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出现了严峻的局势，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地包围，北面和西面又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
面对两大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毛主席在1964年8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由此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序幕。
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三线建设围绕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其中对于教育和科研的要求是：“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应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被迫选择，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为我国西部地区、内陆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保障，在当时为缩小“东西差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做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毛主席“大学也要办三线”的指示，1965年初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率先实施三线建设，内迁关系国防和科技尖端的专业到边远的内地建立分校。
清华大学外迁无线电系等专业，选址四川绵阳建立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蒋南翔亲任分校校长，代号“651工程”；
华东化工学院外迁化工等系部，选址四川自贡建立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代号“652工程”；
北京大学外迁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选址陕西汉中建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代号“653”工程；
南京大学外迁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五个系11个专业，选址湖南桃源建立南京大学中南分校，代号“654”工程……
因为种种原因，“654”工程胎死腹中，南京大学中南分校的校址变成了中国兵器工业国营五六一八厂，而其他三所分校得以成功筹建。
1969年10月，北京大学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一起迁到汉中分校；10月24日，根据上级部署命令，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等1150名师生及家属乘专列开赴汉中，随后即开始建校劳动，由此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正式运作。
在极其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计划，为国家培养了6届大学生、1500多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在后来成长为各领域的专家、教授和科学家，有10人成为两院院士，有5人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副校长……
在科研成果方面，北大汉中分校开展了“核爆炸现场强伽玛下测贝塔污染仪”、"x荧光分析仪”、“4.5兆伏静电加速器预研制”、"螺旋波导加速腔”等课题的研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环境分析专业。
1978年3月22日，经邓小平批示北大汉中分校搬回北京。1979年1至2月，北大汉中分校1000余名师生分批返京，北大汉中分校彻底结束。在荒废的校址基础上，陕西省17所院校自己援助建成陕西工学院（现在的陕西理工大学），但是跟北京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代号“651”的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占地1000亩，分校的教室楼、学生宿舍、教职员宿舍和办公楼等设施，是由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自己设计、自己搬石头、自己堆砖建造出来的。
1969年到1971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工程学部分两次将教师和学生迁入四川绵阳县，1970年开始招生，十年时间里，清华大学绵阳分校为新中国培养出来了包括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内的1000多名优秀人才。在科研领域诞生了我国最初的激光测距仪、第一套数字通信系统等众多一流的研究成果。
1978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迁往北京的通知》，承诺分校返回北京。1979年初，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绝大部分师生迁回北京，有100多名教职员自愿留了下来，在原校址基础上组建了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现在的西南科技大学）。
1964年5月20日，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建设工程负责机构——“652工程办事处”正式成立；10月，学校派出先遣人员，先后在四川的灌县、内江、自贡、宜宾等地作了20多处的实地考察选择校址，最终选址西南化学工业基地之一的自贡地区。
1973～1977年间，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招收了5届工农兵学员计805名，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学化工专门人才，先后承担国家、四川省、自贡市等各方面下达的科研项目72项。此外，分院还根据自身条件，利用已有的资源和优势，举办了各类短训班33期，学员人数累计有1789名，为学校教学事业的发展、地方人才队伍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国务院决定停办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师生可自愿选择是否返回上海。四川省政府利用自愿留下来的教职工，组建了四川轻化工学院（后更名四川理工学院）。
与北大、清华对分校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新学校完全“绝情”不同的是，四川轻化工学院与后来的华东理工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华东理工大学甚至在校庆70周年的时候，十分自豪地展出了“652工程”历史照片；而北大清华却把分校的历史当作伤疤、鲜有提及。
1969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北面陈兵百万。面对极其紧张的局面，中央作出了在京领导人紧急撤离的决定。与之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等十三所农林地矿油水电等工科院校迁出北京，外迁至河北、陕西、山东、安徽、湖北等地，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史称“京校外迁”。
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至1971年，全国四百多所高等院校中的百余所高校被从大城市搬迁或部分搬迁到了西部及内陆地区。
最终，除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机械学院等高校扎根到了地方，1978年之后，其余的高校纷纷以直接迁回或金蝉脱壳等方式回到北京，好一点的就是如北京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等校的做法——两地办校。
“京校外迁”的历史，后来被知识分子骂了几十年，如百度百科所陈述的，“在京校外迁过程中，13所学校进入了动荡、颠沛流离状态。在仓促的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
这样的叙述很有意思，站在不同立场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很多知识分子又惋惜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和机械学院，认为它们迁到了穷地方，让原来很强的学校就此没落；然而对于安徽来讲，中科大的迁入让合肥成了教育重镇。如果不是那些已经迁到艰苦地区的高校又都撤回去了，大概今天很多高考地狱模式或Hard模式的考生也不至于那么痛苦吧。
当然，正如笔者前文所说，高考的“公平”只是相对而言，在考生公平地经过高考筛选之后，市场社会又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新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在个体之间、也在地区之间。换句话说，高考本身解决不了社会公平的问题。
“大学办三线”的出发点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客观效果却是极大地缩小了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距，这其实也是毛主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之一。而要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举国一盘棋。惋惜水利水电学院等学校的没落，只是后人开了“上帝视角”，当时谁又能想到毛主席的战略部属会被大部乃至全部Recall，从而导致地区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还扩大了呢？
今天在网上搜索“京校外迁”、“大学办三线”，有些人仍然是耿耿于怀。笔者由此忽然想起了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的一段话：
“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军区域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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