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
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
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是日晚至次日，东北军两个师撤离延安，红军81师进入延安，接替了东北军的防务。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尧，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指示中还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做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月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并告知红军愿意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经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 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4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1月15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敬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复信中写道：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2月22日于陕北苏区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19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12月23日上午，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看了共产党的提案，表示他个人同意，同时表示还须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这天下午，南京、西安和中共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南京、西安、中共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非常高兴，谈判结束后，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0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在是日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周恩来，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怕夜长梦多，再生不测，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轿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飞向了洛阳。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甘肃庆阳地区待命。
12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训词称：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就扣留了张学良。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了使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个正确的认识，专门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
“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有人担心地问：
“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此前，毛泽东鉴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回到部队中去。所以他又对这些即将奔赴前线去的学员们说：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4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听说有些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的人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便话头一转，又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他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是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对内发了一个《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中说：
蒋介石、宋子文接受抗日主张与释放蒋介石，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10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10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3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3字改为革命派3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10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君不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请看后面详述。
东方翁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真理报》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一怒之下，他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又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亦步亦趋；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共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又要坏了大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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