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
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
无根，如何能久？”
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家国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16日回省，20日入校，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祖国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近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祖国，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4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1917年8月23日
8月31日，黎锦熙接到了毛泽东8月23日的信，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趁着周末休息和张昆弟、彭道良结伴外出野游，他们的目的地是昭山。这昭山乃是潇湘8景之一，有“山市晴岚”之称。
张昆弟在他的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次野游活动的前后状况。这种近百年前的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困难，耐不住性子，但因它极其稀少而珍贵，所以笔者就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了。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
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
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
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
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
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
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张昆弟在这篇日记中所说的“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的话，可能是彭道良一时之戏言耳。后来，彭道良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还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乃后话。
且说9月20日，毛泽东和张昆弟等人一起冒着西北风前往水陆洲游泳。
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哉！”
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在22日下午及23日的活动：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9月26日，毛泽东同班同学罗学瓒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
9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是日晚，毛泽东约同张昆弟、贺培真、罗学瓒、陈绍休等同学，来到长沙水陆洲的船上赏月，有同学提议比赛背诵唐诗中带有“月”字的句子，说是看谁背得最多，赢者当为船长，输者就罚他划桨。毛泽东首先吟诵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欲上青天揽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昨夜月同行”、“游人日月长”、“中天悬明月”、“月是故乡明”……
众人数着句子，毛泽东竟然一口气背诵出100多句。同学们无不为他超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都忍不住鼓掌叫起好来。
从1917下学期开始，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由杨怀中先生讲授。他用的教材是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很喜欢先生的修身课，他不但认真听课，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细读了教材。在这本12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中，他逐字逐句研读，分别用红笔、墨笔画下了很多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子等等符号，还在空白处写了150余条多达12000多字的批语，其中有的批语长约800多字。这些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针对书中的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反对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由于受这本教科书的启迪，他又写出了一篇题目叫作《心之力》的作文。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到了21世纪初，有好事者朗誉林先生在互联网上发出了早已佚失的《心之力》的几个版本。后来网友黄铭在2015年10月13日则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名毛泽东的网文<心之力>的全面证伪》的长文（可在百度上查阅原文），很有说服力。这些资料，笔者都看到了，但感觉到朗誉林提供的《心之力》毕竟还有针砭时弊、警醒世人的功效，便将几个版本收集起来，进行了认真的校对、编辑，在本传中引用了，并在章末发了几句议论。如今经网友张哲提醒，这样的托名之作放在毛泽东名下，毕竟大不敬，便全部删去了。
张哲同志在微信中告诉我，网传《心之力》一文，与毛泽东同一时期写给黎锦熙老师的长信相比，差异极大，由此可证其伪。于是，我便将《心之力》与毛泽东写于1917年8月23日（见本传上文）的长信，进行了认真比对，这才发现，无论是在文字、文风方面，还是在思想性方面，两者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心之力》一文中的一些内容，可能出自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这就需要后人考证鉴别了。
再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喜欢社会科学，而对那些自然科学门类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他反对学校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尽数花在了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博览群书，凡是能够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等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多少钱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书，就只能用省吃俭用的节余去买一些折价的书，而他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基本上都是向老师和同学们借来的，他非常珍视这些资料，常常把他喜爱的内容抄录保存下来。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毛泽东还非常注重自学，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于是便精心安排了一个自学计划。晚上熄灯后，别人都休息了，他却独自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书本苦读到深夜，有时甚至是通宵不眠。
毛泽东还有一个特立独行之处，“为静中求学”，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读书，为“闹中求静”，他则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藉此磨砺意志，锻炼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本领。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这个习惯，后来在战争年代果然派上了大用场，冷静思考，处乱不惊，任是炮火连天，他也能泰然若素。
1917年10月间，第一师范的学生团体学友会进行了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也同时被选为文学部部长。在此之前，一师学友会的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们充任，这次改选开创了由学生担任总务和部长的先例。
毛泽东上任后做了大量工作，以极大的热情使学友会愈发活跃起来，显示他那出色的组织才能。
10月13日，学友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62人，主要议程是讨论各项会务。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八项议案，被与会者通过。这八项议案是：
一、本届会金如何征集；二、开展演讲日期；三、各部开展演讲的次数；四、教员聘定；五、预算编制；六、成绩保存；七、作学友会纪事录；八、筹设学友会图书馆。
10月14日，学友会召开各部部长会议，毛泽东又提出六项议案，内容为：
确定部员，聘定教员，添派录事，规定考题，开演次数，进行程序。
毛泽东积极倡导和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研究活动和体育活动，督促各部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讨计划和体育活动计划，为各部聘请义务指导教师，认真督导各部举办同学演讲辩论和各种专门的学术报告会，并邀请名人演讲。
从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在32天内，学友会各部的活动就多达64项。
毛泽东注重图书资料工作。他精打细算，从学友会经费中挤出一些钱，购买一些新杂志，如《新青年》、《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把学友会图书馆办得相当不错。
1917年间，湖南一师虽然实行了10分钟课间操制度，但由于组织得不是很好，同学们的锻炼只是徒有虚名。在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蔓延之时，8班傅传甲等7位同学染病后不治身亡。毛泽东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为亡友写了一副挽联：
为何死了七位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此后，他利用学友会总务的职务，大力倡导体育运动，并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这一状况，他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大家打乒乓球健身。
在毛泽东主持下，学友会制做了一些乒乓球架，做了12片竹布网，分发各班，并指定学友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等处为打球地点。自此之后，“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
一师各种课外活动的广泛开展，促进了同学们在德育、智育、体育3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在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还特别推崇徐特立先生编写的《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中的《平民教育》、《如何举办夜校》等章节，满腔热忱地主办了工人夜学。
此时的一师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企业，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石厂、铜元局等。此外，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长沙至株洲段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那些产业工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生活都十分贫困，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第一师范的教职员们为了给穷人扫盲，在1917年上半年开办了一所夜学，但是办得并不是很成功。
学友会改造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办夜学的经验教训，认为工人夜学还应当继续办，而且还要办好。在学友会研究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
“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
“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
帮助偶因天赋之不济，境遇之不同而失学者，“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兴办夜学，正可以“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长此以往，“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毛泽东还提出，工人夜学要由一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来承办，归学友会教育研究部负责。
他的意见得到了学友会和教职员们的一致赞成，并推举由周世钊担任夜校的管理员。
学友会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人夜校筹备工作，招生广告编印出来以后，“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
第二次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编印出来后，“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9人而已。”
毛泽东马上召集校友会部分成员开会，分析这两次招生均未成功的原因。他认为：
一、请工人来夜学读书，不要钱，这是一桩新鲜事，“盖社会不熟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
二、“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
三、让警察分发也不妥，“其已否奉行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
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用白话文起草了第3份《夜学招学广告》，他是这样写的：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利的。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作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份白话广告印好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拿着数百份一边到处张贴，一边挨家挨户分发，进行口头宣传。从“铜元局一带，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至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600张，”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询问夜学的情况，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说：“读夜书去！”不到3天时间，报名的工人及其子弟就有102名。
这正是：身处草莽论天下，闹市读书有几人？
白话巧请夜学者，满座皆是褴褛身。
欲知毛泽东如何办好工人夜校，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点评近现代历史人物，认为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等官僚政客，你争我夺，人人欲得天下，造成了“天下纷纷”的局势，这些乱世奸雄皆不知“倡学”，故“本源未得”。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以倡学攻心。一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战争，却被曾国藩巧妙地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真可谓是匠心独运。所以，毛泽东曾在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斯言诚为智者之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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