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兵在看《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本书时，差一点就被蒋介石的卖国理论给绕进去了，背后猛然惊出了一阵冷汗。
是啊，所有的汉奸都是要打着爱国的旗号的！
当年汪精卫投降卖国的时候，打着的旗号也是“曲线救国”、“中日友好”、“和平的利益总比战争要大”的旗号！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把自己（一名普通小老百姓）置身于九一八前后的那个历史场景中，当听到作为一国之最高领导的蒋介石宣传“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决不轻言诉诸武力”、“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忍辱含愤”、“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更充足的准备时间”……的理论时，是否也会觉得有道理，是否也会上当呢？
好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上当！
好在，当年的中国热血青年们没有上当！
好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终于觉醒了，终于认识到蒋介石卖国理论和投降政策的极端错误性和危害性，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蒋介石再也阻挡不了、迷惑不了的全民族抗战热潮！
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汉奸理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人意识到，日本即将掀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可蒋介石并没有做什么准备。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
从这份资料中，我们能看到蒋介石已经决定放弃东北，以保全自己对中国核心地带的统治。他让赴日谈判的密使许世英带话：对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0月7日，日本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竟然发电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甚至要帮他们买菜，并送到船上去——这样软弱妥协和谄媚的姿态，怎能不招致日军扩大侵略呢？
到了1934年，蒋介石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中还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甚至到了七七事变之后的1937年8月6日，胡适还曾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割让东三省，放弃全部中国主权，承认伪满洲国，以讨好日本。
看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汉奸，不是一个两个啊！
那么，谁是蒋介石的敌人呢？
当然是共产党。
因为，就是1934年，蒋介石讨好日本人的时候，他的军队正在苏区屠杀人民，犯下累累罪行。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安内”的实质就是“剿匪”，就是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认为，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他还说，好高骛远，奢言抗日，就不实事求是，因为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
但小兵想问：外寇都要灭国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剿匪”？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说：“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
失掉东三省，却说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怎样的无耻啊！
丢了东北三省 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无尽的宝藏被日本拿走，在蒋介石那里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有着铁证如山的证据！
蒋介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作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和帝国主义走狗对共产党的极端仇恨和无耻污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无能与浅薄，好像“亡国奴”的日子会好一点一样。
当然，对于投降日本人的地主、资本家、买办，的确还能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面对日本雄厚的国力和日军先进的武器装备，蒋对抵抗日军明显是缺乏信心的，他哀叹道：“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蔽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蒋介石主张“不抵抗主义”，他解释说：我们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这是亡国论的调调，和汪精卫一个德行，即不能抵抗，抵抗必亡！
而毛主席则振聋发聩、高瞻远瞩、意气风发地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主席给出的策略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发动全民族的抗战，一定能打跑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日本的侵略当成冲突，希望国联能出面调解。他在《告全国民众书》中呼吁：“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还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蒋介石请求美国政府履行九国公约规定之义务，抑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表示“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
蒋介石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与使命，寄托于外国人干涉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蒋介石要求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可是，广大青年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思虑全面、客观理性，而是热血澎湃的发动了一次次请愿运动，组织起了无数个抗日团体。
1931年9月20日，南京中央大学师生发表通电和宣言，倡导全国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抗日。
9月23日，南京工、农、商、学、妇等社会团体及市民20多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要求一致团结，誓死抗日，共救国难；组织救国义勇队；对日经济绝交等。
9月28日，蒋介石对中大、金大3000余名请愿的同学说：“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应回去安心读书，学生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
学生们大声问：“什么时候出兵？”
蒋介石回答：“三月之内如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
到了1932年底，蒋介石还曾经准备亲率部队北上抗日，并表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可蒋介石明知要当千秋万世民族之罪人，也不愿意以实际行动抗击日军的侵略。
面对方兴未艾的学生请愿运动，蒋介石曾愤怒的在日记中说：“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怠荒则乐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青年学生的心声，蒋介石是真没有听到，还是不愿意听到呢？
1935年，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蒋介石竟要求抓和杀抗日分子，要求严控民众发表抗日的言论，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越来越失望，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
而当宝塔山上的那位伟人，给中国人指引出新的方向后，无数青年毫不迟疑地、前赴后继的冲破国民党封锁，去追求光明……
朗朗乾坤，昭昭日月，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一个汉奸，一个卖国贼，一个只顾一己私利、私权，不知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危亡，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无耻政客；他无德无能，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公敌，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注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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