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
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
话说1935年6月24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以北的两河口。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了欢迎从茂县来的张国焘和举行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大会，在距离两河口镇3里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抚边村一小块平地上，布置一个会场，搭起了演讲台，路两边都插上了旗帜和标语。
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红1方面军四五十位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张国焘。
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和秘书长黄超骑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飞驰而来。毛泽东身边的人不知是哪一位称赞张国焘的马队，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人说：
“不要羡慕那些马。”
毛泽东和朱德急忙迎上前去，张国焘却骑在马上在原地等着，连半步都不肯往前走。他见毛泽东到了跟前，这才下马和毛泽东握手拥抱。这是二人在分别8年后的亲切拥抱，而此时的两个人已非8年前的书生模样了。毛泽东显得瘦削、憔悴，眼含血丝，面带烟容，穿的军衣既不合体，又皱皱巴巴的；而张国焘身体肥胖，脸色红润，衣着也十分合体整洁。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穿着也都和毛泽东差不多。张国焘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
朱德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张国焘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词。张国焘也致辞答谢。欢迎仪式结束后，众人一同向两河口镇走去。
晚上，毛泽东等人在喇嘛庙里举行了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人陪同张国焘坐在主桌，另外还有4桌，住在两河口的各方面负责人都到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1、4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
张国焘也举起酒杯说：
“感谢中央同志对4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1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
毛泽东听着张国焘那刺耳的祝酒词，微微一笑，指着一盘炒辣椒招呼大家，说：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清心泻火，生津解渴，请用，请用。”
博古摇着头，笑一笑，说：
“不敢受用。”
毛泽东笑着说：
“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张国焘不能吃辣椒，他还以为毛泽东的话是影射他的，刚想张口反讥，没想到博古接着毛泽东话头说：
“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不过，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张国焘见毛泽东不但没有和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而且连听他介绍红4方面军情况的兴趣也没有，心中有些不快。其实毛泽东早已通过李先念摸清了他的家底，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这才故意说出一些闲谈碎语助兴，这反倒使张国焘有些烦躁不安了。
晚饭后，朱德陪同张国焘到了为他安排的住处。朱德是个实在人，在闲谈中无意之间把红1方面军的家底抖了出来：中央红军突围8个月以来，从8.6万人锐减到不到2万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红5军团不到2000人，而罗炳辉的红9军团只剩下几百人。所有的重炮都丢了，机枪所剩无几，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只有三五颗子弹。而此时的红4方面军除了拥有8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有2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共计10万人。二者的比例是1：5，且红1方面军衣衫褴褛、疲劳过甚，军容军纪都和红4方面军相差甚远。张国焘听了朱德的话，知道1方面军的情况与自己预料的差不多，便暗暗得意。他本来就不相信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还能够实行正确领导，更何况现在自己是人多枪多，兵强马壮，资格又老，正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更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刘英作了会议记录。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他又说，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功、松潘、理番，就没有前途。”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从地域便于机动和群众条件、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北方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目前应该迅速前进，攻打在松潘的胡宗南，首先占领甘南。
张国焘在发言中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红1、红4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他 的理由是川陕甘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他说：
“那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还说：
“1、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4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1、4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2、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迅速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3、我们必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们打野战，我们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5、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与会者都表示赞成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
6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中说：
“1、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4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4、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5、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各军团政治部把这一决议一直传达到团一级，但要求绝对保守战役部署的秘密。
6月29日，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4方面军驻地理县杂谷脑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闻天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为尽快解决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常委会还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
“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这一天，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颁布了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拟订的《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分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之平夷堡向北开进。
晚上，张国焘在其住处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红1、红3军团。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对他印象不好。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
“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
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
“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6月30日，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4方面军总部，立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策动一些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伸手要权。又以“统一指挥”及“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了第2座大雪山——梦笔山，抵达卓克基。
周恩来带病爬雪山。他患的是肝脓疡，连日发高烧，不能进食。毛泽东对他的病情极为关心，天天看望，亲自派人为周恩来找医生治疗，千方百计想使周恩来早日恢复健康。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在蒋介石授意下，正式复函给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备忘录中“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二人之间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3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7月6日这一天，张国焘向来到杂谷脑的中央慰问团李富春等人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以解决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感觉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报告。
7月9日，川陕省委在张国焘授意下，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要求，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员名单，点名要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
7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黑水地区的芦花。
这一天，张国焘又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中央说：“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毛泽东当即执笔，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18日，陈昌浩接连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
“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的权力。”
7月18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来到了芦花。毛泽东到张国焘住处，劝张国焘说：
“部队不宜在藏区久留，希望4方面军及早行动，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
张国焘说：
“松潘不是不能打，但总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们憋着一肚子气去打吧？4方面军10万人，在组织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向前怎么不可以当副总司令？昌浩怎么不能当总政委？还有一些同志可以到中央工作么！只要心开气顺，打松潘还不容易嘛，何劳你们跑这么远的路？”
毛泽东听他这么说，知道不作让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难以北进，建立川陕甘的计划就要落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于是，毛泽东立即去找张闻天商议，他说：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1、4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是要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同志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说：
“那就把我这个总负责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断然说道：
“不行！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还是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泽东找到在病中的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表示同意。
7月1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
“提拔干部是必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还需要人嘛。”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让周恩来辞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职务，调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对中革军委总部负责，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以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当天即发出通知说：
“1、4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历史学家们曾经评论说：毛泽东不叫张闻天让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职务，当时所有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没有明白过来。试想，如果真的让掉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张国焘以总负责的名义召集中共中央会议，那么，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合法的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而让他一个总政治委员，虽然可以兴风作浪，但却翻不了船。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7月21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发中革军委《关于1、4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兼任参谋长，杨尚昆兼任政治部主任。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帅指挥，并即以4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决定宣布：将红1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红1军团改称红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红3军团改称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红5军团改称红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红9军团改称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的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从原红1军团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分别到第4、9、30、31军任参谋长。这样，5个军的任命是：红4军军长许仕有（后改名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红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红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经徐向前提议，从红4方面军中抽出3个建制团3800人，补充到红1方面军中。
后来杨尚昆到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利用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尽可能做好张国焘的工作。这样红3军政委就由李富春接任了。在杨尚昆赴任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像吃‘牛皮糖’一样，要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张国焘果然厉害。他当上总政委后，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立即设法控制红1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原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码本以及原各军团与中革军委通报的密码本。
彭德怀曾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7月底，毛泽东率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
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胡宗南主力已经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他们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然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于是，毛泽东等人举行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规定：
“攻取陈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会议。
沙窝喇嘛寺附近是红4方面军第11师的驻地，周围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陈昌浩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会前拿了一个名单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上面写着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他们还说：这是张国焘提的名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党权，他笑着对张国焘说：
“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
张闻天在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接下来，与会者开始讨论。张国焘在发言中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确，对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求红1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他说：
“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两河口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还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们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毛泽东从张国焘的发言中，清醒地看到了本来就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的张国焘如今摇身一变，要清算错误路线了。张国焘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如果此时要真的清算政治路线的错误，势必会落入张国焘的圈套。所以，他在张国焘发言之后，也作了长篇发言，全面驳斥了张国焘的观点。他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仍然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以解决。
张国焘在政治局里毕竟是少数派，他一个人正应了“独木不成林”这句老话，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所以，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与会者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纷纷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军事路线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8月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议中说：“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1、4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中明确写道：
“必须在1、4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1、4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决议最后写道：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1、4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地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地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决议中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目的是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为了团结他一起北上。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要求增加红4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里多数派的优势。因为这时在川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共也才只有10个人。
8月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红4方面军的干部，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在红4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干部进中央，但不能进这么多。最后增补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即使是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只有3个人。张国焘当然不会满足，他说：
“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几个人嘛。”
毛泽东说：
“4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嘛。”
张国焘还不罢休，又说：
“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出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将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陈昌浩、周纯全不久就要随中央一起行动，为了加强领导，另以陈昌浩任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周纯全任副主任。
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他曾骂毛泽东说：
“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是“独裁者”，“由于毛泽东等死守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欲知张国焘还有什么花招？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智斗张国焘之时，他在共产党内的情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本传前边已经说过，除了红4军“七大”特殊情况以外，陈独秀剥夺毛泽东的表决权，瞿秋白等人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等人批评他，“钦差大臣”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罢免他的军事领导职务，那些人都是居高临下，他则是被动的。而如今在数年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已经被确立为中共中央军事方面的领导核心了，是该他说了算了。况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嗜血如命、杀人如麻的恶魔，一个徒具野心而缺乏谋略的一介匹夫！诸君试想，两河口张国焘“单刀赴会”，虽然骄横傲慢，企图以强凌弱，但共产党内的规矩，历来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第一个回合，他就败下阵了。张国焘还算聪明，就在沙窝会议上提出，要把他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没承想毛泽东棋高一着：让你进可以，但绝不能让你成为多数。这样一来，张国焘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依然是少数，并无胜算。张国焘智不如人，就只好耍赖了，表面服从，不久就翻脸不认账。这样的人岂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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