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
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
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张闻天派人致函毛泽东，通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回国的情况。
林育英是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的。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化名为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还有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他牵着骆驼，跋山涉水，终于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机关。
关于林育英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于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字祚培，又名林仲丹等。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称其为八哥。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堂弟林育南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他化缘乞讨到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再说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先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到拂晓前，红1方面军南北两路俱已进入战斗位置，将直罗镇团团围住。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晨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15军团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
此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由直罗镇转向了增援之敌，决心抓住各路敌军协同较差的弱点，集中红1方面军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增援之敌。因此，他留下周恩来、彭德怀在直罗镇指挥红15军团一部围歼109师残部，并阻击由东边富县方向来援之敌117师；另外以羊泉镇、道佐铺两地游击队逼近富县，大造声势，摆出红军主力马上要攻打富县的姿态，牵制、迷惑国民党军，袭扰第67军后方，阻其出援。他自己则亲率红1、红15军团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第111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与红1军团一接触，董英斌就命令其向西退至黑水寺地区，向106师靠拢。董英斌竭力避战，毛泽东则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认为第57军已是惊弓之鸟，必须迅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乘胜扩大战果。
11月23日8时，毛泽东确定以“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为新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红1军团主力进至黑水寺东北之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准备对黑水寺实施进攻；由聂荣臻率领第1团、第13团及军团侦察连，从北面实施迂回，进至黑水寺以西的龙益湾、王家角以北地区，阻敌西逃，并打击由西边来援之敌；以红15军团主力秘密进至黑水寺以北，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二三十公里的地区，确保孤立董英斌部。
11月23日下午，董英斌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率第106、111师及军部沿葫芦河向西撤退，逃往太白镇。毛泽东下令部队分3路追击。
11月24日，红1军团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追歼了国民党军106师第617团。
毛泽东得知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东北军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此时，在东线的敌117师得知第57军主力全部后撤了，红军主力已回师东进，便急忙撤回了富县县城。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直罗镇东头的寨子，没有攻下来，便组织了6挺机枪，要沿着一条沟再次发动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前沿，问明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11月24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225团和少共营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元峰被打死了。
关于牛元峰之死，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好相反的两个版本。一是徐海东曾回忆说：“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则是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东北军109师参谋处长沈叔明在《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长短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台，子弹22万多发，大大补充和改善了红1方面军的武器装备。
11月26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
据李一氓回忆说：“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1军团和15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在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11月21日之役，足下亲率4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109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
再说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起话来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一次，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原红25军中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和“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像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干脆并彻底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等人的错误，这使他非常敬佩。后来他曾经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接见了被徐海东放出来的原西北苏区一个重要领导人汪锋。
汪锋，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1931年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1933年3月，他任红26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他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红25军误杀后，汪锋遭拘禁。1935年7月他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一直被错误关押。
汪锋被释放后，贾拓夫通知他到前总驻地富县西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汪锋立即赶到前总驻地东村，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说，这次是毛主席调你来的，你的工作将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村一个群众家的土窑中接见了汪锋，询问了陕西许多领导人的情况，汪锋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又问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情况。他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汪锋说：
“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西北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也有不少同志在这支部队中做过工作，杨虎城将军的周围就有不少同情中共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汪锋所说的杜斌丞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毛泽东听了汪锋的介绍，又说：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全国人民呼吁一致抗日，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要反对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开明的爱国绅士，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的过去不要耿耿于怀，只要他们现在有民族气节，就要将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经常受到蒋介石的排斥与打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是想削弱杂牌军，让他们与红军两败俱伤。西北军和东北军同蒋介石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丢了东三省，代人受过，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东北军中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同蒋嫡系胡宗南的矛盾日益尖锐，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存在着反蒋抗日的思想。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保存东北军、西北军，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还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正确的分析判断，谈判时多鼓励抗日士兵，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了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都想到想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汪锋表示，自己长期在陕西省委军委会工作，对17路军的历史和各层人士都非常熟悉。困难和危险是存在的，但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尽力搞好这次谈判。
此后汪锋在红1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11月下旬，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军团供给部长杨至诚为解决全军团过冬问题，正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他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借条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写的借条递给他看。此时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徐海东说，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1方面军野战医院。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误以为他没有生的希望了，就将他送入了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他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地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还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的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鉴于牛元峰被打死一事，毛泽东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
后来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均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12月6日，毛泽东为会见林育英，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离开了东村红1方面军司令部，经甘泉、安塞去瓦窑堡。
12月8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林育英等人，约定12月10日在安塞见面。
12月11日，毛泽东一行人晚一天到了安塞。据随行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当晚毛泽东等人夜宿于离安塞城八九里的一个小村子。
这时，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已在安塞城等候毛泽东，双方竟未接上头。
12月13日，毛泽东一行径直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住处开始是被安排在二道街，他来后又搬进了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院里共有8孔窑洞，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这两孔窑洞之间有一个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会见了不久前回到陕北的原陕北第3号领导人阎红彦。
阎红彦是在1935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和刘长胜一起带着密电码，回国寻找战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的。他们一路寻访，好不容易在北平打听到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便直奔陕北而来，终于在12月间到了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和负责人。
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等人收到毛泽东已经回到瓦窑堡的电报，遂立即返回。
12月15日，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后见到了毛泽东。
本传第二卷中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曾请恽代英派人协助文化书社办一个织布厂。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二人没想到多年后竟是在陕北重逢，说起青年时期的旧情，自然是十分高兴。
此后，毛泽东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婚了，便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他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作：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尔后，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情况汇报。他气愤地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刘志丹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生病正躺在床上，急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就在这时，刘志丹要告辞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在数十年后，习仲勋、马文瑞等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的原西北苏区领导干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重视和使用原西北苏区那些开拓者？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到陕北，为了不让尾追之敌祸害西北苏区，亲自策划并指挥直罗镇一役，一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尔后他又连续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全部释放原西北苏区和红25军中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关押的数百名领导干部；二是释放了东北军中的被俘者，并派出汪锋等使者，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三是致电张国焘等人，通报了陕北的大好局面，意在争取红4方面军北上。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的胸襟和高瞻远瞩。而早已陷入困境的张国焘却在复电中狂妄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两相比较，二人的优劣、胜败立分矣！对于他们后来各自的结局，读史者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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