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
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批判张国焘大会的第二天，学员们分组讨论，继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
队长陈赓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的师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
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讲了！”
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
“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
“不准你胡说八道！”
他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
众人的呼声盖过了他的声音，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
“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
“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
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争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说“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事后，他将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报告给毛泽东。
其实，在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土匪”一说和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的争论，还真的与凯丰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2月27日，凯丰就发表了洋洋3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他在文章中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的4方面军贬低成了“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4方面军的人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再说毛泽东听了凯丰的汇报，站了起来，责问他说：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4方面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
“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道：“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4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过去在4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他点燃一支烟，又严肃地对凯丰说：
“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尽管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指示，可在抗大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时候还是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据时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说：“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4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4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4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蒋介石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蒋介石，打国民党，有什么错？蒋介石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4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
此前，延安的公安部门曾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共中央将报告批转给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工作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此时，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本来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到医院看望许仕有的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营、团、师、军级干部，也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一起出生入死为穷人打天下的战友们眼下都感到没了出路，左思右想，便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他对刘世模、詹道奎、王建安、朱德崇（后于1939年投敌）、吴世安、洪学智、陈再道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又名涛，安徽六安人，红4方面军转移时被留下打游击，任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后来在1940年春被捕，6月在四川南江被国民政府杀害——笔者注）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此后，众人便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已经有2个营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计划，准备在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到达四川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身上备用。
转眼到了4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抗大教职员、学员们大多都到延安城内和宝塔山、清凉山等地去玩了。准备出走的学员们都不动声色地采购食品，整理着行装。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竟然在他最信任的老战友、红4军前政委王建安身上发生了。
原来，王建安在关键时刻幡然醒悟了。对于此次行动，他一开始就有些迟疑，尔后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仕有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这天上午10点多，他将众人出走计划报告给了第2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一听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后改名为邓飞），邓富连闻言大惊失色，看了看表，已是11点钟，便跑步去找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一遍。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则马上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可跑了几处都没找到，只得直接去找校长林彪。他打听到林彪在毛泽东住处开会，便飞奔而去。毛泽东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显得异常冷静，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他让莫文骅先回校，不动声色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应急准备，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莫文骅急忙回到了学校，向保卫科及身边的人告知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负责人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立即将许仕有等一伙人逮捕。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小时候，他放过牛，喂过猪，种过地，也时断时续读过私塾；青年时当过手工工人，他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谢富治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从1932年起，他曾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9军26师政治部主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参加红4方面军长征，曾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
且说4月4日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进了另一个教室。
就在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率领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包围了1、2队进入的教室。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缴所有的手枪。
两个教室里的安排是，第1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开会，第2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开会，而傅钟、谢富治二人则分别到1队、2队宣布许仕有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警卫战士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仕有的手，不意许仕有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时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傅钟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晚饭后，许仕有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中央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主诉人傅钟问道：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许仕有说：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谁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仕有回到关押室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这雷明珍是一位投奔延安来的革命女青年，经人介绍后不久，二人便结了婚，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真相，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可他委托捎话的那个小张又出现了。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信上写着：
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罢，他掐灭烟头，要过笔，唰唰唰，在信上写了“坚决离婚！许仕有”，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此时，军事法庭已经把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在如何处理许仕有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严重，不能枪毙。
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
“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门，对哨兵说：
“通知司机出车！”
哨兵问：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将破晓之时，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说：
“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去！”
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刚接待了毛泽东的前卫车，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也到了，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
“主席，您早！”
毛泽东问：
“电话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军长，他住哪儿？”
值班员用手指着一片丛林，说：
“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
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
“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
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军长。”
“是！主席”
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
“到了，许军长就住在这里。”
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仕有说：
“许军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
许仕有两眼充满了敌意，不屑地说：
“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
“许军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
“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吼罢又是一阵狂笑。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他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
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他就在屋里抡起那唯一的木凳挥舞，练起了功夫。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主管许仕有这一案的傅钟将他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
“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
毛泽东说：
“让他来，我现在等他。”
傅钟告诉许仕有说：
“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
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
“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
此话一出，不要说傅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
“毛主席来电话，请傅钟同志去接。”
傅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
“我是傅钟，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在那一端说：
“情况怎么样？”
“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
“就这么办了！”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傅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
再说傅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给他：
“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
傅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意料之外，这一次反倒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傅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傅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静悄悄的。他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
“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
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
“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
许仕有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仕有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
“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仕有还是不放心，问道：
“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
许仕有问：
“哪几句话？”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
许仕有说：
“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说起许仕有的名字，毛泽东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许仕有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他看看天色不早，要告辞了，就对毛泽东说：
“对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的人站不住脚。”
后来在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认定许世友等人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将其中的多数人予以释放，对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从轻判决，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欲知毛泽东和许世友后来的关系如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世方面也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人格及才智谋事征服人。正像他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绝大多数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死不悔改的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争，为人民事业而斗争，从来都是以教育人、改造人为己任，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缘故吧！
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康生早些年就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因此，他不可能参与处理许世友事件。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和毛泽东等人接王明、康生回国时的情形，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8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12年没见，康生也有6年半了。”可是在许多史料中，都说是康生如何如何处理许世友等出走事件。将傅钟说成康生，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是以讹传讹，要么是故意抹黑康生，以证明他是一个一贯整人的人。这一类史料，读者不可不辨析。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