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
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话说在1920年12月2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商量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他对张文亮说：
“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
他还嘱咐张文亮多找一些同志。
12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辩诬函》。起因是一些反动政客曾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扯掉省议会的旗子、谋捣毁省议会”。省警察厅为此曾将他召去诘问。
毛泽东在《辩诬函》中郑重申明：
“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他痛斥了那些“人心险诈，是非混淆”、“而无胆子敢与人以真面目相见”的诽谤者们，并强烈要求省警察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
此后，省警察厅再也没有对毛泽东采取什么行动，自然也不会考虑他提出的要求。
12月7日，张文亮来到文化书社，和毛泽东、彭璜一起商议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
12月15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复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说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在毛泽东“多找真同志”这一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指导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从1920年10月开始到这12月份，3个月内已经发展了20来名青年团员，并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团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其中的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团员。
12月27日，毛泽东送给张文亮9本《共产党宣言》。
眼看着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议起了他们的婚事，二人相约于寒假到板仓杨家结婚。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浪漫的，现在就要结婚了，他们依然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他们决定：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就以同居来表示结婚。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决定与何叔衡一起召开一次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为此，他们以学会名义向会员们发出一个通告，通告中说，新年大会将继续讨论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所争论的问题。通告中还列出了大会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求会员们“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陈书农、陶斯咏、易礼容、钟楚生、贺延祜等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
元旦这天，长沙城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上午10时许，新年大会正式开始，由何叔衡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他宣布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国内外会员情况。
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新会员谢觉哉的情况，他说，谢觉哉是由他与何叔衡介绍加入新民学会的，今天因患便秘病及入会手续尚未办完，故未到会。关于召开新年大会的理由，他说：
“我们年会久应开会，去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开成。现在不能再推迟了，趁新年期间，各处都放假，特召集大家在这里集会，会期连续3天，讨论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又报告了两年以来新民学会会友在国内外活动的情况。
何叔衡接着宣布，讨论通告中提出的14个问题。有会员提出，今天最好先讨论后面几个问题，前3个问题内容重大，压下明天再讨论。毛泽东说：正因为问题重大，才更应该放在今天讨论。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讨论前3个问题：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2、为达到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方法？3、方法进行该如何着手？
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法国巴黎会友对这3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他说：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激进方法，一部分会友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熊瑾玎首先发言说：
“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陈书农说：
“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为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
毛泽东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陈君主张用俄式办法，我极赞成，因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为多。”
大多数会员在改造与改良之间，都发言表示赞成改造一途。但在改造范围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彭璜说：
“改造世界太宽泛，改造中国又太小，可以提‘改造东亚’。”
陈书农赞成彭璜的主张。毛泽东却表示不赞成，他说：
“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提出改造‘东亚’则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之改造。”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会议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表决。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有毛泽东、易礼容、熊瑾玎、陈昌、彭璜、陶斯咏、陈书农、钟楚生、任培道、贺延祜10人；主张“改造世界”的有刘继庄、何叔衡等5人；主张“促社会进化”的有李承德、周世钊2人，周世钊并声明，“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其余 2人邹蕴真和张泉山声明不表决；“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议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毛泽东首先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5、无政府主义。他提议说：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解决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过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书农说：
“我也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方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地见诸实行。”
彭璜也说：
“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
陈子博说：
“我也赞成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陶斯咏说：
“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
邹蕴真说：
“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
陈昌则发言说：
“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и）的音译，是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笔者注 ）。”
会员们依次发言，各抒己见。讨论到下午2点，何叔衡请大家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何叔衡、陈书农、彭璜、陈子博、陈昌等12人，占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有任培道、邹蕴真2人，赞成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有陶斯咏，赞成用温和方法共产主义的有李承德1人，周世钊、刘继庄、熊瑾玎未表决。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许多会员都把建党建团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事业，看作是应该即刻需要着手的问题。何叔衡说：
“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系。”
陈书农说：
“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熊瑾玎说：
“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
彭璜说：
“组织党实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
陈子博也说：
“组党可以分为都市、乡村两方面进行。”
易礼容说：
“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
毛泽东最后作了发言，他说：
“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系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这一建议获得大多数会员的赞同。
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结果获得一致通过。
3天的新年大会通过对前3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大家共同集合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下午2时，大家走出会场时，正值雪霁天晴，心情因会议开得很成功而显得格外舒畅，便相约到草潮门河边拍照。结果因“大雪拥封，照后不见”。
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
后来到1921年7月前，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工人及学生中发展的青年团员已经多达39人。长沙成为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
且说在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继续举行新年大会，到会的会员一共有21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讨论新年大会议题中的另外3个问题：1、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2、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3、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分别谈到了他个人的计划和生活方法。关于计划问题，他说：
“我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我自身决定30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我的文字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善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我曾决定在长沙再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刊杂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做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关于自己的生活方法问题，他说：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在觉得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侈。”
这一天，与会者们就第一、第二两个问题都发了言。由于时间已晚，第3个问题“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没有来得及讨论，便散会了。
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复了一封短信。
蔡和森在去年9月16日的第二封长信中写道：
“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同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他写道：
“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他在信中还提出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步骤，他写道：
“（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在信中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写道：
“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御统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
蔡和森主张应该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
毛泽东认真地研究了蔡和森的这一封信，他在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理之正。况且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所用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1月21日在城南
1月28日晚，毛泽东给老朋友彭璜写了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剖析了自身及彭璜的一些缺点，说明了人生在世交友处世的正确原则。他在信中写道：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
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乃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乃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也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此为观人所不可忽视。
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
于吾兄久欲陈其拙遇，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能垂听，有荣幸焉。
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语言欠爽快，态度欠明快，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自省。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1、3两条及第5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
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
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者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事，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兄于礼容，我觉未免过当，主意不十分诚，泻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等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于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因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
今晚从城里归，已12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宥是幸！
此颂大安。
弟 泽东
1月28日夜
此后，彭璜在1921年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不久因其性格缺陷，终致精神失常，不幸失踪，岂不令人痛惜哉！这样的沉痛教训，后人不可不汲取，因此笔者不得不事先做个交代。
这正是：从来结友为底事？主义平等更民主。
披肝开罢新年会，沥胆又复蔡彭书。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团结他的朋友们进行斗争，且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复彭璜的信，堪为我辈交友处世待人接物之座右铭也。其待友之真诚，交心之坦率，析理之入木，意境之高远，读来令人五体投地。吾不知古今中外其他政治家们亦有如此胸襟如此气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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