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白羊肚手巾的副总理
——陈永贵传
秦怀录 著
第三部 陈永贵下野
五、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
人称“健康老人”的陈永贵生病了。
根据医生的诊断属于晚期肺癌，急需要进医院治疗。
陈永贵从不向病魔屈服。冷眼看去，他根本不像个病人。人们看着他坐电梯下到了楼底，离开电梯以后，他一手叉腰，一手拿着一顶草帽，走起路来照样脚底生风，谁能相信他有病。
但他确实是病了。开始他感到胸疼，气紧，食欲也不正常，后来他的两腮已经消瘦了下去，吃饭已经明显地减少，常常听到他咳嗽连声，吐痰不止。
当他的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他也曾打算往外边走一走。可是出去究竟算个什么人：人家怎么接待？他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在他逝世前一年，他还准备陪同韩丁回大寨看一看，可是还没等到实现他的愿望，他却与世长辞了！
陈永贵的病情加重以后，开始在高干楼后面的复兴医院以感冒治疗。尽管大夫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检查和治疗，但半个月过去了，仍然不见好转。陈永贵也觉得怪：难道一个感冒，这么长时间也看不好？家属和汤师傅劝他还是去北京医院看一看吧，陈永贵感到为难，人家这里对我够费心了，走了合适不合适？再说……。汤师傅对他说：“可你的病历档案就在北京医院呀！”陈永贵犹豫了，因为按照医疗的安排他应该到北京医院就医。不过，出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永贵要求先请示中央。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以后，中央同意他住进北京医院，并对他进行了适当安排，把他安排进病房。
未到北京医院之前，陈永贵下午住院，上午还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买了二斤鸡蛋和其它几样菜，坐公共汽车回家做饭。当他提着鸡蛋和菜扒上公共汽车以后，车上人员拥挤，陈永贵已经找不到座位。这些北京人看见陈永贵也和他们挤到一块，都争相给他让座，相互问长问短。他们却料不到，这次见面却是陈永贵和他们的最后一别。
陈永贵住院以后，北京医院的吴院长已经跟随中央首长到北戴河休养。北京医院就向吴院长打了长途电话。院长又亲自从北戴河打了长途电话告诉陈永贵，说第二天八点他要准时赶回医院，为他检查身体。第二天八点，这位院长准时赶回医院，来到陈永贵房间，为刚入院的陈永贵进行多方面的检查。
陈永贵其人复杂，其病也是那么棘手。吴院长和主治大夫们对他的病情进行了一个月的观察和诊断，也不好确诊。有一天吴院长向陈永贵边开玩笑边透风：“老陈呀，你人也怪、病也怪。我一个月也查不出是什么病，怎么搞的？”
陈永贵笑了：“查不出来就别查了！”
吴院长说：“不查行吗？”
经过院长和大夫多方面的努力，从脑后的一块疙瘩查到内脏各个器官，各种医疗器械都用上，终于从痰中化验，确诊为肺癌。从那以后，医院决定为陈永贵作手术，需要主病人签字。
陈永贵说：“我签个字算了！”
吴院长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陈永贵笑着说：“有问题我负责！要不叫明亮签吧！”
医院也不同意，因为按惯例，应该由长子作为主病人向医院签字。汤师傅就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昔阳打了长途电话，通知陈明珠火速来京。这一“令箭”却把陈明珠吓懵了，只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赶到医院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按照医院的要求办理了有关手续，医院对陈永贵施行了第一次手术。
1985年农历8月15日，陈永贵的儿女们都从昔阳赶来北京，看望父亲的病情。陈永贵向主治大夫请假，要求回家和孩子们过一个八月十五。因为他病情严重，主治大夫不准假，笑着安慰他说：“陈老，你以后活着的日子还长哪！”
陈永贵叹口气说：“我的病你哄不了我，就这么一个八月十五了，你还是准了我这个假吧！”
鉴于陈永贵要求心切，医院才批准他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饺子，晚上又返回医院。
这一年快过年的时候，陈永贵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也想到了以后，陈永贵又向吴院长请假，说我们老家有个传统习惯，过年都回家里团圆。按照医院规定，加上他这种病情是不允许回家的。但是为了照顾陈永贵，吴院长主持了院务会议，批准陈永贵回家过年，但特意向他提出两条：一是不准喝酒，二是不能到处走动。陈永贵说我早就不喝酒，可是过一个年，能不能允许我喝一杯葡萄酒？医院批准了他的请求，陈永贵就是以半杯葡萄酒送走了最后一个春节。除夕之夜，幼年的陈明亮好奇地放鞭炮，心情沉重的陈明珠先是阻止他不要放炮。陈永贵为照顾幼子的心情，说还是叫他放吧：明亮高兴地放鞭炮，明珠却躲在一处偷偷地哭泣，因为父亲是什么病，明亮还不十分清楚。
陈永贵腊月28日回家，正月20日又回医院。走时对老伴和司机说：“汤师傅，这一走算回不来啦，回不来啦！”
陈永贵住院的消息传开了，传到了整个北京，传到了大寨和昔阳。石山老家的一族老小不断有人来看望。大寨、昔阳的干部和群众不断有人来看望。东郊农场也不断有人来看望。有一段时期，疾病掠夺了陈永贵的食欲，陈永贵只有想吃一吃西瓜。当时正是数九隆冬，到市场上找一个西瓜也真难。东郊农场的张德润等几个领导跑了半个北京，一直是看不到西瓜的影儿。刘炳亮书记不服气，难道这么大个北京，连一个西瓜也没有？第二天，他亲自带队上市买西瓜，把北京的各个市场都跑遍，终于买下了陈永贵想吃的西瓜。出于对陈永贵的关怀，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不断有人前往医院慰问。胡启立、薄一波、余秋里、郝建秀等许多中央首长带着党中央对陈永贵的深切关怀，带着中央其他首长的问候，一次又一次地踏进了医院的大门：余秋里、宋振民看望了陈永贵从后，人称是大庆人看望了大寨人，一惯以“陈大哥”之称的郝建秀看望了陈永贵，人们也说这是工人看望了农民。
在山西，有不少人，只要得到陈永贵住进医院的消息，都要借一些机会到北京看望他。像对大寨有深厚感情的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和陈永贵共叙往事，谈起了批判大寨极左路线时他们为大寨说公道话，一拉就是老长。因年老退出舞台的晋剧艺术家牛桂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看望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尽管说话有困难，还愿意谈一谈《白毛女》，还愿意和牛桂英回忆三届人大召开时同丁果仙相会的情景。陈和她们谈起来，忘记了自己在患病，忘记了身体的疲劳，因为久别重逢，又是最后一别，有什么话总愿意和老乡聊。
陈永贵的病床周围，站着大寨党支委宋立英和昔阳的几位干部，站着他的老伴、儿子、女儿、媳妇、孙子，站着中直管理局，国务院管理局的有关领导。那是他第二次住进医院的事情了。病魔夺去了他几十年来的那种性格和气质，他俩眼陷进眼窝，两腮贴进骨头。一阵难以忍受的咳嗽过后，又是一种艰难的呼吸声，子女们轻轻地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想方设法为他解除痛苦。但无论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也逃不脱病魔的折磨。那对塌进眼窝里的眸子好容易才睁起来，看了看两眼滚着泪珠的宋立英，再看看那几位站在他身边的中央领导。看样子，陈永贵不知有多少话想说，可是癌细胞早已关住了他的话匣，只能见他的嘴唇蠕动着，仔细听去，才能听出他在反复这么一句话：“我可没给他们贷下饥荒啊！我也没给国家拖下债啊！”
可以听出，这两句压抑很久的话给他造成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一段时期内，他的头上顶着一座泰山。他离开大寨的时候，大队还有17万元的集体积累，库房还有几十万斤粮食，这是大寨人一致公认的事实。而且大寨群众还善于用陈永贵在大寨时的经济情况和现在作对比，说现在把集体的家当贴光了，还贷了国家200万元的款。陈永贵临死前的那句话仍然指的是《山西日报》1980年10月17日登载的《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那篇文章。因为关于国家支援大寨的舆论至今在社会上还影响很深。由于文章的扩散，在国外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以至为后来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提供了反面素材。
在北京医院为他设置的病床上，陈永贵面对前来看望他的人们，有多少话想说，有多少苦水想倒，可话到舌根又咽了下去，经常唠叨的却是这么几句话：“再活四年，明亮就毕业了，幸福就结婚了！可四个月也不让活了！”时而又指着他的小儿子明亮说：“俺孩命孬，靠不上我了！”有时候，他又指着看望他的有关领导说：“这一老小（指明亮和他的母亲）给你们丢下了，你们得照顾好啊！照顾不好，活着骂你们，死了也得骂你们！我活着厉害死了就不厉害啦？”他又用指头指指司机汤师傅：“还有你，不要人在人情在，人走就两分开啊！我死了还得麻烦你！”
在昔阳的老干部中，至今还流传着陈永贵的一句很有感情又很有份量的话：“我算认不得好孬人！”这是张怀英去北京医院探病时陈永贵特意给他讲的。陈永贵住院以后，特别思念大寨和昔阳的老干部，也特别思念张怀英。就在陈永贵的大儿媳贾成棠要从北京返回昔阳的时候，陈永贵特地嘱咐她，请张怀英快来看看他。
这是张怀英第三次上北京探病。
战国时期曾经流传过一个叫管鲍之交的典故，这个典故如此比喻陈永贵和张怀英的成长之交，也是有几分道理的。张怀英曾经是陈永贵的伯乐、领导，后来陈永贵又成为张怀英的上级、战友。陈永贵和张怀英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也有着沟坎不平的经历。
当张怀英见到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在同命运的搏斗中，又争得了一点说话的能力。他谈过几句之后，就伤心地哭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对他又一次前来看望表示感谢，也对他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张怀英为了安慰他，就以战友的姿态对他说：“不要伤心嘛！你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苦恼，有经验的欢乐，也有教训的悲哀！想想你给财主家干活，到后来卖烧饼，吃了上顿没下顿，怎么说也够本嘛！”
这话像开心钥匙，真的把陈永贵的心说开了：“啊，也就是。这话你怎么不早给我说说？”
由此，两人拉开了话题。陈永贵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向张怀英倾吐自己的心里话：“怀英同志，我这辈子算没有认得好孬人！没认得好孬人啊！”这样的话意明显是陈永贵在张怀英面前所作的反省。张怀英默默地接受了陈永贵的反省，但也清楚地感到此时的陈永贵说话过激。陈永贵一辈子还不是没有识别人的水平。他认识问题的高度，处理事情的远见，都是张怀英早已就看得见的。他安慰陈永贵，劝他不要想得太多，要保重身体。
“不。既然你来了，我就愿意和你客观地分析你我所走过的路程。”陈永贵便谈起了昔阳和大寨的几个落井下石的人，谈得泪水堵住了嗓门。
陈永贵还占居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也曾经预测过自己将来会出现的各种下场。因此，他对一直捧他，吹他，看他眼色行事的人并不一定器重。不过，他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高，对他下边的人不一定当时就看得十分清楚，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才能作出具体的结论。尤其在他当了副总理以后，又面临大寨至尊至上的声誉，陈永贵听到的批评少了，别人对他有意见，又生怕和大寨的态度沾上边，也不敢直接向他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不良后果。陈永贵的确错用了几个人，看起来有工作能力，但品德不好，群众威信不高，带来不少副作用。有时他们生米做成熟饭，还得把责任推在陈永贵身上。但是，他每每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要慎重地考虑的。1974年，昔阳准备修建一个体育场，他们向山西省委打请示报告时，被省委书记王谦顶了。陈永贵回昔阳听到了这件事，不仅不怪王谦，反而批评了县里的领导：“不能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嘛！修体育场的事，王谦顶了。他事先没和我商量，但我同意他这样做。现在伸手要钱，就是伸手要鬼上树人家也会给你的，就怕你上去下不来。有利于生产的事，可以搞。体育场我们宁肯不修，不能自找麻烦。”
两年之后，县里又向省里请示，省里给拨下一笔修体育场的经费。为这事，陈永贵专把李喜慎叫到北京，说有人对这笔款提了意见，我们还是明智一点好。尽管省里批了，我看还是退了好！李喜慎回昔阳之后，立即把这笔款退给省里，记者于第二天就发表文章表扬。时至今日，还有人怪怨，如果那时候老陈要松松口，体育场也修起了。不知是哪一年春节，昔阳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志宝徒步到大寨看望陈永贵。一进门就很生气。陈永贵叫他坐，他硬是不坐。陈永贵问他怎么啦？宋志宝便打憋说：“老陈，我今天是带着党籍来找你的，我要提意见了！”
听到这里，陈永贵也不好随意发脾气，冷静地皱了皱眉：“那他们谁也不敢开除你。你说吧。”
宋志宝拉开话匣，一古脑把意见端了出来：“成天工程工程，造地造地，二坡地占着昔阳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不往二坡地里下工了，这粮食产量怎么提高……”宋志宝列举了好多个忽视二坡地加工的典型，使陈永贵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宋志宝的意见全部采纳。
陈永贵在病中所说的“没认下好孬人”，又指得是大寨从天上落到人间以后，一些说话不客观，不公正，乱写揭发性材料，甚至背着良心化名登报推卸责任的人。这些人在舆论一边倒，把昔阳、大寨全盘否定，甚至进行人格污辱的时候也随着风向跑，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这对于一个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与穷山恶水斗争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心上捅了一刀。
然而，陈永贵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意。对于培养过他，帮助过他的张怀英确不是这样。最终使陈永贵证实，张怀英是个正直人，不轻易地随着风向跑。他还是能够认识得好孬人的。
有关陈永贵和张怀英在病房里三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其他人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从老干部和家属口里听到只言片语。病中的陈永贵在回顾他的一生时，也特地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往事进行了反思。他回顾了在“文革”中批斗山西老干部的事，曾经对人说：“斗省里的领导，我心里有亏。中央说打倒，我就同意下边批斗。1967年秋天来昔阳批斗，是省革委和省军区决定的。让来不让来，我反复考虑过。为这事，我在省里做过检讨，我始终感到有亏。”病中的陈永贵还是能够认真地反思处在“文革”时期的自己。但是，对于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陈永贵怎么也解不开。在他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中，时而发出呼唤，提起了《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提起了西水东调，提起了自己的历史，也提起了昔阳的粮食产量……
病中的陈永贵盼的是公正，历史的公正。如果时间还允许，他还准备等待这公正，然而时间不允许了。
1986年3月25日晚上，按照医院的安排，陈永贵的家属在家里等候，陈明珠留在医院。陈明珠和父亲商议以后，特意留下明花爱人有明陪侍病人。这一夜，陈永贵睡了，还睡得很香。陈明珠也以为父亲能够睡觉，或许有个大转，但医院的大夫清楚，陈永贵的病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各种仪器早安排在床边，大夫和护士也轮流值班，即使一时间不在病房，只要电铃一响，他们马上就出现在病房。第二天上午，陈永贵的病情明显恶化，到了无法抢救的程度，一直到晚上20时35分，大夫检查之后，叹口气说：“通知中央办公厅，安排后事吧！”陈永贵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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