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我不是个武人，本人对于‘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
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
话说在1928年春，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陈伯钧无意之中闯下了大祸，险些儿丢了性命。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4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知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陈伯钧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那时候工农革命军中手枪奇缺，陈伯钧在打土豪时搞到了一支旧手枪，如获至宝，不停地摆弄着。教导队队长吕赤见那把枪锈迹斑斑，扳机也不太灵活，就笑着和他开玩笑：
“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可舍不得扔。他拆开手枪零部件，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有一天，吕赤外出归来，刚走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拿着手枪比划着说：
“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
他忘记了枪膛里还压有一颗子弹，说着就扣了一下扳机，只听“呯”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那子弹不偏不倚钻进了吕赤的头部，顿时鲜血飞溅。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在教导队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四川老乡、亲密战友竟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扑在吕赤身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迅即被关了禁闭。黄埔军校同窗好友、二团参谋长徐彦刚怕他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要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处置。可此事激怒了教导队的干部战士，士兵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枪毙陈伯钧。毛泽东虽然对吕赤之死也很痛惜，却不同意这么做。他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
“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说：
“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泽东说：
“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
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开导大家说：
“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情绪逐渐缓和了。有人问：
“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
“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据陈伯钧事后讲，当时只打了他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那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接受了处罚，尔后被调离教导队，到1团降为一名副连长。
毛泽东因情以理处置这一恶性案件，既平息了众怒，又为人民革命事业保下了一位战将，的确是睿智之举。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且说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受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委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召开会议，传达1927年1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927年12月31日中央指示及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湘南特委的意见。
周鲁，湖南溆浦人，曾在长沙兑泽中学读过书，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他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
陈佑魁，苗族，湖南麻阳人，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8岁入学读书，曾就读于芷江联合中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陈佑魁在1922年入长沙湖南自修大学学习，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他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参与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并兼湘南24县农民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陈佑魁同朱德、陈毅等人一起发动湘南暴动，后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引发的郴州农民反叛暴乱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被撤职。4月初，他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检讨汇报工作，不幸被捕，4月19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且说关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组织处分问题，不知是湖南省委传达错了还是陈佑魁交代错了，抑或是周鲁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在砻市传达时竟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的处分，说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还宣布：撤销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原前委书记毛泽东改任第1师师长。成立第1师党委会，由何挺颖担任书记；并说师党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
接着，周鲁介绍了湘南暴动的情况，他说：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和陈佑魁领导的湘南农民自卫军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湘南暴动浪潮波及20余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周鲁赞扬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工农革命军按照湘南特委的政策，“焚烧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5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而他对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的“焦土战略”导致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壮烈牺牲、死伤200余人的郴州反叛暴乱事件却只字不提。相反，他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则横加指责，说湘赣边界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批评湘赣边区“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最后，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让工农革命军留下少数人守山，主力部队全部调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
毛泽东在强大的组织压力面前，只有暂时服从的份了。此后，袁文才、王佐的2团被留在山上，主力“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何长工回忆资料——笔者注）。”
毛泽东在全体指战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不无调侃地说道：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今后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战士，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就这样，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向湘南开拔了。
这边主力部队前脚刚走，那边国民党军队便乘虚而入，2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躲入深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全被江西敌军占领了，茶陵、遂川、宁冈的红色政权由于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也很快被推翻了。阶级敌人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张开阳的老婆领着国民党军队在宁冈县到处焚烧群众的房屋，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好端端的一个根据地立时变了天，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血的洗礼。
且说在3月1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到了酃县中村。他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师委、酃县特别区委联席会议，听取了刘寅生关于酃县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暴动的情况汇报，批准酃县特别区委改为县委，由刘寅生为书记，周里为宣传部长，邝光前为组织部长；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酃县委员会，由万达才任书记；将各地的暴动队员编为酃县赤卫大队，由何国诚任大队长，戴奇为党代表。
接着，毛泽东在中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名贫苦农民讲了一番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他还说，农民只有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获得翻身解放。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军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打土豪，插牌分田，把酃县“三月暴动”推向了高潮。
此后，工农革命军在中村休整了一个星期。毛泽东把全部人马分成两个部分，轮流着给他们讲政治课。课堂就选在中村前面光秃秃的干稻田里。指战员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坐在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他侃侃而谈，讲中国革命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讲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口干了，就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两部分指战员都是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问题。
3月30日，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了桂东县的沙田，一面派人设法了解湘南暴动部队的情况，一面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首先帮助桂东党组织成立了桂东县委，由陈奇任书记；又帮助桂东县委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兼任政府主席。
在桂东县土地革命动员大会上，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
据亲历者郭名成回忆说：“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土豪也分一份田。”
就在这3月底，毛泽东获悉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暴动出现了危机，部队将要撤出湘南，便派毛泽覃带上一个特务连，去与朱德、陈毅部联络。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时期一直为毛泽东挑着书籍文件、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龙开富曾回忆说：“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干田里，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了，影响很不好，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宣布的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他还向指战员们逐条解释六项注意的含义与要求。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他对战士们说：
“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要求战士们要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不得违反。
为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前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副团长陈毅安任组长的“纪律检查组”，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为标准，检查各部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的成员还要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查漏补疏。
毛泽东在遵守纪律方面首先做出了表率。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给部队，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一时钱又凑不够。正在为难之际，毛泽东走了过来。他问明了情况，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
“大嫂，辛苦了！”
袁大嫂忙说：
“谢谢毛委员，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6个银毫子递给她，她说啥也不肯收。毛泽东诚恳地说：
“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不收钱，我们就违反纪律了。”
袁大嫂不好再推辞，只得收下了6个银毫子。
4月上旬，毛泽覃带着特务连回到了沙田，向哥哥详细汇报了寻找朱德、陈毅的经过。
毛泽覃自受命之后，率特务连一路奔波到了湖南省东南部的耒阳，先是见到了不久前来耒阳参加湘南暴动的小妹毛泽建。兄妹久别重逢，自然是十分高兴。说起分别后的情形，毛泽建告诉六哥说，她是在“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衡阳之际，遵从三哥“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建立农民武装”的教诲，和丈夫陈芬一起，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农协积极分子在集兵滩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拿起梭镖、大刀、鸟铳和枪支，在佝偻岭、神皇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9月，他们和衡阳县委负责人一起组建了衡北游击师，多次夜袭挨户团，镇压土豪劣绅，先后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一批反革命分子。10月，她受命同陈芬一道赴衡山组织新的县工委，任县工委妇运委员。11月上旬，衡山农民游击队宣告成立，她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炸县衙，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行动神出鬼没，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1928年初，毛泽建根据湘南特委指示，和陈芬发动了南岳暴动，此后，二人转移至耒阳，参加湘南暴动。毛泽建任耒阳妇女联合会负责人。
毛泽覃也向妹妹介绍了三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目前在沙田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毛泽建听了，恨不得马上去见三哥，在三哥领导下工作。毛泽覃见她已怀有身孕，就劝她说：
“现在三哥很忙，他领导部队不断转移，扩大根据地，还要打仗，很辛苦，很艰险。你们留下来打游击，就是配合井冈山斗争，配合三哥工作呀！”
他见妹妹毛泽建有些不高兴，又安慰道：
“三哥讲，人要有屁股，才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不会因为疲劳而倒下。井冈山就是工农革命军的屁股。我们不但要在井冈山扎营，而且要长期占据下去，迟早有一天，你会见到三哥的，我们又会战斗在一起。”
毛泽建见六哥如此说，也只好依从了。哪知兄妹此次分手竟成了永别。毛泽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敬爱的三哥了。湘南暴动主力部队转移后，她和陈芬留在耒阳坚持游击战争，分别任游击队队长和党代表，在石淮、新市、东湖、夏塘、遥田一带乡村发动群众，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处决了省议员、大土豪赵水生和劣绅李善，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斗争。5月初，游击队在夏圹铺与耒阳县挨户团遭遇，陷入重围，毛泽建、陈芬身受重伤，先后被俘。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英勇就义，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头上示众。不久，井冈山下来一支队伍，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将毛泽建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因怀孕已有8个月，行动不便，当敌人反扑过来时，毛泽建坚持留下，隐藏在当地一个孤老婆婆家里。一个仲夏之夜，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陈艰生。挨户团在搜山时听到孩子的哭声，又抓到了毛泽建和陈淑元。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带走了孩子，可孩子没有奶吃，不久就夭亡了。8月间，国民党以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均负共党要职”，把她从耒阳押到衡阳，继之押到衡山县女监，使尽种种手段和酷刑，想从这位共产党员、女游击队长身上捞到更多的重要机密。毛泽建性情刚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衡山县新任县长蔡庆煊亲自审问她，问她的名字。毛泽建昂首回答：
“我叫共产党！”
“你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
“真正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你蔡庆煊一伙。”
蔡庆煊暴跳如雷，连拍惊堂木：
“住嘴，难道你不怕死吗？”
毛泽建仰天大笑，说：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
蔡庆煊要她交出党的机密，毛泽建怒斥道：
“革命不变节！要我投降，要我交出党的秘密，除非日从西山出，湘江水倒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毋庸多言。”
凶残的蔡庆煊又动用了种种酷刑，皮鞭抽，烙铁烫，灌辣椒水，压杠子，把竹签刺进她的指甲内，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毛泽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仍然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蔡庆煊一无所获，便装腔作势对毛泽建宣布判决：“毛达湘，女共产党，杀！”
毛泽建横眉冷对，她说：
“要杀就杀，耍什么臭威风！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毛泽建预感到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便拿起笔写了一份《遗书》，她写道：
“我将毙命，不足为惜。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了，不堪再增加。遗憾的是不能再和同志们一起为推翻旧社会、消灭吃人的魔鬼而冲锋陷阵。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革命轻易地成功，千万不要作这种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翻身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憾。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
她对探监的陈淑元说：
“我可能活不多久了。我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可惜我不能看到润之哥哥胜利的那一天。”
她将写好的《遗书》交给陈淑元，交代说：
“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我润之哥。”
1928年8月20日，毛泽建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容不迫地走向设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的刑场，她用微笑向路旁的老百姓们告别。
在刑场上，一个伪警端来1碗水酒，两个包子，递给毛泽建。毛泽建接了过来，朝着蔡庆煊猛力掷去。蔡庆煊恼羞成怒，大吼道：“跪下！”
毛泽建高声说：
“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
她又对刑场外的老百姓们说：
“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起来！”
毛泽建使出浑身的力气，高呼：
“打倒蔡庆煊！推翻旧社会！中国共产党万岁！”
蔡庆煊惊呆了，急忙下令开枪。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声，罪恶的子弹穿透了毛泽建年轻的胸膛。毛泽东的好妹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女游击队长壮烈牺牲，年仅23岁。她是毛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第一个人。
1949年毛泽东曾说：“菊妹子的牺牲很可惜，她是个好同志。”
这正是：绝代女杰催人泪，谁似达湘真英雄：
“共产主义终胜利，我在九泉会庆功。”
再说毛泽覃在毛泽建引领下到了耒阳城郊，见到了朱德、陈毅。朱德等人正在危难之中，准备率部转移，突然见到毛泽东派来的联络员，非常高兴。朱德向毛泽覃介绍了湘南暴动的情况，又说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那是在1928年3月1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的命令。很快，湖南国民党总指挥白崇禧和广东国民党军总指挥李济深就分别组成了“协剿”军。到3月底，湘粤协剿军分别集结到了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在强敌压境之际，由于湘南暴动执行了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引起人民群众不满，部队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无法立足了。
毛泽覃向朱德、陈毅等人建议说：湘南起义部队应当向井冈山靠拢，与工农革命军会合，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立即召集会议，讨论毛泽覃的提议。湘南的干部战士们闻讯十分高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于是，朱德、陈毅等人便决定率领主力部队2000余人和湘南农民军8000余人，分头撤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听罢毛泽覃的汇报，当即决定以第1团和教导队为左翼，离开沙田，向湘南方向的汝城进发，从南侧牵制敌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他又派人传令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领的第2团为右翼，西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接应湘南部队。
4月中旬，在毛泽东指挥下，工农革命军主力迅速插向桂东、汝城之间，监视汝城的国民党军队，防止该部进入酃县；同时准备拦击从广东方向追来的敌人。1团进至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岭界，遇到了反动地主武装何其郎部的阻截，战士们奋勇冲杀，一举打垮了何其郎部；在汝城附近又击溃了土匪胡凤璋部，与胡少海、陈东日等人率领的宜章农民军第3师会合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了胡少海师长和陈东日副师长，并与他们约定：以工农革命军第1团为前部，开赴酃县，由他们率领宜章农军第3师和随行眷属等，随后跟进。
毛泽东率领部队经土桥、田庄、邓家湾一带到了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又遇到了萧克领导的独立营。
萧克，乳名克忠，原名武毅，字子敬，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嘉禾泮头小街田村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幼年入私塾，尔后就读同善高小，1923年入嘉禾甲种简习师范学校，1926年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后并入黄埔军校4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他在叶挺部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潮汕失利后回到家乡，1928年初在嘉禾县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区支部，后率一部分宜章农军参加了湘南暴动。
萧克的独立营是由宜章县黄沙、梅田两区农民军组成的，在撤出湘南时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他们突然与毛泽东的部队相遇，顿时紧张起来。萧克传令准备战斗。1团先头部队发现他们是农军，副团长兼1营营长陈毅安就过去和他们联系。
陈毅安领着萧克走到毛泽东跟前，介绍说，这位是宜章独立营副营长萧克。毛泽东亲切地握着萧克的手，风趣地说：
“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
说罢，他打量着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问萧克：
“你们有多少人枪？”
萧克答道：
“人倒有600多，枪只有七八十支，都是梭镖，所以叫我们梭镖营呢。”
“梭镖营？”毛泽东感慨地说：“是啊，果然那么多梭镖。揭竿而起，这就是揭竿而起呀！”
毛泽东告诉萧克：朱德的队伍已经向东转移了。他又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萧克，希望他和第1团一起行动。萧克非常高兴，就与1团会合在一起，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发。
此时，工农革命军第2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领下到了资兴，与邓允庭、蔡协民领导的湘南农民军郴州第7师会合在一起。他们在资兴以南的滁口与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的部队遭遇，发生了激战，撤出战斗后退回到资兴，又和陈毅率领的从郴州退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军及以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为首的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合在一起，撤退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
这位杨福涛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多次提及，他就是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培养起来的工人领袖。
这天晚上，陈毅召集何长工、蔡协民、袁文才和杨福涛等人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杨福涛等湘南特委负责人本来就不愿意上井冈山，如今受了挫，就更不愿意往前走了，竭力主张把队伍带到衡阳去。他们说，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部队越应该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区域坚持斗争。陈毅对他们说：
“我们的部队是要去井冈山的，你们最好是跟部队一起行动。如果回湘南，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都有，还挑着油印机，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送你们走。”
可杨福涛等人不听劝告，固执己见，第二天就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部队，向衡阳方向行动了。后来他们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被敌人抓获，惨遭杀害。
杨福涛时年35岁。此前，他在1928年初被湖南省委任命为湘东特委书记，2月间奉命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湘南，协助朱德、陈毅等人领导湘南暴动，3月出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他牺牲后，由于消息闭塞，1928年5月20日仍被湖南省委湘潭改组会议推举为省委书记，这年6月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且说就在杨福涛等人走后不久，第2团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说由他带第1团在后面掩护，要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等人立即撤回井冈山。陈毅等人大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领会合起来的3支部队，沿着第2团的来路撤向井冈山。当他们走到酃县沔渡时，又与朱德，王尔琢带领的部队会合在一起，继续前行。
4月19日，第1团到达酃县城。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一座祠堂里，看望先行到达这里的郴州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他一到蔡协民住室的门口就大声喊道：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他看没人应声，就大步跨进门里，见一个女战士靠在蔡协民的肩上睡着了，就笑呵呵地说：
“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福气哟！”
毛泽东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拉过一条凳子坐下来。靠在蔡协民肩上的女战士叫曾志，正睡得模模糊糊的。她闻声睁开眼睛，见来人身材伟岸，留一头中分式乌黑的长发，面颊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心中暗暗称奇。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城厢镇汪家冲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为曾志。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这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娃娃亲”。1927年春，曾志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后来他们到郴州开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在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曾志作风泼辣，装束特别，腰扎红带子，头裹红头巾，身背红缨大刀片，因此人称“红姑娘”；3月间，夏明震在郴州“反白事件”被打死。不久，曾志调任农军第7师党委办公室秘书，在师长邓允庭撮合下，与党代表蔡协民结为夫妻。
“曾志，”蔡协民忙拉起曾志，向她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同志呀！”
毛泽东告诉蔡协民说：
“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
接着，毛泽东问起蔡协民离开长沙后的一些经历，聊了一会儿，他见夜幕已经降临，便起身告辞。
4月20 日，一直尾追湘南暴动队伍的国民党第8军吴尚部的1个团，从茶陵方向朝酃县县城逼近。毛泽东立即命令1团除一部警戒东南方向外，大部从西门出发，分兵两路，抢先登上城西的高山，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朱德等各部安全进山。
中午时分，战斗打响了，十分激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张子清团长腿部负伤。敌军眼看损兵折将而不能取胜，只好向茶陵方向退去。
毛泽东、何挺颖也不追赶，率领第1团离开酃县，回师宁冈。
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回到了宁冈砻市。
毛泽东在驻地与萧克及1、2团的一班指挥员谈话说：
“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他还说：
“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从前，井冈山上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就是朱孔阳。他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官府一直捉不到他。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转圈子。因而他总是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打圈子是个好经验，但土匪打圈子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打圈子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它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要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它的命根子。”
最后，毛泽东笑着说：
“总之，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正说话间，何长工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朱德、王尔琢、陈毅各部，已经全部到达了砻市。朱德同志住在前面五虎岭的龙江书院里，他在那儿等你回来。”
毛泽东对身边的干部们说：
“大家都别走，一道见朱德同志去。”
他带着1、2团的干部及萧克等人来到龙江书院前，朱德闻讯同陈毅等人迎了出来。何长工远远看见朱德，向毛泽东介绍说：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朱德身后的是王尔琢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向朱德等人招着手，加快了步子，早早就把手伸了出去。朱德也抢前几步，伸出手来。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又握着陈毅的手说：
“陈毅同志，你们辛苦了！”
陈毅紧紧抓住毛泽东双手，激动地说：
“我们早就盼望上井冈山来，今天终于如愿了！”
毛泽东又与王尔琢等人一一握手，问了姓名。众人一同上了文星阁。一张长条桌旁摆着8条木凳，桌上是茶壶茶碗，毛泽东让朱德坐了首座，依次坐着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伍中豪、胡少海、邓允庭、萧克等。他把坐在自己身边的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等人介绍给朱德，接着以祝贺的口吻对朱德说：
“南昌起义部队的同志们真勇敢，转战千里，从南昌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湘赣边界，顽强地坚持下来，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说：
“秋收起义的部队也一样，英勇善战，最后建立了根据地。我们这次前来会合，也全靠你们掩护得好。”
毛泽东借着这个话头，说起了他被中央开除了党籍一事。朱德、陈毅立即予以纠正，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内容。毛泽东这才弄清楚，他不是被开除了党籍，而是被罢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笑了笑，切入正题，他说：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是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们两支部队要齐心协力，把这个根据地建设好。”
他还提议说：
“‘五四运动’纪念日快到了，趁着这个纪念日，两支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大会，庆祝我们胜利会师，两方面的负责同志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见见面。”
朱德等人连声称好。毛泽东吩咐何长工负责筹备大会，还交代他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才好。
说起部队编制，毛泽东又提议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让大家议一议。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龙江书院召开了各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给养统一供给，各部没收的粮食、布匹等物品尽量运至井冈山储存。会议还决定，将朱德所部2000余人，湘南农民军8000多人，毛泽东所部1600多人，统一编制，统一指挥。
会后，毛泽东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商定，建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并议定了各级人事安排：
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全军下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共计8个团和1个特务营，有枪2000多支。
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下辖：
第28团，由南昌起义余部编成；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
第1营：营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
第2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
第3营：营长萧劲，党代表吴弼。
第29团，由宜章农民军编成；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第1营：营长朱舍我。
第2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胡世俭。
第3营：营长萧荣标，党代表彭晒。
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其在酃县战斗中负伤，暂由毛泽东兼任；党代表：何挺颖。下辖：
第31团，即井冈山原1团；团长：朱云卿，副团长：陈毅安，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1营：营长员一民（后为陈毅安），党代表毛泽覃。
第3营：营长伍中豪，党代表杨岳彬。
第32团，即井冈山原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
第1营：营长袁文才（兼），党代表陈东日（兼）。
第2营：营长王佐（兼），党代表康健。
第12师，亦称梭镖师，由其余湘南农民军编成；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下辖：
第34团，团长：邓宗海（兼），党代表：刘泰。
第35团，团长：黄克诚，副团长：戴诚本，党代表：李一鼎。
第36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另编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党代表：敬懋修。
黄克诚，原名黄时瑄，1902年10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担谷作为他的学费，送他进私塾读书，因不能及时交学费，他只好时读时辍读了8年私塾，192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入国共两党合办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营、团政治指导员，转战长沙、武汉及河南、江西、安徽等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奉命回家乡秘密从事农运工作；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攻占永兴县城，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其间，他对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曾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排挤。
工农革命军第4军接着在砻市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4军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这正是：风云际会，朱毛井冈始聚首；
同舟共渡，江海波涛正无边。
欲知毛泽东领导第4军如何扩大井冈山根据地，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周鲁以湘南特委代表身份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将政治局扩大会议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说成是开除党籍，并在井冈山推广湘南暴动“焦土战略”经验，指责毛泽东“烧杀太少”，要毛泽东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把握党权、军权的竟是这样一批人，中国革命岂能不受挫折？毛泽东面对错误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但他并不盲从，没有率部援助湘南暴动，而是在桂东一带训练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同时随时准备接应朱德等人，在实际行动上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实在是英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克诚在他撰写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写道：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暴动”“有3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困难的。”“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却失败了。”“鄂豫皖、湘鄂西各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还在文章的末尾警告那些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的人们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生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黄克诚曾因遭受他人牵累（详见本传后边叙述的庐山会议），受到党纪处分十几年，尚能在毛泽东身后如此仗义执言，岂不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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