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4日人民日报 第1版
这篇社论应该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要求，在时间紧急情况下起草的。那时送中央领导审阅的社论或文章一般都是改排好的清样。但在时间紧急或当天较晚情况下撰写的稿件，有时送审的就是来不及排清样的稿件。以写文章“倚马可待”而闻名的邓拓，常在此种情况下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社论。邓拓撰写的这篇社论2400字，送审稿共14页，前五页是邓拓对原稿修改后又誊抄的笔迹，后面是由另外两人誊抄的笔迹。胡乔木对社论作了修改，在社论稿上没有两人关于送审或修改的说明。
社论稿是在胡乔木修改后立即送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连夜对社论全文作了较多修改，共涉及8段20余处，并当即在社论稿上批示：“很好，可即发表。毛泽东1月4日上午五时”。
正文：
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先后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机关中，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凡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运动就开展得好；初步发动了群众但发动得不充分的，运动的开展就还不够好；群众基本上没有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就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单位、不少的部门、不少的地区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
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领导起来。目前有的地方，运动开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为那里的负责首长，把这个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的姿态，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的模样。反之，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缺乏战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动，甚至于消极怠工的缘故。
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那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他们不了解这些，却把这个运动视同等闲，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导责任，委托在助手或秘书等人身上。群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也就彷徨观望起来。这种人是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他们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
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藉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事实上，他们在运动中已经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
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经强调地指示我们：“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人，也不外这两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不称职的人；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难道还有丝毫理由不应该严申纪律吗？
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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