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勾结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特别猖獗，尤其是在俄国、乌克兰和前苏联的中亚国家。这些前苏联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以精英之间的勾结和精英与黑社会组织的勾结为特征。但必须强调，在前苏联集团国家转型过程中，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许多对于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不同转型过程的研究都显示，经济转型的结果是由政治权力的结构和政权形态共同决定的。
前苏联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国有资产私有化促成了精英间的勾结。当国有资产被私有化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就勾结起来以低价或免费取得国有资产，其手段或者是赤裸裸地强取豪夺，或者是透过表面上合法但实际由其操控的程序。私有化过程的勾结腐败使得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有紧密关联的精英“寡头”(oligarchs）身上。学界对国有资产私有化已有许多研究，但另一种形态的私有化，也就是“国家权力的私有化”(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 ，却更容易滋生勾结腐败，而这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来源。从表面上看，“国家权力的私有化”似乎就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权力下放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但实际上，权力下放和国家权力的私有化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权力下放是指地方官员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并不必然会导致以权谋私（虽然没有问责的权力下放一定会制造更多腐败的机会）。而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则是指地方官员攫取了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创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独立王国。国家权力私有化的最明显症状就是出售政府职能以谋私利（例如治安保护和司法救济）。最糟的情况是地方官员干脆靠卖官发财，这相当普遍。国家权力私有化的另一种形态是 “把国家当俘虏”(state capture)，也就是生意人能够影响政治人物和官员，让国会和监管机关通过有利于特定人士的法律和规定。“把国家当俘虏”会消除竞争和扩大“俘虏者”的经济来源， 也会提高政治体系内勾结腐败的程度。
要求退出苏联的“波罗的海之路”活动
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来源是中央权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系统性的下放，并在地方上滋生勾结腐败。权力下放让地方精英取得国有资产的处分权或资产收益，地方政府也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取得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权力下放和腐败的具体关系有待争议，但有一点是极有共识的，那就是没有问责的权力下放确实会加剧地方上的腐败。前苏联国家就是明证。波罗的海三小国的腐败程度比较低，因为它们在权力下放过程中同时进行了民主改革，而在没有民主改革的国家，权力下放就特别容易造成勾结腐败。没有问责的权力下放会从几方面滋生腐败，地方政治精英会勾结起来借私有化谋夺国家资产，也会滥用新取得的自主权对本该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收费，把国家当成勒索的工具。
最后，权贵资本主义还有一种更暴力的形式，可以被追溯到源于那种中央权威崩解、国家力量弱化及地方上的黑道治国的前苏联国家。国家权力在党国体制垮台后分崩离析，政府官员尤其是安全部门的纪律急速败坏。这除了导致国有资产被掠夺，还创造出立刻被恶质的政治社会势力所进占的政治权力真空。以中亚的国家为例，大权在握的权贵将国家掳获在手， 并且运用权力获取丰厚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在一些前苏联国家，政治权力真空被犯罪组织进占，并深入到执法部门和军队。转型期的经济衰退使得政府无法给警察和军队足够的预算，也无法投资在人员的招聘和训练上，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安全部队没有打击犯罪组织的能力。在许多案例中，他们甚至和犯罪组织勾结或干脆自己犯罪。
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存在于其他地方，但是完全不同。制度崩解后出现的权贵资本主义是趁着政治混乱和国家崩溃的时机夺取国有资产和建立一套掠夺体系，其他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寻租和强化既有精英的权力与财富。一份针对印尼的研究就指出，由独裁者亲信所拥有的公司，其股票价格也会比较高。即使是在比较稳固的民主国家，政治关系还是可以给某些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菲律宾 马可仕政权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那里是由寡头直接控制国家权力。虽然权贵资本主义通常在非民主国家比较盛行，因为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作为掠夺的工具，且统治精英毫无问责可言，但权贵资本主义也可能在新兴民主国家肆虐，危害民主进程和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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