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
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
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
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话说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
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获得165票的多数拥护被会议通过了。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李鼎铭、谢觉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人员，边区政府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林伯渠 李鼎铭 高自立 南汉宸 萧劲光 贺连城 刘景范 马明方 柳湜 霍子乐 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 萧筱梅 高步范 杨正甲 马生福（回族）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为委员。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发表了演说，并提请续范亭、李鼎铭等人讲话。续范亭站在主席台上，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
“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李鼎铭在讲话中说：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
参政会结束后，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毛泽东还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写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按照边区政府组织法规定，边区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发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边区政府主席签署以外，还需要边区政府副主席副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现在办起事来还需要请示李鼎铭，他们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态度，公开表示不愿在党外人士领导下工作。
李鼎铭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只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把我当摆设。”他甚至说，要辞职回家行医。
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感觉到，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主要责任在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到李鼎铭家登门拜访，听取李鼎铭的意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作了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说明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还谈到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不断改进工作，使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较好的开展起来，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也有了“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非常满意，他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议论和批评，都要重视，凡是对的，就要研究解决，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后，毛泽东和李鼎铭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发作得特别厉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即给毛泽东切脉看病，他说：
“不要紧，吃3服中药就好了。”
此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很尖锐，西医说中医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听，他说，还是试试看吧。他坚持吃中药，同时接受李鼎铭的按摩治疗。3服中药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毛泽东多次与李鼎铭谈论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讨论中医发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
李鼎铭答道：
“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此后，毛泽东有病时，常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爱护、扶持中医。他还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行中西医结合。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成立了中医保健站，中西医协会。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还在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为会长。
且说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规定中建议各地根据高级学习组成员的情况，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通知说：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3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军委2局的机关干部们习惯地在晚饭后来到延河边，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谈。一辆大卡车呼隆呼隆地由远而近开来，到了延河中间，冰层突然裂开，车子的两个前轮陷入泥泞中不能动弹了。两个警卫员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位年约50开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边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大家飞快地向汽车奔去。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一声：
“伯伯好！”
“好！”
毛泽东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说：
“大家好！”
这天晚上，毛泽东被安排在2局机关4科院内的办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2局机关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们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
大约在10点钟，中央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布中山装，左右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都在议论：
“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啊！”
“看，毛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毛泽东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马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站了起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好。他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说，中国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一个人的作用等于一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
“你们是无名英雄，我认为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啊！你们看，我因为有了点名气，就不方便了。敌人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大卡车也开过来了，他挥手与大家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人们目送着汽车，驶向茫茫荒原。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诏书，对英美宣战；接着，德国对美国宣战；英美也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12月9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全文如下：
本月8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已经对英美两国宣战，轰炸夏威夷、菲律宾、香港与新加坡，陆军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在日本宣战后，美国及英国亦已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10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在罗斯多夫胜利，伟大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进入对德反攻阶段的情况之下，在英美两大强国具有丰富资源与极大军力的情况之下，在我们中国已经在日本侧面英勇奋战5年之久的情况之下，在德意日3国资源将届枯竭内部人心动摇的情况之下，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尚能逞凶于一时，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并可能截断我滇缅路，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5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必须实现如下各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二、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
四、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向朝鲜、台湾、安南（越南——笔者注）各民族，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
六、制裁亲日派与亲德派，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组织上担负抗战建国的责任。
八、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是日，中共中央同时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一、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必须大大地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地但是适当地反对之。
四、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编整委员会拟定出编整方案，制订了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镇政府3个组织暂行条例。
12月16日早晨，毛泽东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全文如下：
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它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的加以分明了。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的国家。日本与中国战争已4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20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6个月的对苏作战与苏军的反攻，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本困难大大增加。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乙、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在华的空军将调到太平洋作战，在华陆军亦可能调动一部（调华中、华南的军队可能性较多，但苏联未参战，在华大部陆军不致调动），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增兵华北的可能已经暂时消除，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亲日派、亲德派、分裂派的气焰将被压低，中、英、美、荷的合作更加亲密。一切这些都是有利于正面与敌后抗战的条件。
丙、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日本有了长期的准备，而英美准备不足；太平洋军事地理条件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南太平洋均处在日本的攻击与威胁中；日本为集中海陆空军作战，路程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程遥远，因此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地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采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加之，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紧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丁、根据上述估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
戊、军事方针仍旧，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
己、应当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使我们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的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敌占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加强薄弱区域的工作，恢复一些失地，开辟一些新的区域。
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地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发出为人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辛、在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并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己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
壬、目前全世界正处在空前的大动乱中，斯大林同志说：“几个月，或者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便会被击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英美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中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务的指示》：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12月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
“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他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全文如下：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迅速的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这些同志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3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地认真地深刻地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宣部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3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周文在1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此时礼堂里连凳子都没有，与会者全是站着听讲。毛泽东便也站在讲台上讲话了，他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他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温济泽还说：毛主席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鼓掌）”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苏德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与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最后明朗与剧烈斗争的时候，中华民族坚决地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上，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客观形势。
在这种环境中来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它的政治任务是在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东西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在国内则应更加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配合全国各方面的动员，积极准备反攻，为最后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而斗争。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坚决实行妇女团体中的三三制，改组与巩固妇女组织，这些应成为今后的中心工作。在大后方，则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和妇女刊物，在知识妇女和一部分劳动妇女中，进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族民主教育，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亲密团结。
中央建议各级党委，在敌后根据地纪念今年“三八”节的办法，应灵活地采取下列各种方式：召开群众的“三八”纪念大会和晚会，分别组织各阶层妇女（如女工，女护士，女参议员，非党女领袖，女干部等等）的小型会议，调查一定地区的妇女生活及其要求，检查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干部、妇女团体的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检讨，慰劳前线作战部队、受伤将士及抗日军人家属，通电世界各国妇女——英、美、苏、德、日、意、印度、缅甸、泰国，以及南洋华侨和各民族妇女等等，提议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
在大后方，于扩大妇女反法西斯运动，推进妇女抗战团结的原则下，与各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合法的条件下，共同纪念“三八”节。必须尽力纠正和避免暴露的突出的纪念方式和方法，以免影响妇女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3个附件，是综合5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地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3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3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3分4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70%至80%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20%至30%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3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党八股的坏处，他说：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作八大罪状吧。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作‘残酷斗争’，一个叫作‘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八股的第3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
原来钟灵在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时，感觉繁体的‘农’字，与‘工人’二字从美术的角度看不太对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工人’二字写成了隶体字。毛泽东有一次从城墙边经过，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将‘工’字中间的短竖拐了两个弯、‘人’字一捺上加了3撇的标语。
毛泽东接着说：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革命的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他劝到会的人们多看几遍。
2月中旬，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回故里探亲搬家。
毛泽东闻讯，指示工作人员用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延安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他荣归故里。此时在边区能够享受这等殊荣待遇的党外人士，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4日，从苏联回国后在西安停留的林彪，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在此前后数天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报道林彪的消息。2月13日《解放日报》3版刊登了《平型关大捷指挥者林彪师长伤愈返国》的报道；2月14日3版刊登了《林彪师长返延，沿途备受热烈招待，与地方当局晤谈甚欢》的报道；2月16日3版刊登了《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致电欢迎林彪师长》；2月18日3版刊登了《干部欢迎晚会，林彪同志畅谈苏联已获得战争主动权》的报道等。
再说2月14日下午，林彪去看望堂兄林育英，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为林育英检查病情。林育英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
“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
林彪说：
“你讲吧。”
林育英说：
“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与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
林彪点点头说：
“八哥，这件事我记住了。”
林育英又说：
“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5日，延安美协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3间窑洞里主办讽刺画展，展出作品70余幅，是张谔、华君武、蔡若虹3人。《解放日报》对画展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说：
“边区美院的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参展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各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华君武等人的讽刺性漫画，在延安引起了争议，毛泽东就派舒同去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支持华君武。
画展的第3天，毛泽东、王稼祥前往观看。这天正好是华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泽东等人参观画展。毛泽东对这些讽刺画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看过去，遇到那些看不懂表现主题思想的画，就问华君武：
“这是什么意思？”
华君武作了解释，他就点点头。看了有些画，他禁不住笑了起来，看到有的画则不笑不问就走了过去。看完以后，华君武送毛泽东出门，诚恳地说：
“请主席批评。”
“漫画还要发展。”
毛泽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2月17日晚，延安机关干部1000多人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伤愈归国的林彪和从前线回来的120师师长贺龙。许多人站在门外，等着看一眼抗战名将的风采。
毛泽东和朱德都来了，主持会议的谢觉哉请林彪先讲话。林彪说：
“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
林彪还说：
“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但应该是战争的堡垒，还要成为要塞。苏联的党能把俄国建设成一个强国，我国的建国条件强于苏联，我们应该建立世界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我们的党在正确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去做，才可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党，忠于我们的领袖。”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林彪的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再认真看一看毛泽东在1942年2月6日起草的《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写道：“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而且他还在这个指示的最后部分特别交代：“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我之所以请求诸君“再认真看一看”，是因为每当我看到这一类资料之时，总不免想起我和一位故去的数十年的挚友关于“策略”与“阴谋”之区别的争论。我的老朋友始终认为，“策略”与“阴谋”没有本质的不同。很可惜，他再也看不到这样精彩的历史资料了。“策略”与“阴谋”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愚以为，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当事人的一言一行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或者说是为“彼”还是为“己”。毫无疑问，前者便是“策略”，后者必是“阴谋”。本传讲的此类事例已经枚不胜数了，二者可谓泾渭分明，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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