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
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
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
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话说192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宣传部的工作，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参与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24人，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毛泽东、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一个5人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
此前，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毛泽东所说的这种情况也许就是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主席团的主要原因。
且说在1月23日上午，汪精卫、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他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例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等议案作了发言，阐述了他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和李立三等共产党员的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了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还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在“一大”期间，国民党内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如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他们有的是公开进行破坏，有的则在暗中阻挠。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他严厉地指斥这些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张继在会议上继续无理取闹，孙中山一怒之下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不久，在1925年3月27日，孙中山还提议将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开除党籍。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与共产党的合作问题有过3次演说，每次都长达两个小时。他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针对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一事，在讲话中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生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才使“一大”得以顺利进行。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将他亲笔书写的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中常委”，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到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名义全权处理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和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人一起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的党务。执行部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汪精卫为宣传部长，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
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并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挂牌办公。自此以后，各部、处、科室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在上海滩颇有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接触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他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他对这些国民党人也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上层领导人，只是默默地认真观察着，而在同仁之间从来是绝口不谈的。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因此组织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被人们称之为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此外，毛泽东还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并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举行第4次会议，会议提出：“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还要负责向正在筹办的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他不得不日夜操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他还要应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无理挑衅。
关于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一事，上海执行部已经发出了通告，对党员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作出了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这一规定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谢持自恃他是国民党元老，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过四川省省长，纠集了一帮人拒绝登记。他还跑到执行部冲着毛泽东大喊大叫。他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持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毛泽东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下，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份登记表，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谢持只得见好就收，重新填表作了登记。那些追随他的“老党员”一看“元老”就这样顺从了，也不得不乖乖地进行了登记。
上海第4区党部设在环龙路的法租界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大约有千余人。毛泽东在党员登记中，给经过审查且合格者发了党员证，而对那些不合格者则进行了清洗。
那些被清洗者便纠集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秘密策划，准备趁第4区党部召开成立大会之机，用软硬两手夺取区党部领导权：一是请孙中山出面讲话，合法夺权；一是纠集一些流氓到会场捣乱，乱中夺权。当他们得知孙中山不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时，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破坏。
毛泽东、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下决心要把第4区党部成立大会开好。他们同国民党左派商定，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届时都必须出席会议，同时成立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设立岗哨，加强警戒，控制整个会场。
后来在第4区党部召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纠察队有效地控制了会场内外，制止了右派和流氓分子的干扰、破坏，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就在这3月间，湖南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在毛泽东指导下也有了长足发展，宁乡、安源相继设立了国民党支部。全省国民党员已多达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
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报到入学。
早在1924年3月27日，军校举行了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4月28日放榜，将被录取学生编为4个队。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何以对蒋介石如此青睐，委以重任？读者诸君可能有所不知，这位曾经统治中国22年的浙江奉化人，出身虽不显赫，其早年经历却是与众不同的。他出生于1887年10月31日，名中正，字介石。其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病殁于1895年，他是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的。蒋介石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转至宁波箭金学堂；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此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5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2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1912年1月，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蒋介石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滩，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曾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2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由此可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被委以校长之重任，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共产党人在各部基本上都被委以副职。叶剑英曾由廖仲恺推荐参与筹建军校，后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张申府由李大钊推荐任政治部副主任。其他共产党人如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包惠僧、周佛海、周恩来、鲁易、邵力子、孙炳文、韩麟符、陈启修、于树德、安体诚、熊锐、张秋人、夏曦、项英、阳翰笙、陈毅、董必武、陈潭秋、李达、郭沫若、毛泽覃、瞿秋白、张国焘、高语罕等，也都先后在黄埔军校或分校担任过领导职务，或任教官或其它工作。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他于1913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亦曾到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由张申府等人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由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再说在5月5日这一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先生寓所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举行纪念庆祝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张继、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沈泽民、邵力子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问题决议案》及《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4年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去迎接她们。一家人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楼下厢房里，他们夫妻二人终于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开始“重比翼，和云翥”。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闸北香山路三曾里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罗章龙一家人，三家人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小小的庭院里阁楼上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很多时间”，像在清水塘时期一样，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协助毛泽东做工作。
毛泽东通宵达旦写东西，到了深夜一两点钟，杨开慧就起床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饭菜，送给他吃。有时候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了才去休息。毛泽东夜间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大清早就又要出去工作，杨开慧便开始整理他晚间写出来的东西，凡是毛泽东在草稿上写有“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还须收集、整理文件，摘录资料，特别辛苦。
这时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闹，杨开慧经常是手抄文稿，脚踩摇篮，口里低吟浅唱着催眠曲，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每当毛泽东看到这动人的母子形象，心中不免暗暗感激。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要从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
孙中山还宣读了他为军校题写的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一训词后来由陈祖康谱曲，成为国民党党歌和黄埔军校从第五期开始传唱的校歌。
6月间，戴季陶到了上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等一批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更加有恃无恐了。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4年7月间，孙中山倡议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孙中山任主席，鲍罗廷任高等顾问，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8个人，后来又增加了谭延闿、许崇智、孙科、蒋介石4个人。
中政会是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一个特殊机关而设立的，其职能与俄共政治局基本相似，它与此前设立的“中常委”不同之处在于：中常委只负责处理党务，而中政会则既管党务又管政务。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
毛泽东针对孙科等人在1924年6月1日提出的“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18日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在他起草的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等人的策划操纵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他们说共产党破坏了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他们的嚣张气焰激起与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严重不满，双方在说理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8月2日，国民党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
毛泽东非常气愤，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领衔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
此后，毛泽东和叶楚伧的斗争日益公开化，曾多次指责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叶楚伧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恨得牙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眼前这位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只好隐忍不发。
在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排挤、打击下，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是在这一连串斗争中，毛泽东与性格暴躁而且固执、有“火山”之称的陈独秀之间，从1924年秋开始也产生了不愉快。毛泽东力主保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反击；而陈独秀则坚持执行第三国际指示，对国民党右派一再忍让妥协。为此，二人常有龃龉，矛盾不断升级。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逃往河北。
冯玉祥因同情广东革命政府，遂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
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
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他的大元帅职务。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来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说明了北京政变的经过和他决定北上的目的。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等，表示接受邀请，不日赴京。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重申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他在临行前还给国民党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11月13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面呈孙中山一封信，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信中还说：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为公便。”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由于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负的工作太繁重，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在共产党内外尖锐地斗争中又不断受到打压排挤，致使他心力交瘁，睡眠不佳，身体十分虚弱，便秘更是十分严重，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因此不得不以养病为由向陈独秀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假回故土搞农运。陈独秀早有去他之心，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楚伧得知毛泽东将要回湖南养病的消息，十分高兴，特意宴请上海执行部所有国民党方面的成员，“以志庆贺”。
这正是：倚天抽剑仗义言，锋指右派众劣顽。
独秀偷安斥异己，毛公退避回故园。
欲知毛泽东回到韶山如何发动农民运动，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斗谢持斗叶楚伧一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可谓强项者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元老如谢持者在谋勇兼备的毛泽东面前不得不低头，宵小如叶楚伧者也不得不避让。而面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位卑言轻，无力扭转大局，为革命计为团结计不得不请辞回乡，待机而动。叶楚伧一班人闻之弹冠相庆，陈独秀则是正中下怀，足见阳光与阴霾之高下也！自此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中共中央之外长达两年半，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彻底失败。众多史料对此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殊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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