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蓄势与高潮

自1962年有计划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到1966年底，四川已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下乡上山7.97万人。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给四川经济社会罩上了新的政治阴影，也为四川知青下乡上山带来了新的历史背景。

一、返城“造反”被制止

红卫兵的“造反”震撼着巴山蜀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怀疑一切”的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猛烈冲击。在这期间，尽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要“炮轰”、要“火烧”等，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从上到下地被肯定了下来。可以说，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初期就被保存并肯定下来的少有的几项大政策之一。

这一大政策在“文革”初期没有从整体上受到否定，但却一度中断了动员和安置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文革”运动的冲击，四川各级党政机关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同时，各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参加学校教育革命，加之国家对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直至取消考试，全省中小学毕业生都投入到“文革”运动之中，他们的就业压力被掩盖了起来，也使得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暂时让位于“头等大事”。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此前刚刚到农村的四川数万名下乡知青，再一次燃烧起激荡的火焰，许多知青参加了所在插场或插队农村的“造反”。随着“大串连”的兴起，不少知青不愿再呆在农村“闹革命”了，大批知青先后离开农村返回城镇。

下乡知青返城及其参与的活动被列为“经济主义”范围，在当时被加以制止和反对。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强调，前几年下放农村的下乡知青，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2月底，成都军区主持召开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下乡知青、支边青年、农场职工，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就地闹革命，就地搞生产。四川先后两次动用安置经费机动款和结余款共计347万元，补助解决返乡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一部分返城知青被陆续动员回到农村后，集体社办场很多已是“人去楼空”。解决社办场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向处去”的问题，成为四川解决返乡知青实际问题的重点之一。1967年11月，四川省革筹决定对确实办不下去的社办场采取“撤场插队”的方式对知青进行重新安置，并以省革筹生产指挥部的名义发出“川生（67）58号文件”，要求“对公社举办的社办场，应以长远作想，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如确实没有条件办下去的，由公社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下乡青年代表共同研究，或调点，或插队，都由公社决定”。为推动这项工作，这年12月，省革筹知青工作办公室召集重庆市、达县专区相关人员，对社办场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和专题部署。此后，全省各地安置知青的社办场，陆续开展撤场插队工作，普遍采取就近就地安置，并实行自愿组合和统一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来安置这一批“文革”前下乡的知青。

二、“分配问题”迫在眉睫

在不断解决“文革”前下乡知青返乡安置问题的同时，四川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解决各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问题。直到1968年入夏以后，陆续派驻工人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四川局势有所缓解。在此期间，“老三届”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显突出，全国积压在校的初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四川家居城镇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亦有39万多人，其中重庆市就有18万多人。

升学链条的中断，就业出路的堵塞，使得应升学而未升学、应就业而未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越积越多。他们滞留在学校、冲杀在社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负。1968年4月4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的批示；6月15日，中央明确指出，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亦开始组建从上到下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着手准备“对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安排，做好分配工作。”随即，又以省革委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上山下乡的计划。

这年12月中旬，四川省革委召开全省1968年毕业生分配安置会议。会议强调，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安置，要切实贯彻“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必须坚持分配的重点主要到农村，安置形式以插队为主，会议亦对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动员对象、安置去向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上，在此之前，四川一些抓得较早较快的地区已有部分城镇中学毕业生到了农村。如1968年12月初，仁寿县城镇的高初中毕业生已有近百名到农村安家落户。到12月中旬，简阳县也有城镇毕业生149名到了农村。

三、掀起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四川省革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一个动员”，在全省迅速掀起城镇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高潮。

12月26日，四川省革委召开“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工作会议”,各地、市、州、县革委的负责人出席会议，对全省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在这次会议上，省革委首次下达到农村插队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数量，其中成都市11.3万人、重庆市18.9万人、自贡市2.5万人；确定了各地知青安置去向，即重庆市主要分配在重庆3县和万县、涪陵、达县、南充、江津地区，成都市主要分配在乐山、温江、绵阳、内江、雅安、西昌地区和渡口郊区。自贡市主要分配在宜宾、凉山地区，各地、州、县（市）的知青原则上就地自行安排。会议还印发了题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动员宣传提纲”。

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高潮，迅速在巴蜀大地掀起。1968年12月26日，成都市隆重举行欢送首批3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农村的大会。到1969年1月31日止，全市已有70多个学校的4万余名知青分别到达乐山、温江、绵阳、雅安、西昌等地区和市郊农村安家落户。重庆市中区是1969年1月15日召开动员工作会议的，截至1月24日，全区36所中学共有3.18万名“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号召报名下乡的就有1万多人。这年2月17日春节一过，重庆市立即组织知青奔赴农村。到2月26日止，全市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知青已有9000多人。

在“文革”运动的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发布至1969年3月1日止，仅两个月时间，四川就动员“老三届”中学毕业生16万人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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