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群众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 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 群众” 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 不能脱离群众，等等。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20 世纪60 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有一回在西花厅，七妈送给我和在军一个花生米罐头，说给孩子解馋。正巧被进屋的七伯看到了。七伯说：“现在群众生活困难，花生米罐头不要给孩子，留下换外汇，改善老百姓生活。”七妈解释：“这是出口苏联检验不合格给退回来的。”七伯这才点头作罢。在西花厅，我俩不时陪七伯、七妈散步。有时，七伯不让卫士跟随，同我们一起出后门，走进北海桥边人群中。安全起见，我俩有意遮挡一下，他不让。七伯感到在群众中很自在，很愉快。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遗憾的是，那时摄像器材还不够先进——摄像机是固定机位不能移动，没能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记录下来。
后来我想，七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剧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万分激动的时刻。
七伯、七妈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 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碱，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
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话使宝华同志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七伯在病重期间，仍不顾自身安危，处处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告诉我：“70 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地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西花厅修缮“风波”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七伯、七妈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七妈也在外地疗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七伯、七妈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七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七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主意？！”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劝，身旁其他人跟着劝，七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为了让七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和七伯感情深厚，他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就在这期间的一天，七伯为纾解胸中的郁闷，找家人聚会，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特意让在军坐他身旁。七伯说：“七妈去广东从化疗养还没有回来。在军，你也姓邓，今天你就代表七妈坐我旁边。”吃饭时，七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七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时机到了，乘七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七伯，您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七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七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七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七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经过我们晚辈的集体劝慰，七伯的心情有所宽解。他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七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为这件事，七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让大家去看看，不要笑话。”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七伯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七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七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他含着热泪，把当年写下的日记拿给我看，使我和在军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我常常想，七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愿七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愿历史的警钟世间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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