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行动，来影响王佐。
另外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帮助王佐除掉了反动武装头领尹道一。
自此，王佐对何长工变得十分信服，并表示：“从今以后，我王佐跟定了共产党。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刀山火海也不含糊！”
果真，要想获得一个人的尊重和信任，你必须拿得出货真价实的东西，须知，要成事，许多时候，就是要靠实力说话，这也是建立信任最靠谱的纽带。对于许多事情来说，这个道理都适用。
何长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增派更多的同志来王佐部队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毛泽东开始将秋收起义的部队和袁王二人的部队进行融合。
1928年2月下旬，在宁冈大陇朱家祠的草坪上，毛泽东主持大会，将袁王二人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到此，毛泽东算是在井冈山上站稳了脚跟，中国革命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但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队伍的整体力量算不上有多强大。
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则在于：
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
03
虽说毛泽东与袁王二人搞好了关系，在井冈山有了一席之地，但能在井冈山有多大的作为、坚持多久，毛泽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毕竟，队伍里人数并不多，真正参加过革命，经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更是少之又少，眼下需要有新的革命队伍补充进来，来壮大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早在1927年12月，毛泽东就派何长工下山寻找革命队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听到南昌起义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在湘赣边界活动，但尚不知具体情况。
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才知道，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朱德。
何长工跟朱德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朱德大喜：
“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也派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去找毛润之，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由此可见，朱毛二人是在互相寻找，两支部队的会师并不是纯粹的偶然，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时候，朱德的队伍到了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他和陈毅等人在龙江书院等候毛泽东。
对于这次历史性的会师，何长工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同志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
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
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朱德同志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毛泽东同朱德同志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井冈山会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重要地位。从此，“朱毛红军”逐渐发展壮大，名声日渐传播开来，被世人所所熟知。
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就此建立，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但抛开过后总结的历史意义不谈，会师以后，革命力量虽然加强了，但相应的，部队的给养问题也加大了。
毕竟，井冈山作为封闭的山区，经济本来就落后，要养活上千人的队伍，并非易事。若是之后上来更多的队伍，又该怎样面对？
毛泽东意识到，眼下所需要的粮食要靠当地解决，而相应的，就得依靠农民生产，问题最终落脚在了土地上面。
是的，如果广大农民不占有土地，依旧被地主占着，会有生产积极性吗？会拥护革命队伍吗？没有这些，物资给养就不现实，而队伍在井冈山的长期发展就不现实。
于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应运而生。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句口号简单直白，符合切身利益。不过，一开始弄的《井冈山土地法》并不完美，比如：没收一切土地、土地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
所以，一开始土地政策效果不太好。
但随着不断调整完善，我党的土地政策越来越成熟，这也让更多人接受和拥护共产党，对于我党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除了土地问题，当时井冈山上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同时加上当时中央的各种不切实际的指示，井冈山上斗争变得异常严峻。
“八月失败”让朱德部队损失极大，井冈山根据地周边被土豪和国民党控制，革命队伍的生存问题愈发恶劣，虽然也有过黄洋界保卫战这样的胜利，但终究是靠了天险，还有运气的成分。
综合考虑种种因素，毛泽东等人意识到，井冈山可能坚持不了太久，于是在1929年1月率大部队向赣南、闽西撤退，去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留下一部分红军继续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04
虽然经过种种曲折反复，井冈山的斗争最终以主力部队的撤退为结束，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民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日后的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一天，他离开宾馆，走到后面的小路，想要登上山去。随行的工作人员见状连忙劝阻：“主席，前面没有路了。”
听到这句话，毛泽东却说：
“我就不信没有路的山。有山就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是啊，路是人走出来的。
这句话更像是毛泽东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
革命斗争，多少艰难困苦都挺过来了，多少绝望不堪都挺过来了，多少迷茫彷徨都挺过来了……
道路就是伴随着曲折一点点开辟出来，进而越走越顺、越走越开阔的。
结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联系本文开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了新思路呢？
刚刚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感到社会压力大，不知道怎么办，这恰恰是常态。但常态并不意味着我们畏葸不前，而是要敢于尝试。
须知，迈出第一步，哪怕结果并不满意，也比停着不动要强太多。
不尝试，只是犹豫不决，人的境况不会发生积极的改变，甚至可能越变越糟。
尝试了，也许会遭遇失败，但每一次尝试都是在积攒经验，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将自己成长的可能性打开一点，道路就在这尝试中逐渐形成了。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曾国藩的一句名言：
“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
翻译过来就是：
当任何事物发生来到时，不要惊慌逃避，选择承认接纳、顺其自然；
对于未来，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又知道其必然到来，自己无法控制，那么过分担忧只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要学会去拥抱不确定性；
对于当下，我们要好好把握和珍惜，不要虚度，到头来悔恨也来不及；
对于已经过去的，那就让它们过去吧，我们不必留恋，也不必懊悔，将着眼点放在当下，努力做好。
总结来说，就是：
成大事者不纠结。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不光是井冈山的斗争，“不纠结、不犹豫”的特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不愧为能成大事的伟人。
我们虽然成不了伟人，但我们可以努力学习这种“不纠结、不犹豫”的特质，为自己的成长发展添砖加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再犹豫，坚持到底。
就像毛主席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得那样：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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