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
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
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一连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
“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
“你的意见是什么？”
他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像她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尼姆采访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遗憾的是两天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毛泽东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个共同写作的计划便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还有张闻天帮助她去完成其余的部分了。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其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北京西南丰台紧靠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
下午7时30分，日军开始在该地带演习。
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守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
晚零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来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宛平城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的军队，并认为其“失踪者”已经进入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驻守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日本军国主义何以如此猖狂？中国的军事力量果真不能抵御侵略者的进攻吗？请看事实：在1937年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了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为止，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下设两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军阀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出现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7日夜10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地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通电》，全文如下：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勋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卢沟桥宛平事变，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此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不特破坏国际信义，且为日寇侵占华北之信号。证明日寇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我冀察当局及29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与城共存亡，忠义勇烈，不愧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谨此电闻，翘待钧命。
彭德怀 贺龙 刘伯承 林彪 徐向前叶剑英 左权
萧 克 徐海东 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叩
7月13日，延安各机关共产党员与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７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说，当前我们工作的总方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转变政策，促使其下决心进行抗战；另一方面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自己要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
接着，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他的亲笔信，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时，他指定张云逸奔走于国民党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
他还与张闻天致电叶剑英，要他与救国会及各方面联系，“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下达“10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命令红军各路领导人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集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参战问题，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他们传达中央决定和红军的任务。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要求尽快公布，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再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这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于7月4日，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地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地党部：
日本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9军正英勇抗战，华北各地救亡运动正在扩大起来，中国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据上述情况，为执行本党7月8号宣言所述坚决保卫平津，同日寇血战到底之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同意，可先发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之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如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加入此项组织，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团体发起自行组织，而要求国民党当局批准立案。如国民党方面号召组织这类团体如北平市各界联合会，则我们即可加入工作。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对各界中之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总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使命。
中央书记处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10天了，蒋介石一面与日寇继续谈判，一面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7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坚持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他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后来一直拖到1937年9月22日才由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了这个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说明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请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据报载：毛泽东的“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大会通过了致29军将士电，会后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
7月20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在复电中明确指示：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方针。”
此一时期，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新的右倾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37年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与国民党驻军157师谈判达成协议，将红3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兼政委，卢胜任副大队长。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要求红3团集中到福建漳浦县城孔庙。红3团在何鸣带领下未作任何戒备即全部进入操场集合，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缴长短枪540余支，绝大多数人被遣散，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被害，只有副团长卢胜率领数十人突围成功。这就是“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
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枪支。
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卢沟桥事件正在扩大中。日本政府已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大批日军正由日本朝鲜满洲伪国输送来华，这是日寇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
二、29军将士对于日寇的进攻，到处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最高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则在动摇中。他们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但他们的这种倾向将遭受29军将士及华北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三、在日寇进攻开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从新开始大规模的酝酿与发动，到处发生着援助华北的行动，组织着各种救亡团体，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同情抗战，要求抗战。
四、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但是否已最后放弃暂时妥协的企图则尚属疑问。南京亲日派势力，采取隐秘的方式活动着。
五、国际上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德意正在西班牙以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响应日本。日本法西斯蒂有可能向苏联同时实行挑衅，以引起德意向苏联的进攻，以造成世界大战。
六、我们认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
七、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我们主张：
（甲）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乙）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丙）全面地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丁）统一地积极地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戊）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八、在全苏区必须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进行援助抗战将士的运动，并号召全苏区人民与红军指战员准备立即抗战。红军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
中央书记处
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
“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锡山说：
“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
“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
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驻晋办事处配备汽车。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7月23日晚，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他首先重述了抗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指出：
“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为着实现坚决抗战必须采用的正确办法，即“八大纲领”：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改革政治机构。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他分析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用“八大纲领”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用与“八大纲领”相反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此一时期，毛泽东还在做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在这7月间和后来的8月间，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教育全党，克服存在于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他在每一次课后，都要组织学员们认真讨论，尔后还要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者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发挥，为这门深奥的哲学理论通俗化、平民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实践论》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且说在7月26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7月27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西安时，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红军主要指挥员大多在此——笔者注）商定改编”事宜。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给南京的蒋介石：
“（1）8月15号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
“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7月28日，阎锡山复信给毛泽东说：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
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1937年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指国民党当局——笔者注）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8月1日这一天，“抗大”第3期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学员共有1372人，其中有红军干部616人。
8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就蒋介石8月1日通过张冲急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一事，确定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1）发表国共合作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
“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
“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接着，他向张爱萍传授了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
“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
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泽东说：
“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
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
“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
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
“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经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
且说8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8月6日，延安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
“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
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
“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
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
8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谈判。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南京代表坚持由国民党派去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说：双方“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8月13日傍晚5时，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严密警戒。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谈和平，要严厉惩罚南京政府，当晚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下令：“第二空袭部队对南京、广德；第三空袭部队对南昌；第十战队及第一水雷战队飞行机对虹桥机场予以突袭。”当夜，日本近卫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陆军派兵上海；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断固膺惩”南京政府。由于东海台风，日本海军对于中国各地的空袭延迟至8月14日开始，首先袭击了杭州、广德。8月14日，中国空军对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实行了轰炸。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一三事变”。此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淞沪会战开始。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
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鉴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这才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中说：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同时，蒋介石对内也做了让步，他发表讲话说：
“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中，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巡回演出。
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在和她研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和她谈话，毛泽东说：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他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
“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
丁玲说：
“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此时，尼姆也打算去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她能否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前线的邓小平。
再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再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了不影响演出，不影响观众，立新规树新风，在演出中禁止其他任何人从后台上前台下。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只好硬着头皮向他汇报了团里的新规定，让他等到这个节目结束后再从前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他就站在一侧看演出。就在此时，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妆，只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有不少机关里的观众平日里和她都很熟悉，见她出其不意地上场亮相，轰地一声炸了窝。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盯着她，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望望台上。丁玲一脸的窘迫样，说台词也是很重的湖南口音，看着她这本色的表演，毛泽东不禁哑然失笑，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注视着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呵呵地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甲、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一）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二）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三）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五）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
上述7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10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8月18日这一天，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严重受挫，蒋介石这才被迫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方面自行安排。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再说8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交涉，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3人当天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都获得释放。
8月21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前往西安，谈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叶剑英等继续交涉。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还提出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这就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发了言。
大家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常委会议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他7月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八大纲领”，发展成为著名的“十大救国纲领 ”，这就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洛川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这11个人分别代表了党和军队的方方面面：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恩来、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机关。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对日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原则后，特别是针对后者强调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少领导人对他在这两方面的科学论断都提出了疑义。彭德怀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由此不难看出，党内依然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这些错误后来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在军事上表现为“百团大战”，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险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有些人至今对延安整风颇有微词，那就请他们从此处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是如何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吧！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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