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晚年，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第一是北京，第二是上海，第三就是武汉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主席诙谐而自信地说：文g是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他还以轻松的语气宣布说：我要到外面走一走，去武汉长江里游水。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去武汉呢？
毛主席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这本书中说：当时武汉的形势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形成了观点和情绪极其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就是主张全面夺权，要揪出所谓武汉军区“武老谭”的造反派“工人总部”和政治倾向上与武汉军区一致的保守派“百万雄狮”，他们都曾当过刀俎，也都曾身处鱼肉，可谓水火不容。
就连毛主席要下榻的东湖宾馆，厨师、服务员也分成了两大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周总理亲自做了说服动员工作，才让他们行动起来，收拾房间。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能体会到武汉已经乱作一团了。
毛主席当时可能是这样想的，武汉地处中原大地，是连接大江南北的要冲，在“文g”进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如果能把武汉治理好，如果能解决武汉军区的“支左”问题，就会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进而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1967年7月15日，毛主席一到达武汉，就召集当地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与办法。
毛主席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其头头朱鸿霞放出来；“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在经过详细地调查研究后，亲自拟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提纲：
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建议陈再道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有方向路线错误。
2、军区要为“工总”平反，支持造反派。
3、估计平反后的“工总”会对“百万雄师”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4、充分肯定军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所取得的成绩。
这个提纲，获得了毛主席的审阅同意。
我们从中能充分体会到，毛主席希望武汉两派群众能化干戈为玉帛的良苦用心。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后来这段话以最高指示的形式传出，成为人们认识派别组织、处理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但根据《毛泽东最后十年》的记载，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次次说服教育，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对其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表示“难予接受”；谢富治、王力这两位大员也没有听毛主席要他们“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处于受打击地位的少数派“工人总部”高兴了，他们开动广播车，将谢、王讲话的实况录音大加宣传；但这也引起了有120余万人的“百万雄师”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和武汉军区的部分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汇集在一起，要求与谢富治、王力说理，情绪非常激动。
此时的武汉街头，数十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市民和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在街头游行，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汉水河上的交通中断了，城内要冲地段构筑起了武斗工事，一些人还占领了火车站、电台、机场，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机关几百名战士，竟然带着枪支冲进了毛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他们很多人失去了理智，不管你是司令还是部长，也不管你是武汉军区的，还是中央来的，凡是阻拦他们的，就是一顿拳脚枪托。最后他们冲进百花二号楼室内，扣押和殴打了来处理武汉问题的王力。
这一严峻的形势，令陈长江等毛主席的警卫员，紧张坏了！这些没人指挥、情绪激烈的武装人员在毛主席住处附近闹事，还用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对准毛主席的住处，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不仅影响了毛主席正常的工作和休息，而且对他的安全也造成很大威胁。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诸如“兵谏”“劫持”的危险。所以陈长江在这本《毛泽东最后十年》回忆录中说，当时情况复杂，只能是想得严重些，把对付危险的措施准备得更充分些，防患于未然！
于是，陈长江马上对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战士进行了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武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而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得知武汉出事，顾不得吃饭，顾不上睡觉，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他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毛主席解围，要把毛主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周总理亲自率领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的干部战士200余人，分乘两架大型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往武汉。
在东湖宾馆，毛主席和周总理交换了意见，毛主席破例乘坐飞机，在7月21日凌晨2时撤离武汉，直飞上海。
陈长江回忆说：当飞机飞离地面之后，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才落了下来！
但毛主席面对这样具有巨大风险的情况，仍像平时那样，安详而从容。到上海不久后，毛主席说起这次从武汉转移：陈再道，他不会反对我的。他要是真的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保卫毛主席27年的陈长江这本回忆录，第7章、第8章都是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从中小兵强烈感受到了事件的复杂性，为什么对“七·二〇事件”不同人会得出性质完全不同的结论；为什么两个本来可以团结起来的群众组织，却一步步积累了那么大的仇恨，这其中有没有人挑逗群众斗群众呢？
后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陈再道是怎么回忆的，王力又是怎么说的，陪同毛主席南巡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是否又有更加公正客观的记述呢？如果能让“七·二〇事件”的各方当事人的文字一起“对簿公堂”，让每一方的当事人都说出自己的道理，小兵相信，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一定会浮出水面，谁对谁错也一定会有一个历史的公论。
小兵最后想说，无论是“工人总部”还是“百万雄师”的那些国企工人们，在90年代共同面对那些境遇时，能否同时想到当年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谆谆教诲呢？
探究与学习历史，我们永远在路上。
在此，小兵要再一次感谢陈长江老人，他的回忆录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侧面：一个毛主席卫士眼中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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