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
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
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是鲁迅在3月底以他和茅盾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鲁迅在信中写道：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地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鲁迅 茅盾 1936年3月29日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的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读了鲁迅的信，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陕北到上海去，以便加强与鲁迅、茅盾的联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在冯雪峰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期间，冯雪峰参加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为此与周扬结怨。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通知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并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经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大宁马头关至永和关之河防，尔后在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得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3县之交，阻止蒲县、吉县之敌急进。
4月17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说：
“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300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引诱大宁之国民党军第69师第203旅和第214旅西进而歼灭之。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要邓发即刻动身去苏联，并提出邓发赴苏商谈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通报了山西国民党军设防和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的情况，以及在陕西的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部的调动情况。
4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红28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30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并告周恩来，针对山西国民党军对东征军的大举进攻，对红1、红15军团和红28、红30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并说总部于明日率第1分队由交口县康城镇出发，以3天到永和县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4日这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后来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为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说：
“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电文中提议在延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并提出了关于行动方向的两个方案：
“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大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28军、30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
接着，毛泽东就西渡黄河的部署问题，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周恩来说：
“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5月3号前渡完。”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芮城县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这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不再前进一步了。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了东征军各部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
是日晚，东征军各部开始按照部署从山西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炮20余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5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30多个县（有学者考证是38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各兵团负责人，下达了工作方针，要求各部以10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
工作方针还规定了红1方面军的政治口号及在10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的大会。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他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4月28日的提议，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的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关于干部的培养问题，毛泽东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富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富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交口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学校的组织等问题。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担任教员。
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陕甘宁省委”的电令，与此同时，成立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由甘泉下寺湾移至甘肃环县河连湾。
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土地部、裁判部、内务部、粮食部、教育部及保卫局等。先后下辖定边、安边、赤安、华池、赤庆、环县、曲子、静宁、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定环等13个县苏维埃政府。其中豫海县是回民自治政府，它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回族自治政府。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17000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聂鹤亭任副参谋长。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中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苏区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作‘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准备离开延川县交口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联名致电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等人，告之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1方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情况，欢迎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北上。电文中说：
“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
5月20日这一天，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排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护卫在毛泽东身前身后，形影不离。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跋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不骑马，而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他身边，看见他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他。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往前赶路了。这一天，他们一行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来。毛泽东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又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人走进枣树梁，远远看见有骑兵列队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就向山下走去。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们招手示意，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欲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类之佳作。可以说，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极其精辟的通电，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请看：《通电》向全国昭示，我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意思是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就不得不打你！《通电》同时又昭示红军回师有因：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保存“国防实力”，为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而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红军不得不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单就这种称谓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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