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红4军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
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
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
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说正在红4军党内争吵不休的时候，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4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决定率红4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
1929年6月10日，红4军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期间，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党内的分歧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为克服红4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奋斗，但党内意见常常不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使人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因而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6月14日，党内的现状和矛盾一点点、一幕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从红4军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余人，党员有1329人。其中工人成份只有311人，其余的分别是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而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频繁地转战，由于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党组织内泛滥起来，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这些思想倾向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对以下问题的激烈争论：
1、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具体表现为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发布命令要有党代表副署；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党来研究决定，交由军队执行。但是，有军阀主义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些人却对军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有的人还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红4军到赣南、闽西后，什么“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前委不要管打仗管军事。”这些反对意见连同一些怪话都提出来了，什么“一支枪也要党管吗？”“马弁有没有饭吃也要管吗？”“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表面上，这些提法是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对党代表、支部权力的限制或反对，实质上已经危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2、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用红军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的一些人，则提出不要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政策，喊出了“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的口号；或把建设根据地视为地方党的事，与正规的红军无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3、关于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自古以来是当兵吃饷，理所当然。但在井冈山时代，红军指战员除了穿衣吃饭外，从未发过饷钱，实行的是“军时共产主义”，而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功效。坚强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的人，则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视政治工作人员为“闲杂人”，是“卖狗皮膏药”的，否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光靠政治工作，是打不垮敌人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靠军事，靠打胜仗。因此，军事要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也要附属于军事机关。
4、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问题。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使红军内部指战员之间待遇平等，地位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实行经济公开；这些民主主义做法形成了一种制度，对于保持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改造旧军队、争取俘虏，从根本上划清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界限，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则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长官说了算，要取消士兵委员会。有军阀主义残余的人，更是强调不打不骂士兵就不好带，对逃兵则要枪毙。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还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民主化。他们主张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大家讨论，每人都有“否决权”，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形成决议。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4军党内军内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为公开化罢了。不可否认，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农村环境中的党，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创造的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正确的原则、方法，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基础深厚的环境下，没有大的政治力量，没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下子就被指战员们全部接受，也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新原则、新东西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进而产生怀疑和抵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1、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做不断地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3、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因能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4、4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会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
毛泽东把红4军党内争论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
“不明白4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4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4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4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制度何以这样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常在一切斗争状态之中。”
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时常发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写道：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4军中的游民成份。党与这种思想曾做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其表现就是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境的斗争，对于从红军中拨枪支援地方武装，总是难得很。这种流寇思想还影响到城市政策和军纪。一些同志认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科学一点才好。只有坚决克服那种非科学的态度，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做斗争，才能建设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4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他写道：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4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作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党内在“是否设立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针对“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
“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4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4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
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
“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以《复林彪同志信》为名，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发广泛和激烈了。
6月15日，朱德也写了一封《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发挥了在白砂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主要有3条意见：
1、“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2、“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3、“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
朱德在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他说：
“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
他还说：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更加公开化了。同时，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而观点不一致，也使争论更加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也更加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望云草室”接到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说是陈国辉的主力在毛泽东骄兵之计“引导”下，已经趾高气扬全部返回到了龙岩城。红4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马上下达了向龙岩进军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命令，率领红4军1、2、3纵队及红59团，挥戈南进。
6月18日晚上，朱德、陈毅等人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但他们却没有通知毛泽东，只让谭震林参加会议，由谭震林负责向毛泽东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江华事后曾经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此后，毛泽东便和谭震林、江华及前委、政治部工作人员一起，随同刚刚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4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吩咐小池区委，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将敌人蒙在鼓里。
6月19日拂晓，已经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4军和红59团，兵分4路发起了闪电式攻击，经过激烈巷战，将陈国辉部主力消灭于东门外见龙桥一带。
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4军缴获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4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陈毅这首《反攻连下汀州龙岩》一诗，既是他此一时期心情舒畅的写照，同时也生动表现了红4军全体指战员的昂扬斗志和胜利的喜悦，记录了红4军二次入闽以来的斗争进程。
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20日，前委和龙岩县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有3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欢庆三克龙岩及消灭陈国辉旅的重大胜利。
祝捷大会首先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龙岩革命烈士。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
“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红4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可惜在两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毛泽东非常痛心的事，这期间当然也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事，以至于使他终生难忘。
且说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七大”总结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4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代表大会上作出一个好的决议。但他不知道，为了召开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他各方面人物也各有心机，每天都在私下里频繁地进行着活动。更为严重的是，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值血气方刚，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这场争论的深远意义，而且也正想趁着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赢得一个一展身手的平台，因此，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正所谓：暗流涌动行舟难，小河沟里也翻船。
主义之争不为私，推心置腹也枉然。
6月22日，红4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了。在到会代表中，有红4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大队长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场设在学校的厅堂里，前委委员们都坐在一个平台上的长板凳上。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部分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关于如何解决党内争论问题，陈毅提出，必须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还要“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对于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军委问题，陈毅做了重点说明，他认为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反而提议要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曾经记述说：“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主义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地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无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
据其它史料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红4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他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发，加强党对红4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陈毅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所以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意见则是偏激夸大的。刘安恭就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发表的基本上都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殚精竭虑用了两个昼夜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实际上，这个决议只涉及了“党内争论问题”，而对于“分兵问题”，决议说等新的前委产生后，由新前委讨论决定。
在这个决议案里，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严厉批评。据陈毅说，他在草拟决议案时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还说毛泽东见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红4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提出了批评。
决议说朱德在《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中提出的3条意见，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
决议的结论部分说，毛泽东有7项缺点：1、英雄主义；2、固执己见，过分自信；3、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4、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5、对同志有成见；6、工作态度不好；7、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朱德的缺点也是7项：1、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2、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3、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4、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5、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6、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7、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最后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议还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
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致使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毛泽东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萧克曾回忆说他“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红4军“七大”不仅没有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在领导层出现了这样重大变动，引起了林彪、罗荣桓等一批高级指挥员的极大不满。会后，陈毅不无得意地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年轻时候的陈毅颇为自信，他曾自比周瑜，有诗为证：1940年春，陈毅在与张茜结婚时赋诗一首，有句云：“烛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这正是：气吞如虎少年将，能诗能文血气刚。
唇枪舌剑锋芒冷，兵符二度属陈郎。
欲知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6月14日晚上写给林彪的长信中说：“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这些话固然是他在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无端攻击、“有人与党争权”之际的悲愤之语。但细细想来，他说“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可能只是托辞，而希望“到莫斯科去”则无疑是他的真实想法。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青年时期虽也有过出国留学的念头，但他最终认为，首先研究透中国更为重要。况且通过他的观察，对那些“海归”们是有看法的。他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历史反复证明，的确如此。就拿共产党内的领导人来说，从陈独秀到那些“留苏”的海归们，无不是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除了毛泽东，还有哪一位对中国革命有独到见解？笔者不妨提出一个假设，假设毛泽东那时“到莫斯科去”果能成行，那么，他后来的命运会如何呢？中国革命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会不会被毛泽东的“智识”、品格和对中国革命的独到见解所征服？倘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早一点被斯大林确认，那么，后来还会有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横行霸道吗？毛泽东还会被横加指责坐了4年冷板凳吗？数万甚至数十万红军指战员还会白白地流血牺牲吗？很遗憾，历史就是历史，不该发生的最终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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