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白崇禧趁乱入城，随后蒋介石也来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旧军阀们同流合污，联手屠杀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抢夺工农运动的胜利果实，“四一二事件”震惊中外。
从某种层面来说，当年“四一二事件”的本质，其实就是工农群众拼命换来的胜利果实、被所谓“功勋群体”给暴力抢走了，不难发现，这类事件的发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工农群体革命性最强，但实力却很弱，即便取得了成功、也没有能力保住成果，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要被“精英”们抢走。
“四一二”之后，本就弱势的工农阶层陷入了群体性的绝望，他们发现自己被当枪使了——这么多年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只是帮助新权贵赶走了旧权贵。
革命之前，大家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得喘不过气，“革命”之后，那两座大山岿然不动，反倒又多了个“官僚资本主义”，越“革”越“惨”。
所以历史教材里说：四一二事件之后，大革命跌入了低谷。
这一年，全国各地起义不断，但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意义重大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其实也没能完成原定目标，为什么呢？
因为蒋介石诈骗集团严重伤害了工农群众的感情，让大家对“革命”的初心产生了质疑，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革命，变得难上加难。
1927年前后，中国历史来到了十字路口。
要么放弃革命，接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如果要继续革命，就必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挽回群众的信任？
总不能打仗的时候拿人家当“主力军”、胜利了却拿人家当奴隶吧？这是蒋介石们走的道路，这是反动的、龌龊的、给“救国救民”理想抹黑的诈骗行为。
1927年，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在大革命巅峰期遇到了蒋介石这类叛徒；同时，咱们又是幸运的，正因为蒋介石的背叛，让一些早晚会出现的问题、及早暴露了出来，加速了一些伟大思想的成熟。
回到那个问题：如何在大革命的低谷期，挽回群众的信任？伟人给出了一锤定音的答案：
第一，工农群众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只有这样，胜利后才不会被抢，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第二，在革命过程中、就要把利益分配给贫苦百姓，因为“革命”的本质就是打破利益垄断、让人民分享发展果实，当时的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最大的利益就是土地，所以才有了“打土豪，分田地”。
1927年秋天，伟人通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8年底，他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俗称“井冈山土地法”。这两件事，让后来的一切成为可能。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人相比、毛主席最大的不同，正在于他始终把“农民”放在中心位置。
1923年6月，他在“三大”上第一次提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首次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1936年他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坦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总结道，“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在中国，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1947年毛主席如此总结革命经验：“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由此可见，蒋介石与毛主席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条不同路线。
蒋介石的路线，是利用工农群众搞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又把人家扔一边，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新地主”，工农非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遭到了更严重的压榨；
毛主席的路线，是号召农民搞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就通过土地改革让农民分享成果，同时建立一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用以保护农民的利益。
在三十四年代，毛主席探索出来的这条路线、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为什么没有先例呢？
其实，文章开头所讲的“四一二”事件，已经给出了解释。
革命战争有两大难点，一是怎么打胜仗，二是如何分配利益。打仗是个技术问题，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富家子弟，只要组织得当，都有可能战胜对手；但利益分配是个“人性问题”，想维持公正、非常困难。
请问，如果农民取得了战争胜利，他们有能力保住革命果实吗？
中国古代经验和西方现代理论给出的答案都是：不能。
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最终都会发展为“皇权之争”，赶走一个旧主子、又迎来一个新主子，农民死伤无数、但迎接他们的只是“历史周期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农民是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双重社会性的阶级，他们处于被剥削地位、有反抗的动机；但同时又是分散的、投机的、愚昧的、保守的，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翻译成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农民有战斗力，但却没有组织力、领导力。
因此，共产国际最初给中国设计的路线，就是农民要接受工人的领导。其实，这个路线从理论上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工人有文化技术、集中度高、组织性强，更有能力捍卫革命成果。
问题是，“四一二”事件已经证明、中国工人力量太弱小了，即使是工业发展最好的上海，工会组织也完全不是反动军阀们的对手。
其实，“如何保住无产阶级革命果实”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阶级”是不断变化的，原来的工人和农民一旦掌握了核心资源，很快就会演变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屠龙者”变成了“恶龙”，难道你还指望他们能把到嘴里的肉、吐给真正的工人和农民？
当年的苏联、工人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但后来依然背离了革命初心，对外成为“红色帝国”，对内大搞“特权腐败”，诺大一个联盟、几千万工农浴血奋斗的结晶，最终还不是被内部的蛀虫们给整垮了。
可见，理论毕竟是理论、与实践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早在1927年中国革命就进入死胡同了，必须先发展一段时间的工业、把工人阶层培养起来再说。
幸运的是，毛主席没有照搬苏联的教条，而是继续坚持发动农民、推进“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在夹缝中艰难赢得了全民族的解放。
由于这一层原因，苏联人一直对咱们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嗤之以鼻，斯大林更是嘲笑咱们是“农民党”，乃至于后来解放战争胜利了、斯大林都要来酸上一句“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在苏联人眼中，咱们只是打赢了，但是路子并不对。
斯大林当时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带领苏联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看来，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苏联人摸索了半个多世纪，也仅仅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打赢战争获得政权”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如何持久地维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问题。
整体而言，工人和农民都属于弱势群体，面对必然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依然非常被动。
打赢阶级战争，易；维护弱者利益，难！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毛主席认真思考并尝试解决过后面那个问题，是“经验”还是“教训”，咱们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有些事儿是要留给后人去评价的，在历史的尘埃尚未落定之前，不要妄下断论。
老白俞个人认为，通往“伟大理想”的路上，有这么几个步骤需要完成：
第一步，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推翻剥削秩序，这一步相对容易，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做到了；
第二步，避免“革命功勋”退化成“新权贵”，避免一开始就陷入“历史周期律”，这一步就已经有点困难了；
第三步，通过制度建设打破阶层固化，形成一个崇尚劳动、追求平等、没有明显阶层划分的社会，这一步难如登天。
苏联曾短暂地、不彻底地触摸到了第二步，而毛主席晚年已经在思考第三步的问题了。历史曲折向前，但愿伟大的初心能收获胜利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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