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
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
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话说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派刘少奇、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由刘少奇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
此时，安源路矿当局已经探知了工人准备罢工的消息，扬言要调军队来弹压，并提出要取缔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立即决定予以反击，向路矿当局提出了3个条件，并限当局在2日内给予答复，否则就举行大罢工。这3个条件是：1、路矿两局必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活动经费200元。3、从前拖欠工人存饷限于7日之内发还结清。
路矿当局见工人俱乐部态度如此强硬，便表示接受第1、第2两个条件，对于第3个条件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
9月12日晚，李立三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1、坚决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以争取工人的权利；2、发表罢工宣言，向各界诉说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说明罢工是“要命”，“要吃饭”，是“死中求活”；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3、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俱乐部的合法性及代表全体工人向路矿当局的交涉权，包工头不得殴打工人，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发还所有拖欠工资，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食宿条件等17条，若不能获得圆满答复，工人决不复工；4、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委员会，指挥罢工，确定刘少奇、刘先胜为与路矿当局交涉的代表，并常驻俱乐部应付临时事宜。
刘先胜，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后来在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9月13日，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发还拖欠工人存饷的第3个要求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出示。罢工总指挥部当即发出了大罢工的命令。
9月14日凌晨，随着汽笛长鸣，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冲出矿井，冲出工房，手持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大罢工开始了。
这一天，安源路矿处处都贴上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宣言中说：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以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俱乐部拟定的17项条件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工会同意，发清拖欠工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
罢工总指挥部为防止有人趁机捣乱破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路矿秩序，保护矿井和工房设备。
路矿当局十分恐惧，请商会和地方绅士代表出面调停，施展花招说，工人们要先复工，大家所提的条件均承认。
俱乐部谈判全权代表刘少奇答复说，先谈判条件，然后复工。路矿当局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勾结反动军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
安源路矿党组织马上采取应对措施，一面鼓励全体路矿工人团结斗争，一面派人到士兵中进行说服工作。士兵们非常同情罢工工人，对罢工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再说这9月间，毛泽东可真够忙的，他一面领导工人运动，一面为自修大学能继续获得省政府经费，为满足失学青年求学要求，如人力车夫、制笔工人、铅厂工人、铁路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以及菜贩子等，与何叔衡等人利用一师的教室，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
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1日开学，15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200余人。校内设主事1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1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1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1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和刚刚从法国回到长沙的罗学瓒，都担任补习学校的教员。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堂表弟文东仙也在补习学校工作，毛泽民担任职员，参与管理。从韶山来到长沙的毛福轩则是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勤杂工。
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开学之初，学生报到者实有114人，其中有陈赓、贺尔康、张琼、毛泽覃、高文华等人，更多的是一些读完小学失学后又想上初中的、甚至年龄超过18岁的城乡青年，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22岁。那些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人、苦力和乡下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一师宽敞的教室，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补习学校“暂设学科5门——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分3个班教授，采用选科和学科制。”这些课程和一般中学差不多，所不同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干部，所以在国文、史地等教学中，更注重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如国文教材之一的《告中国的农民》，就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说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等农民”、“穷光蛋”4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
补习学校还把《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段学习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团、入党。贺尔康就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的。他当时的几则日记，描述了补习学校培养革命青年的情形：
“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叔衡）先生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作：‘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的志愿，是要为祖国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产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10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是如何肥大，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他们作的事，仍传于后世。我是不愿意做官弄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祖国做事的本意在此。实在我之志愿，是要做个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地方，租去了许多地方。而我国当政的人都是军阀，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立志办好我国。”
“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室开大会，讨论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游行的问题。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行？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起来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藉以唤醒民众。’”
“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是。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
再说1922年9月17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配合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推动工人运动猛烈发展，经数日酝酿筹备，召开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成立大会。
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代表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问题，并以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名义向全国发表了通电。
9月18日，安源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劳资双方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力等13项协议。
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圆满结局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湘区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首次重大胜利，对湖南对全国工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安源工人们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在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连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俱乐部在党组织领导下都要举行统一的庆祝活动。
有道是“福无双至今日至”，此时的罢工运动也即将双喜临门。前面说到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全国各地工友的支持下声势越来越大，搞得反动当局胆战心惊。
9月22日，京汉铁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和陇海路洛阳等地工人，又纷纷致电粤汉路局，声明如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即实行总同盟罢工。
9月27日，京汉、粤汉铁路工人联名致电吴佩孚，要求在48小时内圆满答复罢工要求，否则即举行两路全体罢工。
北洋军阀政府惟恐罢工风潮波及全国，不得不作出让步。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命令他们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迅速平息工潮。
9月28日，王世育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释放了被捕的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坚持了19天的大罢工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9月29日，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乘势领导长沙缝纫行业600余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开始了大罢工。
1922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何葆贞来到清水塘22号，穿过湘区委员会的办公室，见毛泽东正在接待一位20多岁的青年，便转身来到杨开慧的住室，问道：
“开慧姐，跟润之先生谈话的那位年轻人是谁呀？”
杨开慧只比何葆贞大一岁，俩人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姐妹之情。此时杨开慧怀孕即将足月，快要临盆了。她正靠在床头边休息，一见何葆贞来了，便拍拍床沿招呼道：
“哦，葆贞来了，快过来坐。”
何葆贞上前拉着杨开慧的手在床边坐定，杨开慧介绍说：
“那位年轻人叫刘少奇，是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人。他是来向润之汇报安源罢工情况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吧。”
说着，她挪动着笨重的身子，拉着何葆贞来到办公室，向刘少奇介绍说：
“少奇同志，这位是何葆贞同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材生。”
毛泽东补充说：
“她是共青团员，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哩。”
“何葆贞因为揭发校长腐化堕落，”杨开慧接着介绍：“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了学籍，就来到我们这里，正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毛泽东说：
“她脑子灵活，斗争性强，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党的好干部。”
“润之先生，你过奖了。”
何葆贞笑盈盈地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刘少奇，只见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蓝色竹布长衫，高鼻子，大眼睛，一头西式长发，以前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颇有好感，便客气地说：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第一线，值得我好好学习。”
刘少奇忙说：
“哪里！毛先生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好了，两位都不必谦虚了，今后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毛泽东说着转向刘少奇：“现在，安源路矿的斗争形势很好，我想再派一些同志去那里工作。怎么样？让何葆贞同志去安源协助你工作吧？”
刘少奇说：
“好啊，热烈欢迎。我们准备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正为缺少老师发愁呢。”
毛泽东笑着说：
“何葆贞同志工作有热情，非常合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随你一块去，等到她自修大学最后几门课程学完以后，就可以到安源去了。”
10月上旬，毛泽东指导长沙制笔行业工人成立了工会，派毛泽民担任制笔行业工会秘书。不久，毛泽民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300多名制笔业工人开始了罢工。
10月5日，毛泽东在清水塘22号召集任树德、杨福涛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工人开始罢工。
此前，泥木工会为要求提高工友的工价，曾在全城散发传单，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厢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散发传单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出巡官警察四处监督工人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了精光，换上了工会印刷的宣传品，并同那些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泥木工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6项具体措施：
1、10月6日宣布全体泥木工人罢工；2、推定罢工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3、通电全国，要求伸张公道；4、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说明罢工真相；5、组织工人向省议会请愿；6、非到圆满结果绝不终止。
会议还推举任树德、杨福涛等人为请愿谈判代表。
毛泽东还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应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系，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10月6日晨，泥木工会领导全城6000多名泥木工人开始罢工，发布了由任树德、杨福涛等人署名的罢工宣言和请求各界援助的快邮代电。罢工宣言中写道：
“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不满意长沙县新定的工价，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劳苦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是：冇得甲工3角4分、乙工2角6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这一天，杨福涛和毛泽东一起走在泥木工人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一个吹哨子，一个喊口号。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颇为壮观。
据当时报纸记载：“泥木工人口号一声喊，长沙县署瓦都起飞。”
泥木工人罢工后，长沙城一切修建工程，包括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部都停了工，工地上空无一人。工会纠察队员手持“坚持罢工”的布旗，在城里各处巡逻，维持罢工秩序，通告全城泥木工人不得自由开工。同时，工会还联络在长沙的外省籍泥木工人共同行动。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声援，专函中写道：
“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
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来信鼓励长沙泥木工人：“坚持宗旨，达到美满目的。”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制笔业等行业工人也给泥木工人发来了声援电和声援专函。
10月10日，泥木工会收到许多雇主来信，他们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资。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对任树德、杨福涛等人说：
“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亟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
他要求罢工委员会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通牒说：
“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将于19日举行示威。”
周瀛干接到罢工委员会的通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一面派“公正绅士”出面调停，劝说工人要体谅政府的苦衷，不要进行示威请愿；一面用恐吓的口吻威胁工人说：
“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
那些害怕发生流血事件的工人因此动摇了。毛泽东立即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分析了周瀛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为周瀛干的欺骗和恐吓所屈服。
10月21日，罢工委员会及各泥木工会召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大会决定于10月23日向长沙县署发起请愿示威游行。
10月22日，长沙县署张贴布告说，禁止工人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在了布告中，说是工人中有“暴徒”。
少数工人害怕再次发生类似黄爱、庞人铨被害事件，就来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分析说：
“现在的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次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恒惕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恒惕的指使，县知事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的把握。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
“游行示威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情有人专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干到底！”
此时，杨开慧就要生产了，家里只有杨老太太一个人，急得她团团转。毛泽东在事关泥木工人罢工胜败的紧急关头，哪里还顾得上照料杨开慧？他只好去找老朋友李振翩帮忙。湘雅医院传达员找到李振翩说：
“李先生，外面有个洋车夫找你。”
李振翩到传达室门口一看，见是身着短衫脚穿草鞋的毛泽东，便笑着说：
“原来洋车夫是你呀！”
毛泽东一把拉着他的胳膊，焦急地说：
“你管他什么洋车夫土车夫，赶快跟我走。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们帮忙。杨开慧就要生了，我顾不上！”
10月23日，2000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任树德报告了此次请愿的目的。他强调工价非调到3角4分不可，否则决不出县公署。
大家推选易礼容、任树德、杨福涛、仇寿松、朱有富等16人为请愿代表，以易礼容为首席代表。
上午9时许，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冒雨向县公署进发，前面的一块儿横牌上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儿长牌上写着：“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毛泽东身穿粗布对襟短褂，装扮成工人的模样，带着口哨，走在请愿示威工人队伍中间。
县公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工人们毫不畏惧，游行队伍分为十数列，将县公署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带领工人们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周瀛干迫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始终不敢出来。谈判代表们分两批进去与周瀛干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中午时分仍无消息。
毛泽东在工人中鼓动说：
“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去。”
说罢，他又吹着口哨，领着工人们喊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就喊一声：
“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
工人们的情绪高涨极了。过了一段时间，站在队伍前列的工人们见代表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被工人们缴了械。周瀛干闻听情势不妙，立即打电话向赵恒惕求援，赵恒惕派来一个连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威吓罢工工人。工人们毫不畏惧，继续呼口号。赵恒惕闻报，见硬的不行，改用缓兵之计，派他的参谋长前来“调解”，答应“3天之内解决”。工人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就这样，工人代表和大门内外的工人群众一直和军警对峙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3时召开工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
毛泽东见工人群众已经熬了一天一夜，就和任树德、杨福涛等人商量，叫大家先回去休息，明日再战。
恰巧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就要临盆，李振翩见状，急忙雇了一辆人力车，和张维一起将杨开慧送进湘雅医院。经检查，杨开慧是难产，可能要做手术，医生坚持要孩子的父亲亲自来签字。杨开慧强忍疼痛，用微弱的声音说：
“你们看情况决定就是，何必非要他来不可呢？”
医生坚持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来签个字。”
“不行，他有要紧的事，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10月24日晨，杨开慧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且说10月24日上午，2000多名泥木工人再次聚集在教育会坪上，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向省署请愿”。
下午2时，毛泽东为了争得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扮作泥木工人模样，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任树德、杨福涛等12名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务厅谈判。他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开门见山地问吴景鸿：
“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
吴景鸿说：
“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
毛泽东说：
“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
吴景鸿奸笑一声，说：
“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即可依法严办。”
“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毛泽东毫不示弱，根据“省宪法”中“营业自由”等条文，“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吴景鸿没想到对面这个书生模样的工人竟然如此强硬，便气急败坏地说：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翻开手中的“省宪法”，驳斥道：
“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16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千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口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又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一个姓氏，说：
“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资问题。”
此时，集中在省教育会坪的工人们不时为代表们助威，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
“再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
是日晚8时许，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谈判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要吴景鸿签字，作为依据。谈话记录上写道：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资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8月14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吴景鸿最后提出：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
毛泽东立即撰写了一个《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呈文中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中还说，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他在呈文中非常策略地将主要斗争矛头对准长沙县署，他写道：“现在，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致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10月25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经省政府批准的《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
长沙泥木工人坚持了20多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市2万多工人和家属在教育会坪召开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会后，工人们整队游行，高呼口号：
“罢工胜利万岁！”“劳工万岁！”
这时候，已经是杨开慧住院的第4天了，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一脸歉意地对杨开慧说：
“开慧，实在对不起。”
杨开慧望着疲惫的丈夫，眼睛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心疼地说：
“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再要紧，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毛泽东喜不自禁地抱起刚出生不久儿子，疼爱得这儿瞧瞧那儿瞧瞧，说：
“就叫他岸英吧！”
一个高雅而又响亮的名字就此问世了：毛岸英，谱名毛远仁。
欲知毛泽东以后又如何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且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泥木工人大罢工，没有逞匹夫之勇，没有招来血光之灾，以智以勇，顽强奋斗，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情况下，完全合法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堪称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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