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风云人物迭出。然而，能真正走进毛泽东视野中的人物并不多见，这其中能被毛泽东誉为“政治家”的更是屈指可数。纵览毛泽东的评批手迹，曾得到如此盛誉的人物只有三位：姚崇、朱敬则、张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姚崇，这位不仅被毛泽东盛赞为“政治家”，且还是“大政治家”的唐代著名宰相。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姚崇在唐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次出任宰相。史籍载，“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皆有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曰：“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于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因何得到了毛泽东“大政治家”的美誉？细析毛泽东的评批，可以从政治见解、处事方式、思想特点三个侧面找到答案。
一、评政治见解：“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有着独特政治眼光和卓越政治才能的姚崇，为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相。姚崇以历史经验为戒、结合时政之弊向唐玄宗跪奏十条施政意见，并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新唐书·姚崇传》对此事记载如下：
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密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习惯于从历史中以鉴取治国之策，尤其重视历代贤主良臣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于是，姚崇所列的这十条政治纲领也自然而然进入到了毛泽东的视野。他阅读到这段文字时，于旁评批：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毛泽东为何称赞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我们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第一，在内容上，这十条政治纲领直面问题、切中时弊。姚崇所提出的这十条建议分别是：（一）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您能否施行仁政？（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未有悔意，您能否不再贪图边功？（三）近来奸佞之人触犯法律，皆因受宠得解，您能否对宠信之人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您能否不让宦官参政？（五）宗师贵族、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您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以致班序杂乱，您能否不任命戚属出任公职？（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您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因忠贞而被降罪，从此诤臣沮丧，您能否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九）武后、中宗先后建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花费巨资，您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十）西汉因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祸乱天下，您能否接受以此为鉴禁止外戚内宠专权？姚崇的十条建议，都是根据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也是当时最应得到重视的几个问题，可谓字字珠玑，切中时弊。如他提到的燕钦融本是一代骨鲠忠义之士，只因上书唐中宗李显，斥责韦后干预国政而遭杀害。此事发生后群臣忧惧，姚崇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要求唐玄宗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这十条建议，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拜姚崇为相。此后，凡有军国政事，唐玄宗都要请教姚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今天看来，这十条政治纲领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当政者要对亲近之人一视同仁；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兼听则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避免奢侈浪费；要注意与民休息，杜绝好大喜功等。这些思想正与毛泽东的一些主张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从内容上而言，这十条政治纲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
第二，在形式上，这十条政治纲领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姚崇的这十条建议，并没有复杂的铺陈和花哨的语言，而是用极简明的文字进行了极清晰的表达。这种风格与中国古代大部分规劝或进谏皇帝的上书都有所不同。也正是因其简洁明了，毛泽东才大为赞赏。毛泽东在写文章、听汇报时，特别不喜欢长篇大论，他推崇短小精悍、言之有物的文章和报告。毛泽东曾说，文章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应当禁绝一切空话”。在起草报告时，他也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他本人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不到800字，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仅500多字。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时特别强调，一切较长的文电，均要“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要言不烦，大道至简，这是毛泽东推崇的为文之道，也是毛泽东赞赏姚崇这十条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能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又能简明扼要地呈现问题，敢直说，有对策，姚崇以十条“古今少见”的施政纲领，向我们展现了“大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
二、评处事方式：“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作为政治家的姚崇，不仅有独特的政治见解，且能识变应变，巧妙推行政策，灵活处理君臣关系。
《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在《姚崇传》的结尾处，写下这样的赞语：
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
这段赞语中说：“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其中提到的“崇”指姚崇，“璟”指宋璟。姚崇晚年辞去相位，推荐宋璟担任宰相。姚、宋都是著名贤臣，也是“开元盛世”的功臣。赞语中说姚崇善于根据情况变化处理事务，即善“应变”；宋璟善于按照既定原则处理事务，即善“守正”。二人虽方法不同，但都实现了国家大治的目标，在他们的辅佐下，唐朝实现中兴。关于二人的行事风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评价：“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遮。”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赞语时，写下批注：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针对的是原文中“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一句。那么，《新唐书》中说“二人道不同”，毛泽东却说“二人道同”，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道”的古文意涵。“道”在古文中既可以解释成“方法、方式”，也可以解释成“目标、目的”。《新唐书》中说“二人道不同”，这里的“道”是“方法”的意思，整句含义为：二人方法不同，但都是为了国家治理。毛泽东所说的“二人道同”，这里的“道”则是“目标”的意思，整句含义为：二人目标相同，方法有些不同。这样看来，毛泽东的批语与《新唐书》中的评价实际上是一致的，并无矛盾之处，只不过因为对“道”字的使用方法不同，而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那么，姚崇究竟是如何以“善于应变”而展现了政治家的智慧呢？在此试举几例说明。
姚崇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也受到过重用，然而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飞扬跋扈，把持朝政。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姚崇协同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除掉“二张”，武则天退出权力核心。唐中宗李显复位，姚崇官拜宰相。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却流泪恸哭。张柬之等人劝他：“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武则天的同情，反而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意思是：“我侍奉则天皇帝很久了，一分开，忍不住悲伤。再说，我以前跟随你们铲除奸邪，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告别旧君，也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此事，姚崇被贬为亳州刺史。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深谙为臣之道的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刚愎自用，并非治国谋政的明君贤臣。果不其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杀害，而姚崇则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姚崇具有相机行事、灵活应变的高超政治智慧，这也是他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历经唐代四任君王而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的批语。
姚崇不仅在政治斗争中展现了自己识变应变的能力，他还在辅助君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勇于“求变”，是一名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武则天时期，他竭力劝谏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甚至以自己的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其大义凛然之精神令武则天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从而稳定了政局。唐睿宗时期，他大力整顿吏治，革除唐中宗时期遗留下的吏治弊病，罢免了几千名由中宗亲自批准、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不畏强御，请托不行”，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到贬谪，改革事业夭折，但他勇于变革的精神震撼朝野上下。唐玄宗即位后，姚崇受到重用。开元初年，姚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经济上，劝课农桑，赋役宽平；文化上，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军事上，不事边功，中外和平。他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于开元二年（714年）撰写了《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阐述了自己的吏治思想。姚崇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诗人杜牧赞其“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等人“萧规曹随”，“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终于创造了大唐荣耀“开元盛世”。可以说，姚崇一生见证了唐太宗贞观之治遗留下来的治世楷模，经历过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又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带给国家的灾难，在唐玄宗时期以一名改革家的无畏和勇气，变革创新，力除积弊，不愧为“大政治家”。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回到毛泽东对于姚崇、宋璟为政之道的评价，“应变”与“守文”作为两种不同的为政方式，实际上正是一种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情势下，可以灵活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于实践。虽然毛泽东对这两种处事方式并无偏袒，但是从毛泽东的性格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似乎更偏向于姚崇的“善应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因素。
三、评思想特点：“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在阅读史书时，常常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去检视历史人物。他曾给予姚崇一个很高评价，称其为：“唯物论者姚崇”。（《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以朴素的“唯物论”思想立言行事，这在当时的环境中不仅是艰难的，更是独特而可贵的。
那么，毛泽东是根据哪些实例发现了姚崇这一思想特点呢？《新唐书·姚崇传》中记载了这样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姚崇上奏捕杀蝗虫并焚烧虫尸。《新唐书·姚崇传》载：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开元年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反而祭天祈福消灾。汴州刺史认为蝗虫是天灾，只有修德方能灭除，如果以人力捕杀则为害更甚。甚至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上奏唐玄宗，称如果任凭蝗虫祸害庄稼，势必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他建议山东官民立即在晚上设火引蝗，边烧边埋，即便除之不尽，也胜于养以成灾。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在姚崇的再三力谏下，唐玄宗最终下令灭蝗。姚崇不信蝗虫为天灾，而是坚持人定胜天，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决断是非。此为其“唯物论者”体现之一。
第二件，是姚崇规劝唐玄宗东巡。《新唐书·姚崇传》载：“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自坏。……帝以问崇。对曰：‘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输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盍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此事为：唐玄宗准备巡幸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有房屋朽坏。当时有臣子认为这是上天降责，皇帝不宜东行。但姚崇不这样看，他上书说，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木头朽坏很正常，只不过是恰巧与东行碰上了，并不是因为要东行才毁坏的，因此陛下不必顾虑。他又说，陛下此次东行是为了安抚百姓，为人不为己，且东都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陛下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同时，姚崇还提出，既然旧庙已经毁坏，不堪修理，不如暂时将祖先灵位移于太极殿安置，再改建新庙以申诚敬。唐玄宗赞赏姚崇的看法，按原定计划继续东巡。在这件事上，姚崇打破了古人迷信鬼神的传统，坚持客观分析，并提出科学方法，难能可贵。此为其“唯物论者”体现之二。
第三件，是姚崇对佛教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唐朝时佛教盛行，姚崇本人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唐中宗以来，贵戚争相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度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到唐玄宗时，此风仍未衰减。姚崇坚决反对此等行为，他为此上书，提出：“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汩真教？”唐玄宗听取了他的建议，诏令天下淘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并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不仅如此，在对待身后之事上，姚崇也坚持唯物论的思想。他告诉子女自己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解，他就以例说明。《新唐书·姚崇传》载姚崇文：“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姚崇在这段话中，列举了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以六宫入道的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的事实，说明佛教并没有左右人的生死。他进一步说明，在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也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由此他得出结论，抄经铸像并不能影响生命长短，有生便有死，自古如此。毛泽东在阅读到上述文字时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唐宪宗时期，韩愈写下著名的《论佛骨表》，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的唐宪宗加以规劝，文中对佛教进行了大力抨击。韩愈也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青年时代曾悉心研读过韩文的毛泽东，发现了韩愈文章与姚崇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韩愈之文植根于此。从姚崇对待佛教的态度来看，他并非反对佛教，而是反对当政者与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以致于影响国计民生。他认为利用佛教伦理造福百姓、抚慰苍生，才是佛理所在。此为其“唯物论者”体现之三。
◆姚崇
作为一名政治家，必须具备正确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引，才能正确行事。姚崇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其身上展现了“唯物论者”的一些思想特点，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作为一名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所坚持的正确思想理论指引。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引下，毛泽东才能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出符合历史大势的抉择，为中国这艘航船锚定航向。
治世能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都渴望的。姚崇作为一名“大政治家”，他政见深睿，识别应变，且具备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治世能臣。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到，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悲伤中所写下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当毛泽东写下其中那句让人叹惋的诗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时，是否想起了这位千年前的治世能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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