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同时也是新中国发展史中的新生事物。我们在黄龙县范家卓子公社范东队插队的知青共有15人，一进村就立下了宏伟的志愿：人在北京长大，心在延安炼红。
刚到农村，我们这帮热血青年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农田基本建设中，个个都像小老虎，恨不得使出浑身的力气。虽然精神可嘉，但劳动方法并不得当。
我们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看似很简单的事儿，其实做起来并不简单。例如，“打椽梆埝”这个活儿以前从来没见过。我们看着男社员将木椽分别栽在地埝两边，然后再将一根木椽横在地埝和两椽之间的空处，社员们往上面填土。填土前还用藤条将躺在地上的木椽缠住藤条的头儿，埋在地埝的土里。男社员们用一种叫做杵子的农具，上下来回砸。直到将土砸平夯实为准。
然后再倒上一层土继续砸平夯实。砸过四五条椽后，将最底层的抽出来，再往高处升。一椽椽一层层，等一直椽梆同地边一样高时，开始用铁掀拍打埝边。一块地一个椽梆埝。远远望去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大寨田，层层梯田平展展。
老乡们用双手改变着贫瘠的土地，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劳动教育着我们这些从北京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副队长宋富印对我们讲:“干农活要有耐力，不要使蛮劲。挖土要一下一下的挖，有个缓劲。像你们这样猛打、猛冲不要说一天，半天下来你们就会手出血泡。” 然而有的同学并不以为然，结果，许多人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他们用手绢缠好，继续干。
婶子大娘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为知青们毕竟还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但是我们并没有被这点小伤吓倒，第二天大家照样按时出工。队长和社员们劝我们歇两天等水泡吸收了再干，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是来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能遇到点困难，就打退堂鼓。”老乡们为我们不怕困难的勇气纷纷给予赞扬。就这样，我们闯过了插队第一关的考验。
一天晚上，我们知青组的同学有的在看家信，有的在给家里写信报平安，还有的唱起了歌，几个女同学则借着屋里微弱的煤油灯光在院子里跳起舞来。别看她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是舞姿很舒展。组长杨凤香外表像个男孩子，但嗓音很不错。看到几个女生跳起舞来，她就在一旁伴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这歌声引来村里很多年轻人的围观。
当时我就想我们完全可以用工余时间排上些小节目，一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二是也能给沉闷的山村带来点生机。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于是，我们组织会唱的知青参加小合唱，会跳舞的翩翩起舞。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公社，公社领导非常重视，并召见两位知青组长下达任务：4月1日党的“九大”会议开幕，你们就给公社的父老乡亲演一场节目，主题是热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
知青们接到任务后，劲头十足，都积极出谋划策，动员全体人员加紧排练所要演出的节目。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场精彩的节目呈现在全公社男女老少的面前。每演一个节目，都博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出后，公社领导也表扬了我们，并鼓励我们排练、创作更多更好的节目带给观众。
有了公社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不仅知青组的男、女同学上台参演剧情人物，还特邀本村戏曲爱好者和学生共同参加演出。我们创编的《不忘阶级苦》剧目，由女知青饰演贫苦人家中的妈妈，男知青饰演爸爸。在校学生王建龙、王建梅兄妹俩饰演剧中贫苦人家的一双儿女。演出效果俱佳。
记得有一场戏是地主带着狗腿子到贫苦人家去逼债。父亲死去，兄妹俩双双随着妈妈撕心裂肺哭爹的那场戏更是感人。许多老乡看着台上的情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剧中，当解放军带领村里的穷苦人斗地主老财，搞土改时，台下观众激动的喊起“打倒恶霸地主老财！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连绵不断！
大家都是门外汉，没有舞台表演的任何基本功，只是按剧本要求努力塑造戏中人物的真情实景。舞台上，男知青们相扶，由底至高搭起人墙；女知青踩着他们身上依次越过的情景达到剧中高潮。这一剧情，不知经过多少次训练彩排。男知青身上被踩踏无数次，背上踩踏擦破皮，竟没有一个人叫苦有怨言的。
知青大哥老周在剧中有抖动红旗那场戏。上场演员男、女知青必须从抖动的红旗上方跳过去，跳不好就会被红旗兜到或摔倒！为了练好这场戏，大家克服恐惧，一次又一次重复训练着这个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演出的效果比预计设想的好很多。
此后，公社每次召开大型会议，都邀请我们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增加演出节目的种类 ，尽量使演出内容丰富多彩。我们还结合当前的国内形式、政策法规制度，自编、自演、自导一些具有时效性的节目，让群众从中得到教育。
由队长闫照明亲自挂帅，民兵连长王学然、村民陈金莲等戏曲爱好者联合参演的河南豫剧样板戏，更是受到当地乡亲们的喜欢与追捧。范家卓子公社东队宣传队成为当时全公社一道靓丽的风景。
附近接壤的澄城县的村民只要知道公社有演出的消息，他们从不缺席，场场都来观看。村里联合演出的《不忘阶级苦》属于活报剧类节目，尤其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竟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演狗腿子的知青到社员家里借农具，那个社员说不借。知青同学问：“我没得罪您啊？”而那个社员不高兴地说：“你演的地主狗腿子太坏了！”我们的知青同学这才恍然大悟。他把节目中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释放到了演员知青的身上。看来演出逼真效果显著，不用语言解释，演出的人物已深深记在社员心里。
我和组长们商议建个“知青广播站”。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知青们克服困难，学习大庆人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没电，就用喊话筒喊，也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我们从队会计那里找来过去用旧的喊话筒，而后又找来硬纸板做一个广播筒。
第二天下晌吃饭的时候，我和刘全东上了知青窑背，拿着喊话筒喊起来：“社员同志们！范东队知青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我喊完一遍，刘全东接着再喊一遍。就像电台里播的，有模有样。正在吃饭的社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端着饭碗从各自家门里走出来，朝着知青宿舍门前的大槐树下走来。有的说：这些北京娃可真有新鲜的，要和县有线广播站打擂台。”还有的说：“北京娃点子多，真不错！”
我们平时都是按事先准备好的广播内容开播，但有一天是阴雨天，就没有广播。干活时社员们就问：广播几天播一次？这么问话，说明社员们拿广播站很当回事，并提醒我们干事要考虑周全，要有始有终。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办好广播站的信心和决心。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坚持广播。
我们的“知青广播站”不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时政要文，而且对农业生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70年春季，队里大搞深翻土地，社员出工几天而劳动成果不显著。我们广播站的知青一起商量，做些具体宣传鼓动工作。找几位年青而关系不错的社员提前出工，然后我们在广播时表扬他们。又挨家分头做工作，第二天那些人真的在队长没敲钟时就到了地里，晚上我们就广播表杨了那几位先出工的社员。
第二天，许多社员没等队长打钟就都到了地里。等队长敲响两遍钟时，竟没有一个人来到树下。队长不知道咋回事，很着急。在家做饭的知青同学告诉队长社员们早都到地里啦，队长这才恍然大悟。由于社员们干活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最后提前两天完成任务。队长高兴地直夸：“北京娃娃真行，知青广播站就是好！
长时期同社员群众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和老乡们建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知青病了，社员们帮助治疗嘘寒问暖。我永远难忘李淑英大嫂在我卧病在床时亲手做了热汤面送到床前，张秀枝大娘找到偏方为我治病。1969年我们范东村知青组获得延安地区先进知青集体称号，真正实现了“人在北京长大、心在延安炼红”的初心。
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我们初步掌握了生产技能，纷纷参与到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有的参加玉米杂交试验，有的参加无曲盐水发酵饲料等科学实验活动，有的参加果园劳动学习果树修剪技术。刘全东还当上了村里的妇女队长，而我被抽调到范家卓子小学当老师。我们在广阔天地里发挥着知识青年应有的作用。
50年后，当知青们重返第二故乡，乡亲们再次见到大家时还是那样的亲切。知青们为乡亲们带来乡下没有的食品，乡亲们同知青分别时送上农村的土特产，这种情谊是珍贵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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