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根在农业。农业社会里，人们靠天靠地吃饭，种一个才有一个，骨子里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对待公平公正这个问题上，儒家适应了民众的普遍心理，因此能够做到一家独大。
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这个目标，儒家集大成者孔子以自己的方式四处奔走。这一走，就让无数仁人志士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前赴后继、挑灯夜行。到了近代，毛泽东以另一种方式“奔走”。但他们的目标不同：孔子所要的是使人看起来像个人，毛泽东则追求人的解放，让人成为真正的人。目标不同，手段自然区别更大：一个试图恢复旧的秩序，一个只想打破旧的秩序。
毛泽东自幼就同情弱者、痛恨不公，仿佛这是与生俱来的品质。他听说长沙饥民“抢米事件”，被逼无奈的无辜农民起来造反，却被残酷镇压、死伤无数，既为农民感到痛心，又对强权表示愤怒。在读一些古典小说时，他发现了“遍身罗绮者”与“种田人”之间的矛盾，总是想着要为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农民发声，为穷苦人夺回话语权。
他有阅读的好习惯，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总是手不释卷，在书本里寻找答案。在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这些思想启蒙者的著作加深了他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认识，打开了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的大门。
农民渴求的“平均主义”与资产阶级主张的“民主主义”在现实中遭遇到困境，他开始把目光投向隔壁的俄国。在那里，马克思一套关于社会公正的天才构想变成了现实，列宁建立起了代表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压迫、不平等。从此，批私、斗私成为他一生的主题。
“十月革命”带来的可不止苏维埃这个“灯塔”，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这些重要的思想工具。毛泽东用借助这些工具审视、思考、破解中国历史，撕开了旧社会血淋淋的面具，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武器。
这样的思想很快就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革命的极度艰难条件下，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些公平的分配思想和实践，成为把队伍凝成一股绳的强大保障。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把公正思想落实到政治、经济、国际交往等方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基础。
毛泽东说，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多一少，打破自古以来少数人的权力专制，实现还权于民，公平思想自在其中。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归属于工人、农民、士兵，每个阶层都有权选代表来参与政权。抗战期间，边区政府更有著名的“三三制”，让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愿意到延安来，愿意听共产党的话。新中国成立后，以政治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以组织和活动等方式确保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样一来，人民群众自然就成为革命与建设的拥护者，成为共产党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就体现得更加直接，收效也立竿见影。
他认为阶级压迫、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因此，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从井冈山的《土地法》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改”，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他关心的始终是亿万劳苦大众的生计问题。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式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达到生产资料和产品公平分配的目的。“三大改造”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为中国取得大国应有地位打下了基础。当时，中国在遭受百年欺辱以后，终于站了起来，但其他国家和地区遭受霸权欺凌的事实依然存在。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相互之间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利互助的关系。后来，这一思想被周恩来概括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同一阵线的国家，让新中国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普遍尊敬。
此外，毛泽东公正思想还体现在在男女平等、民主平等、城乡平等、职业平等、公仆与人民平等等方面，这些彻底的思想和实践，让古老中国这艘等级森严的航船彻底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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