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
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
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话说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国民党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请潘汉年回保安，以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
接着，毛泽东给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交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孙作宾，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
原来在1936年4月间，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后，省委机关和工作人员随时有被破坏和被逮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孙作宾和严克伦即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孙作宾在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他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笔者注），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赞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4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见了叶剑英，在保安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他们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几次组建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在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一孔石窑里接见了孙作宾，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孙作宾向他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他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一封信。到了9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给孙蔚如写了一封要孙作宾面交的信，他写道：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
9月间，毛泽东为了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在和周恩来、博古致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说：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9月7日，毛泽东致电红28军军长宋时轮并转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说：哥老会首领回族人马怀蔺在宁夏有群众基础，我们应优待和帮助他，委任他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1路游击司令。马怀蔺由保安赴定边，应派兵沿途接送。
马怀蔺，原名马相如，1892年出生在宁夏吴忠大寨子一个殷实而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主张“耕读传家”，将其送进学堂和清真寺读书念经。马怀蔺中学毕业后，不但文采出众，而且中文、阿文、书法也都很好。青年时期的马怀蔺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动荡时代，辛亥革命的火种传到吴忠后，他毅然加入了哥老会，秘密组织回汉人民开展反清斗争，成为吴忠地区的首领。1928年马怀蔺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共产党人。就在不久前，马怀蔺动员好友金三寿（建国后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存标、金风岐几位青年投奔红军，他们到了盐池县王乐井乡郑家堡子，游击队员将他们引见了三边特委军事部长高岗。高岗高兴地对他们说：“太欢迎你们了，中国革命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你们代表着宁夏的回族人民来参加革命，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向党中央作汇报。”很快，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指示说让他们尽快到保安来。不久，马怀蔺等人到了保安高桥，见路边沿途贴着“欢迎回族领袖马怀蔺”等大幅标语，都特别兴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接待了他们。郭洪涛对马怀蔺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回族同志来参加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你们，将来解放宁夏也要依靠你们回族群众的力量。”马怀蔺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我们一定依靠党的领导，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郭洪涛带着马怀蔺和金三寿、马存标等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穿着灰白色旧军服，抽着烟，踱着步正等待客人。郭洪涛走上前说：
“主席，他们来了。”
然后转身向马怀蔺介绍说：
“这就是毛主席。”
马怀蔺几个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说：
“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他把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几个小马扎上，给每人递了支烟，指着警卫员端上来的水杯，风趣地说：
“放心地喝吧，回族同志们，杯子是涮过的。我可不是马鸿逵说的‘魔鬼’，你们回族人说的依布里斯，要杀回灭教，也不是传说中的神。我跟你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回族人民，一道来砸烂当今人吃人的旧制度。”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点紧张，又说：
“你们不要拘束，不必客气，随便谈谈。”
他在谈话中又询问了宁夏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回族人民的信仰，生活习惯等。他还问马怀蔺：
“将来我们解放宁夏，你看要多少人马？”
马怀蔺回答说：
“有一个军就行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不行吧！”
马怀蔺说：
“宁夏的回民多，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去的军队再多也不行。红军是仁义之师，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老百姓肯定欢迎红军。”
9月8日，毛泽东阅读陕西当地的报纸，看到报纸内容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5周年了，邵力子主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却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本传前面曾多次说到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可他后来何以会主政陕西呢？原来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你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产党。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毛泽东回想起邵力子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在怎么会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便提笔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做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朱绍良的信中写道：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附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他在给王均的信中写道：
治平（王均字治平——笔者注）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10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即朱德，和王均是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笔者注）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量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一下。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2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国民党军王均部。红4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另由周恩来指挥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与南京的谈判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已派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以主力跟进，实行其“西进计划”，要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9月10日，毛泽东尚不知张国焘还坚持“西进计划”，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告之国民党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4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2方面军提前北进。红2方面军应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示红1军团第2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为红2方面军移至通渭以北休息创造条件。
9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贾拓夫说：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他的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组织游击队，并了解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情况。
9月1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出《静宁战役计划》，尔后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要求红4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电报中还说：“不让胡部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
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的《静宁战役计划》，他致电红4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说：“我们大计，以快向西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9月1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发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2、4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1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的一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4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1、4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这一“绝对秘密”的电示置若罔闻，坚持要红4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4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聂荣臻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红4方面军。
毛泽东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致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1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并以1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4方面军的情况。电文中还说：
“4方面军宜在5天至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成绩，重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改“反蒋”为“联蒋”，运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建立和平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地位，反对关门主义。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地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身上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份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的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说：
“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朱德、张国焘并转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强调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以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需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3州等坚固城池。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1、4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
9月16日，毛泽东因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地区推进，又以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西进，胡本人到西安。4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1、4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似有我以1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第1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止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4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聂荣臻，指示聂荣臻所率之红1军团第1师应以1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先敌胡宗南部占领界石铺，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敌人，以配合红4方面军行动。
毛泽东还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红1军团第1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4方面军主力务须在3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在红4方面军打击胡宗南部的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红1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
9月18日这一天，西北局在甘肃岷县以西三十里铺举行的讨论红4方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3天。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的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将会议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部的徐向前、周纯全，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命令，部署红4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前进。
9月18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宋庆龄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蒋光鼐、蔡廷锴。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一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悟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
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做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在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信中写道：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写道：
“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及19路军各同志。”“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艺界、教育界的郭沫若、沈雁冰、周谷城等人。周谷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上海的。他接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长信，很是惊讶。
毛泽东在这些信函中阐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9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说：
“3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
毛泽东又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会给帮助。
电文中针对张国焘要红1方面军单独攻宁夏及红4方面军西进的错误主张说：
红1方面军独攻宁夏会顾此失彼，使进攻宁夏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占领宁夏才可避免失败。“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1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说：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4同志的意见，“以6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3个方面军，周恩来同志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赴前线，与朱、张、陈3同志一起工作。主席团地点宜设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1日这一天，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赶到甘肃漳县红4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他说：
“陕甘北部地区粮产不丰，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大部队解决粮食。主力向河西、兰州以北地带开进，既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又吸引了胡宗南部，减轻了1方面军的压力，还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意图，对于方面军的粮食也可以较好的解决。”
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漳县会议推翻了西北局会议的决定，红4方面军各部掉头西进。
9月22日，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及2方面军领导人，报告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定、坚持西进的情况。朱德还声明说：
“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同时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又下令红4方面军各部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此时，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已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也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2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和蒋光鼐、蔡廷锴，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及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67军军长王以哲。
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条，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全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其余略——笔者注）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说：
“当今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光荣的19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是因为在“两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进行统战工作。后来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免去陈济棠所任各职；裁撤粤、桂两派设立的党政机关。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但他们深知蒋介石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为了生存，李宗仁、白崇禧便和李济深在9月间决定联共反蒋抗日，派钱寿康、刘仲容为代表，携带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陕北，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联络，希望与中共中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形成鼎足之势。毛泽东对桂系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由秘书誊写两份，并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一并交钱寿康二人带回。在为钱寿康、刘仲容送行时，毛泽东说：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还对刘仲容说：
“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
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除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信中写道：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
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笔者注）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公祺。
毛泽东 1936年9月
9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前方的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接朱德来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1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说：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9月23日晚，毛泽东同9月22日从红军前线回到保安的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这次谈话内容经斯诺整理后发表，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它政党能够进行合作。”“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斯诺将毛泽东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9月24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复电任弼时说：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4日，红4方面军撤出甘肃通渭，开始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4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1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说：
“4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2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且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毛泽东又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4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1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2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张国焘给中央连复两电。他在电文中说：
“如4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4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毛泽东一见张国焘这后一封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和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说，既然张国焘还有顾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们何不如此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头北上。众人听毛泽东细细道来，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分头起草电文。
9月27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
“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1、4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4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路，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4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1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2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4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致电红1、红2、红4方面军，发布命令说：
“4方面军应即北上，与1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2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1、2、4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紧跟着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
“中央命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电文中还说：兰凉线虽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至此，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与周恩来、彭德怀电告张国焘说：
“宁夏人口1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张国焘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致电中共中央和红2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需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1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向部队发了一通指示，说：
“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1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计划中命令说：
“4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1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朱德、张国焘来电，红4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为策应红4方面军北上，红2师立即南下，红1师在原地区与第2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9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说：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这才叫：争论随着电波飞，祸心难改耍泼皮。
任你猴子筋斗快，撒尿还在我手里。
欲知红军3大主力如何会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已经持续一年了。张国焘毕竟做贼心虚，不得不表示，西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这就露出了他的软肋。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与林育英等人几番电波，便将其击得骨软筋酥，最终乖乖地听话了。而在统战方面，毛泽东的工作面也进一步拓展，从宋庆龄到邵力子、蔡元培，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从西北军的孙蔚如到东北军的于学忠等，且力度也越来越大。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不久便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中国终于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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