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皖南事变、1月17日
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等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胡陈，雪枫，克诚，云逸，朱瑞，陈罗，黎罗（指黎玉、罗舜初——笔者注），先念，周董：
甲、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指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笔者注）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
乙、我之方针：1、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2、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
丙、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丁、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毛朱王 冬亥
2月的一天，南汉宸接到通知说，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南汉宸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说：
“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说：
“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毛泽东说：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毛泽东又鼓励他说：
“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这次谈话进行了4 个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南汉宸送到窑洞门外，又叮嘱说：
“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损失不小，3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4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原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8师从正宁撤至分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1、2、3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4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罢，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卅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102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虞酉
2月14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他写道：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故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8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寒辰
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
此前，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共产党；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共产党“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提交给参政会。他在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中是这样写的：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略）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周恩来将这一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2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发给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军问题不牵涉八路军），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面表示留余地，一方面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应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朱王叶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2个十二条是：
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共产党代表副之。12、共产党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一天，是为了争取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
共产党方面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中央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函文中说：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方面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可他同时也不得不宣称：
“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3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他写道：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4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力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上。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前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2人提出临时办法12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是向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后行。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
谨布区区，尚希谅察。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 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鉴于蒋介石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及参政会3月8日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驻会参政员一事，周恩来仍然肯定是防御性的，便致电周恩来，解释说：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他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因此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皖南事变和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他还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还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你们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了。
3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复电给著名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说起这位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原名叫司徒羡意，字基赞，又名彭柳，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873年丧父，1877年失学，在新会县城一家小店当杂工。1880年，由其母借50元龙银，乘轮船到美国谋生，在三藩（即旧金山，华侨粤语译作三藩）市“会仙楼”食馆当厨工。1885年，他拜堂盟誓，加入三藩市洪门致公堂。1886年，他打死了一个吃“霸王饭”的白人流氓。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六七人不能近其身。这年他20岁，见到这白人流氓吃“霸王餐”，气愤不过，三拳两脚就结果了他，为此坐了10个月苦役监，出狱后，替一个华侨家庭管带孩子。1894年，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舰到过南美及西欧一些国家。1894年冬，司徒美堂在美国波士顿致公堂内另立系统，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898年，他与几名中国海员辞职，回到波士顿，推小车沿街出售水果蔬菜肉类谋生。1904年，孙中山赴美活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司徒美堂在美国纽约成立“安良总堂”，自任安良堂总理，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法律顾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任美国总统）。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19路军上海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远在美国纽约的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说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行为。
因此，毛泽东在3月14日给司徒美堂的复电中一方面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一方面又强调说：
“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3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书，写了一个《序言》（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10个有10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写道：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2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5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12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地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3月24日至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将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诗：《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间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间，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
张如心，1908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兴宁县，1926年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部长。1931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著《哲学概论》；1931年9月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论》一文中追述道：
“这一次会面的一切真是平凡极了，普通极了，原以为毛泽东总该是特别一些，不同一些，当天若不是别人介绍我还以为他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呢！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这些比起旧式的‘大人物’那‘一套’来说也许是极其平凡的，然而只有这种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
1934年，张如心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写道：
“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此后，张如心在1941年4月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1942年2月8日发表《怎样学习毛泽东》。
张如心还先后出版了多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一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填补了党史教材空白。他对毛泽东理论的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张如心于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主持，陈野苹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评价他说：“张如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勤奋努力的一生。”
再说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地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地打击。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伤亡严重，部队减员颇多。在华北，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不少盛产粮食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有一天，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参加了一个边区党的会议，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被稀稀拉拉的几片绿色吸引住了，便停下脚步，瞧瞧四周，原来那是一些长着圆圆叶子的野菜。毛泽东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他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他一起拔起野菜来。回到住处，毛泽东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1941年3月，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曾在绥德一带屯过田，但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了。此后，为了寻找适宜军屯之地，朱德便和留守兵团负责人来到南泥湾一带考察了一番。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以外，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朝中期，统治者不断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使他们互相残杀，老百姓为避祸乱相继逃往他乡。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便向中央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毛泽东、朱德等还命令警4团在富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命令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活动也开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机关也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南泥湾，开辟出了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曾主动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
1941年春（这个时间是毛泽东在1965年的批示中提出的），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便专心著述，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师东兵在他文章中说是在1941年10月12日以后）。
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说，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王明在1944年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是博古（或李竹生）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括号里的内容是笔者根据另一个材料加上去的，下同）、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周恩来起草，《王明年谱》说王明让博古起草）、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博古或张闻天起草）、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张闻天起草）、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非全文，起草者待考，张闻天在2月间文章中有“抗日军阀”等术语，与文中术语同）、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起草者待考）、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署名洛甫，即张闻天），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气呵成写出了5万多字的文章，总题目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史称“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高屋建瓴，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还点出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刺人的话也不少。他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
后来，毛泽东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地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据陈晋（《毛泽东传》执笔之一、《毛泽东年谱》副主编）在2017年3月31日发表的《文章千古事》一文中说：
编辑《毛选》（即《毛泽东选集》——笔者注），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及其政策。
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笔者注）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
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
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既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之后，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关于《九篇文章》，笔者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作为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执笔和副主编的陈晋，一位历史原始资料的见证者，他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为了将这一重要资料完整地呈献给读者，笔者不再拆解，至于毛泽东后来让中央诸领导人传阅《九篇文章》以及反复修改的情况，早已在本传后边多次叙及（毛泽东讲的内容与上述材料略有不同，如时间问题），敬请读者注意。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才到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杨家岭时，毛泽东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
毛泽东对续范亭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并专门安排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他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交给工作人员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去看望续范亭、王观澜。他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围住了，在众人的簇拥下，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厨房，听取了师生们的汇报。人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又被师生们拉到礼堂里去讲话。他站在讲台上说道：
“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都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生命力的就会枯萎、死亡。”
他指着外头山边的一棵小树说：
“医科大学像那棵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正讲着，一眼瞥见续范亭来到了礼堂，便中止了讲话，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但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来看望毛泽东。他告诉毛泽东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又继续上台讲下去。最后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走下讲台，与师生们挥手告别，随着续范亭来到他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的身体渐渐康复了，便从柳树店移居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方便二人见面、交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一文：
一、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1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渤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4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4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说：
“10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毫无疑义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其中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这些条款是毛泽东起草的，他对其它一些条款也作了重要修改。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他在信中写道：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2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0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10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5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七七”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因为要应付抗战，它的内外政策有过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它要维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一党统治，它的抗战政策都是两面性的，服从于它的抗战政策的宣传政策，也是两面性的，这政治上和宣传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抗战，另方面随时进行投降阴谋；一方面联共，另方面随时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要求精诚团结，另方面强行绝对统一；一方面要求民众参战，另方面强行统制民众；一方面高唱精神动员，另方面厉行思想统制；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另方面修正三民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另方面厉行复古主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了贯彻这种两面性政策，国民党更采用各样各色的两面性的和虚伪的宣传战术，这就是在进步的东西（比抗战前）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实质；对自己则隐恶扬善，无理说成有理，坏的说成好的；对别人则隐善扬恶，有理说成无理，好的说成坏的；对老百姓及落后分子，则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则造谣污蔑，并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尤其是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厉行思想统制、物质统制、检查统制，并滥用“法令”、“军纪”等作武器，来专制军民的口舌与抗议。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更为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
二、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为此，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并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罪行，及其违反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又一方面，争取社会的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反对其反动的复古主义和一党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思想、信仰、言论、研究、创作、出版、教育之自由，要赞助广大中间分子自由主义立场，要同情被压迫、被排斥的地方势力。
三、对于国民党的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我们应出以拥护和赞助的态度，但估计它在这方面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反动的宣传）、虚伪性（掩盖着反动的实质）、局限性（地方的、时间的与问题的局限性），不可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去拥护，而应分别对待之：1、只拥护它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2、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因为有推进它的进步合理的作用，所以在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有利时，即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否则采用迂回的侧面的方式。3、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面，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战术，在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时，需要灵活使用。4、把它的进步地和合理地宣传，变成群众性的鼓动，造成“支票兑现”运动。
四、在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般反动宣传时，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
五、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己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
六、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以下原则：1、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2、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3、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4、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词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5、但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人或言论），则应向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哑口无言为止。
七、要同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国民党已开始这样做）、进攻的（国民党方面一般是防御的）宣传战。这就是说，要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今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些工作），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至今我们做的很少），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作战阵地。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要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和调节各方面的干部（国民党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和弱点），有系统的加深他们的专门研究。
八、在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在反对反动宣传和扩大进步宣传方面，应当同时使用合法战与非法战，应当动员外围军和中间力量，并利用外国宣传机关。为要胜利地使用这些战术，就需要我们灵活地、正确地执行宣传战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建立、扩大和巩固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善于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务求长期地保护宣传战方面的内线工作、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
九、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因此，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
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国民党颇有一部分人善于引经据典）。但要做到这地步，就必须纠正党内（同样宣传工作干部中）相当普遍的轻视或忽视研究国民党的观点。
十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全文如下：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国民党第2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的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10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2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它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3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12月25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10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10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这个矛盾之外，以前就有过节，那还是在他兼任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时候。身为留守兵团司令的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他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正是这两个原因，萧劲光只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看待，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二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缘自有一架飞机要来延安，因飞机场正在维修，无法降落，萧劲光便让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结果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萧劲光就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毛泽东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后，就把萧劲光和留守兵团的其他负责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他明确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哪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近期修改中加入了诸多毛泽东撰写的电文、党内指示、施政纲领、评论、公函和总结等文稿，不但使历史脉络更加清晰，而且也使毛泽东的文韬愈发显现出来。3月8日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一篇，半文半白，文字优雅，读起来朗朗上口，绝无冗长累赘之感。这一类原始材料，特别是信札、文告之类，笔者每每诵读，兴味盎然，爱不释手。用词口语化，用典委婉，表意出新，这些不寻常之处，充分展现出一位语言大师、文章大家的卓越风采！这是迄今为止很多“毛学”研究者很少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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