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
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
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就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文才、王佐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信写好后，派人送给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龙超清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便向袁文才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民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略一思忖，便提笔在两张宣纸上写下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 叩
这一封亲笔信札原件至今幸存于世，其笔迹流畅，用词文雅，由此可以看出，袁文才决非一般劫富济贫的山大王可比。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毛泽东见信后不露声色，热情地接待两位来使，详细询问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下的情况。
那袁文才原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后来，龙超清把他的马刀队拉进了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1926年9月，袁文才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一个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等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却营救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随着袁文才、王佐转移到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新时机的到来。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感觉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虽然具有绿林性质，但还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向陈慕平、龙超清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并说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要他们回去以后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同袁文才部一起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在龙超清、陈慕平等人临别时，毛泽东为表明诚意，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上一面。
送走龙超清等人，毛泽东又开始忙于工农革命军的整编了。此时的部队虽然不足1000人，只有700多支枪，48匹马，却还是起义前的老编制，既有师部，又有3个团的建制，还有原来的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将师部和3个团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剩余的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
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还是沿用北伐军的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设党代表，他根据自己一路上的调查研究，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就可以更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时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就为工农革命军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他鉴于旧军队的弊病及其影响，又决定在工农革命军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并决定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中的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毛泽东深知：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他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诸事议定后，毛泽东召集全体指战员大会，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接着，他代表前委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命名单：
新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营长陈浩；副团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团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原警卫团连长宛希先。
第1营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黄子吉；副营长：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陈毅安；党代表宛希先（兼）。
第3营营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长沙分校政治教官、广州农讲所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副营长张子清；副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伍中豪；党代表：大学毕业生、原警卫团连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
军官队队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吕赤。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以前委委员身份和3团团长苏先骏一起被安排在军官队。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临终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原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
1927年10月3日上午，毛泽东将部队集合在枫树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3条纪律：1、说话要和气；2、买卖要公平；3、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革命军浩浩荡荡向宁冈古城开进。
行军途中，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又动摇了。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得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他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他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部队真的要上山了，他和身边的人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就下决心要走了。他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站到了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向苏先骏，客气地对他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5元路费，并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在1928年1月，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1927年10月浙江上虞人王一飞继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任至1928年1月，后被捕就义。1928年3月贺昌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致使郭亮被捕，壮烈牺牲。1930年红3军团攻克长沙，抓住了苏先骏，经人民审判后，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耻辱柱上留骂名。
且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在这天下午抵达了宁冈县古城。
古城位于龙江河的下游，曾经是宁冈县的县治所在地。这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镇，四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镇上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十分清幽。
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部队驻扎停当后，毛泽东为解决好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问题，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古城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有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还有县团委书记谢议昌及袁文才派来的代表陈慕平等，共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地教训，这就是：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是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为部队选定的立脚点。它地处湘赣两省边境，介于湖南的酃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华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华里；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是革命军队养精蓄锐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之首选。
毛泽东的详细介绍和说服教育，使大多数领导人对在井冈山安家立业、休养生息、坚持斗争这一决策，达成了共识，可是要在这里“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则还是一个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陈慕平如实地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
“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工农革命军还没有多少了解，心存疑虑，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了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的地盘。所以，他们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
众人听了陈慕平的话，立刻议论纷纷，在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上各抒己见。不少人说：
“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就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一缴械，就完事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耐心地开导说：
“你们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们，谈何容易！再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4县会攻永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贪小利而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革命，要团结、改造他们。还可以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广大群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共同反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将来我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在毛泽东劝导下，大家最终统一了认识。会议确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基本方针，并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前委委员继续议事。此前他在和陈慕平谈话时已经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150人中只有60支枪，缺少的就是枪支。因此，他建议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将袁文才的部队全部武装起来。有的前委成员表示疑虑，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余洒度则是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多数前委委员才同意了。
前委会议还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会后，前委又集合部队开大会。毛泽东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古城会议精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而此时郁郁寡欢的余洒度却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知道挽留不住，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后来，余洒度在10月19日辗转到了上海。不久，他终因悲观失望，就脱离了党组织。1929年他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他又加入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8月，他和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邓演达最终被蒋介石所杀害，而余洒度则表示愿意“悔过自新”。1932年国民党成立复兴社，余洒度成为其重要成员。1933年，他被任命为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1934年余洒度因贩卖毒品被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检举，遂被捕押往南京，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了他。
且说10月5日黄昏时分，龙超清从古城赶到茅坪，将毛泽东明天要来会见袁文才的事告诉了他。袁文才一听既高兴又忧心，高兴的是，偌大一个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农革命军前委书记竟要来见他这个绿林草莽；忧心的是，人心隔肚皮，弱肉强食自古有之，毛泽东来访是福是祸，尚难预料。他思虑再三，与龙超清商定，不让毛泽东来茅坪，双方就在茅坪和古城之间的大仓村林风和家吊楼上见面。
龙超清连夜赶回古城去了。袁文才立即找来李筱甫、周桂春、谢角铭、陈慕平几个心腹，将毛泽东上山来访的事说了一遍。众人皆曰会会无妨。袁文才的妻叔、副指挥谢角铭又说：
“世事重重迭迭，人心曲曲弯弯。毛泽东新来乍到，咱谁也不了解，不可轻信。防人一着不为过。依我之见，明日由桂春带领一排人埋伏左右，以防不测。”
这话正合了袁文才的心意。陈慕平却连忙说：
“那样不太友好吧！被人家发现了如何收场？”
“唔，还是防着点好！”
周桂春认为谢角铭的话有些道理。袁文才见李筱甫也点头称是，便决定在大仓林家屋后设伏，以防万一。他如此这般地向周桂春吩咐了一番。
10月6日清晨，周桂春令特务连一个排埋伏在大仓村林家屋后，约定以放炮为号，号炮一响，立即救援袁文才，否则决不可轻举妄动。
袁文才来到林家着意打扮了一番，身着长衫，外套一件黑缎马褂。李筱甫、周桂春、陈慕平、邱凌岳等人也换了干净衣衫，随着袁文才在林家祠堂门口石桥上迎候毛泽东。
上午10时许，毛泽东、龙超清和陈浩带了何长工和勤务员龙开富，一行数骑来到大仓村。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来的十多户客籍山民。毛泽东等人在林家路口下了马，由龙超清领路，朝林家走来。
袁文才远远望见毛泽东并没有多带人马，只有数人相随，忙吩咐周桂春快去撤了伏兵，免得露丑，自己则领着李筱甫等人上前迎接毛泽东。陈慕平向袁文才介绍了毛泽东，龙超清也向毛泽东介绍了袁文才。
“久仰啊，袁文才同志！”
毛泽东握着袁文才的手，热情地寒暄着。袁文才也满面笑容，他说：
“欢迎啊，毛委员！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唷！”
毛泽东、龙超清、陈浩与何长工随着袁文才上了林家吊楼，分宾主坐定。袁文才吩咐随从上茶，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泽东等人。毛泽东也不客气，一边吃着，一边和袁文才聊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一路辛苦。袁某是山村野人，孤陋寡闻，今日有缘相会，实乃三生有幸！望毛委员不吝赐教！”
“哪里，哪里！我奉中央指示举行秋收暴动，意在救国救民，然而出师不利，转战到此，想借你们这块风水宝地，休养生息，徐图发展，还望你们多多扶助！”
说罢，毛泽东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他还说：
“我们为什么离开城市到山沟里来？因为广大农村像大海，我们像鱼，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你袁文才同志也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你会和党同走一条道的。”
袁文才忙说：
“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今后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毛泽东说罢又问：“文才同志，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枪啊？”
袁文才说：
“不多，不多。60来条吧，有的还是破枪。”
毛泽东见袁文才还算诚实，就说：
“难得，难得！文才同志，你们很不容易啊！大革命失败后，你们没有向反动派低头，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还保存了60支枪，这是革命的本钱呀！以往的失败就在于我们没有抓住枪杆子。革命力量还要发展嘛！这样吧，为了我们和衷共济，同创大业，部队送给你们100条枪，够不够啊？”
工农革命军要赠送枪支的事，陈慕平早已告诉了袁文才。可他还不大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更没有想到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又提出来了，忙说：
“谢谢毛委员！我袁文才一定竭尽全力，跟着毛委员干革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毛泽东见他如此说，就让陈浩团长写了张取枪的条子交给袁文才，并交代说：
“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吧。”
时近中午，袁文才让房东将烧好的酒菜端上来，为毛委员接风，款待毛泽东一行。饭毕，双方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还说：
“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来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
袁文才也说：
“今后凡是用得着我袁文才的，我们一定效劳。请毛委员明早率部进驻茅坪。”
“好哇，一言为定！”
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起枪没有好好干革命。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茅塞顿开啊！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队伍需要粮油，需要建立医院，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钱的方面，宁冈有限，部队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他转身一挥手，旁边一个小头领送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对毛泽东说：
“这是600块大洋，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请笑纳。”
毛泽东连声道谢，又问：
“井冈山上，还有一个头领，叫王佐吧？”
袁文才说：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员放心，王佐那里我会写信与他联络，一定争取他也跟您闹革命，助毛委员共创大业！”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拜托。”
他从陈浩手中接过一个小包，递给袁文才说：
“我送一件礼物给你作纪念。”
袁文才接过打开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一支精致的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布。毛泽东告诉袁文才说，这支手枪是不久前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袁文才十分感动，连声道谢。
毛泽东看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告辞。袁文才送客人出了林家。毛泽东临别时还一再诚心诚意地鼓励袁文才要尽量扩大队伍。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了古城，继续南下，分两路向宁冈县黄洋界下的茅坪进发：一路经大仓、东源、荷花形、马源至茅坪；另一路走砻市、葛田、大陇到茅坪。
袁文才、龙超清等人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袁文才的老同学贺敏学还把他的住所八角楼腾出来，让给毛泽东办公和居住。
八角楼，位于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的天窗，因此当地群众就称之为八角楼。一楼有客厅，有会议室。二楼有毛泽东的办公室，左边第2间是他的卧室。
在袁文才、龙超清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了安置伤病员的后方医院，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了与各处联络的留守处。至此，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有了一个家，军心大安。
这正是：三湾改编，新制确立。党的领导，绝对第一。民主管理，开天辟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袁氏诚服，如虎添翼。茅坪安家，皆大欢喜。
且说10月7日晚，毛泽东在攀龙书院召集永新、宁冈、莲花3县躲在茅坪一带“打埋伏”的部分党员开座谈会，了解各地情况，并要求他们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给湘赣特委写了一封信，建议特委派人去酃县加强那里的工作。
夜已经很深了，他还是睡不着觉，不由得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3个可爱的儿子，一别就是两个月，也顾不上给他们写信，不知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是该写封信了。于是他便起身下了床，提起笔用暗语写道：
我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现在生意逐渐好了，兴旺起来了。只是，我的脚有点伤，行走不便。我会小心的，不必挂念。
毛泽东自然不能署自己和杨开慧的真实姓名，所以在这封信上既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就连信封上的地址也不是板仓。第二天，他派人到宁冈县一个中药铺里让老板将信寄了出去。这封信经过了不少周折，最终总算到了杨开慧的手上。
原来，毛泽东是把信寄到了杨开慧六舅向明卿的一个堂兄向朝卿开的“生生盐号”那里，由向明卿取回，交给经常到长沙的板仓农民梁坤和，由梁坤和转交杨开慧。后来一直到1928年初，这封信才终于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
杨开慧是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就回到了板仓。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还要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杨开慧深知时局艰难，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无异于投身虎穴狼巢，但她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把革命当作了一生的事业，并要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杨开慧展开亲人的来信，凝视着毛泽东那遒劲的笔迹，体味着信中那一串串含蓄的词句，不由得激动万分，泪水立时模糊了双眼。看罢来信，她马上写了一封回信。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第2封来信，心爱的人竟然杳无音信了。其实毛泽东不是没有再给她写信，他写给杨开慧的第2封信寄到“生生盐号”后，店里的贴庚先生见这封信写得很是含蓄，莫名其妙，就没有告诉向朝卿，把信放在抽屉里了。毛泽东很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他为了杨家和向家的安全，就与杨开慧中断了联系。
杨开慧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加上与毛泽东关山远隔，音讯不通，她严重地失眠了，常常辗转反侧，焦虑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了一首思念毛泽东的《偶感》，词曰：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欲知杨开慧今生能否与毛泽东重新比翼双飞，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三湾从部队建制、党的领导、民主制度3个方面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使这一支沿袭旧制的武装力量蜕变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长久以来，人们在评论“三湾改编”时，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军队内部建立的一套与千百年来旧军队的管理模式，特别是与近代以来旧军阀、新军阀的管理模式及其观念彻底决裂的开创性的民主制度，则往往认识不够。以至于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人民军队不少领导人还对过去那一套军衔制等级制度念念不忘。军衔制甚至像臭豆腐一样使他们常常萦绕于怀。读者诸君若是不信，请看一看本传有关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的来龙去脉，便知端的了。
另：毛泽东要搞“五湖四海”的想法由来已久，争取袁文才就是他实践中的一个成功范例。这种“五湖四海”的思想还贯彻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活动之中，后来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方针，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成大事者无不如此。水浒梁山上的王伦正是因为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才落得了一个被人火拼的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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