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英国新左翼运动，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左翼运动的序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浪潮。其兴起是国际环境与英国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政治运动活跃期，英国新左翼通过创办期刊、举办论坛、开办俱乐部和咖啡馆等推动新兴思想的讨论和传播，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以影响现实政治，并尝试通过动员工人阶级来扩大政治影响力。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英国新左翼将重心转向了思想领域，《新左翼评论》成为其思想的主要传播平台，动态展现了其思想倾向的演变历程。英国新左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西方政治思想资源。但在政治实践和思想层面，英国新左翼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以英国新左翼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总结西方左翼的当代困境，进而更深入地认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机遇。
【关键词】英国新左翼 《新左翼评论》 西方左翼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简介：黄斐（199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新左翼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新左翼运动流行之前，英国新左翼率先开启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重塑、构建社会主义新蓝图的尝试。英国新左翼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期之后转向思想运动，70年代末以后在新自由主义冲击和全球左翼运动退潮的背景下落下帷幕。英国新左翼运动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本土激进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新兴激进青年文化等思想资源，旨在探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道路。在英国新左翼运动中，左翼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军作用，涌现出一批新左翼学者，如E.P.汤普森（E.P.Thompson）、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等，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英国新左翼思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左翼政治观念和社会运动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从英国新左翼的兴起、表现、转向、时代价值与历史局限五个层面剖析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重要左翼流派，进而更好地理解当代西方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英国新左翼运动的缘起
英国新左翼运动的兴起是国际环境与英国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新思想新运动的兴起、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波匈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动，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帝国主义秩序的改变，直接促发了英国新左翼运动的诞生。从内部深层根源来看，英国新左翼运动的发生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革，包括英国在国际上主导地位的丧失和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的兴起、英国国内福利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导致的政治社会结构变化、英国本土激进主义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等。
1.西方新左翼运动的兴起与作为前奏的英国新左翼运动
新左翼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局限于英国一隅的现象，而是在西方新思想、新运动广泛迸发的年代中全面兴起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西方爆发了一系列新左翼运动，这些运动涵盖了制度改革、公民权利、女权主义、同性恋权益、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反殖民主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剧烈变迁，一方面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剧变，另一方面也在观念与现实的摩擦中催生了思想的迷惘。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新左翼时代”，实际上是一个人们寻找新思想的时代。新左翼运动在西方的流行，还与一位人物有关——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左翼知识分子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米尔斯在1960年写作的《致新左翼的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使“新左翼”（New Left）一词在美国流行起来，进而推广到西方世界。在信中，米尔斯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缺乏民主、社会阶级不平等加剧、军国主义日益增长等问题。和传统左翼不同，米尔斯强调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推动者。米尔斯新左翼思想的形成，与英国新左翼密不可分。在与英国新左翼的接触中，米尔斯发现他们都希望寻求一种替代现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都希望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米尔斯关注文化机器的作用，也是因为受到了英国新左翼的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他对文化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为此后美国社会的激进主义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主义范式。从关注议题上看，英国新左翼运动的侧重点在于政治制度变革，而之后在美国流行的新左翼运动则表达了更多的社会公正诉求，例如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新左翼运动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新左翼运动的序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风潮，它的立场倾向、组织方式和研究对象影响了西方新左翼运动的走向，尤其是英国新左翼主张的将政治与社会文化相结合、通过文化和艺术表达政治主张的形式，在20世纪后期成为西方左翼展示社会不公正的流行方式。
2.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与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波匈事件的爆发和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新左翼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出了斯大林个人专制、违反法制、在卫国战争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比较典型的是“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后，以萨维尔、汤普森为代表的一批英国知识分子希望就苏共和大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党内问题展开公开讨论。萨维尔曾表示，1956年“整个4月和5月，评论和批评不断增加，党的领导层以不情愿和非常零碎的方式，以谨慎和完全保守的方式回应，忽视了争论的中心问题”。同年波匈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内的分裂。至1956年11月，大不列颠共产党33000名党员中有超过7000人退党。一批英国知识分子希望在大不列颠共产党和英国工党之外寻求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诉求直接推动了新左翼运动的诞生。
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也使英国左翼意识到寻求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迫切性。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为重新夺得对运河的控制权，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军事进攻。苏伊士运河危机使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彻底失望，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和探索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作为新左翼运动的亲历者，霍尔回忆道：“‘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分水岭，标志着政治冰冻期的结束。新左翼就是在这两件事情的余波中诞生的。它试图在这两种隐喻之间设定第三种政治空间。对我们那一代的左翼来说，它的出现意味着冷战时期的强制沉默和政治僵局的终结，意味着有可能突破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设想。”这些事件客观上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出现打开了空间，推动了一个“新左翼”群体的诞生，他们试图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外发展出新路线，描绘出新的社会主义图景。
3.英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发展与思想传统
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英国新左翼运动的发生也具有深层次的国内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格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英国在西方世界中主导地位的失去和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的形成。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为尽快甩开包袱，力求向英联邦全面转变，但随着其国际地位的衰落，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影响力下降，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凝聚力十分有限。如何在国际地位衰落的大环境下重新找到自身的定位，成为摆在英国人面前的难题，大国主义的思维惯性和现实实力的力不从心从此成为英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样的迷茫与困惑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困扰着英国政客与知识分子，并影响了英国民众的思想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另一重大变化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变。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推行国有化和福利制度，“到了1948年秋，已有93%的国民登记接受免费医疗”，“在1946—1948年间，建成48万套住宅，解决了数百万居民的困难”。1951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后，继续推行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开启了“共识政治”时期。“共识政治”在一段时期内使英国的政治制度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也使工党与保守党日趋同质化。同时，福利资本主义还加速了阶级政治的衰落和青年激进主义的兴起。“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政治范畴和方法似乎越来越不足以解释，更不用说遏制英国社会变革的规模。正如工党的连续选举失败(1951年、1955年和随后的1959年)所表明的那样，在一个丰裕和核弹的时代，管理福利主义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因此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呼吁改变社会现状，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憧憬变革后的美好未来。这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治的幻灭感是新左翼兴起的社会内在原因。
此外，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想传统也对新左翼产生了影响。英国的行会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等都是英国新左翼的思想资源。汤普森曾明确表示自己受到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深刻影响。霍尔也曾坦言柯尔（Cole）对他们这一代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柯尔，他是一位严肃而又勇敢的独立老左翼，当时仍在牛津讲授政治学。虽然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他的社会主义却根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协作和‘工人控制’传统中。他批判了‘马礼逊’式的民族化的官僚主义，这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政权形式的态度。”英国新左翼的“新”并不是颠覆了以往全部传统的“新”，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对以往社会主义传统的复归。如英国新左翼建立的社会主义论坛和俱乐部，与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时期的左翼书友会颇有相似之处。英国新左翼一方面渴望改革英国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渴望复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与道德。因此，英国新左翼运动可以说是一群有志于改变社会的青年与知识分子基于传统、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产物。
二、英国新左翼运动的表现
英国新左翼的政治运动活跃期主要集中在1956年至1961年。这一时期，英国新左翼通过创办期刊、举办论坛、开办俱乐部和咖啡馆等推动新兴思想的讨论和传播，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以影响现实政治，并试图通过动员工人阶级扩大政治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由于核裁军运动的衰落、推动工党单边核裁军提议的失败以及新左翼自身的问题，英国新左翼政治运动陷入低谷，此后英国新左翼将重心转向思想领域，走上了为英国社会主义寻求新的理论基础与思想灵感的道路。
1.创办期刊、举办论坛、开办俱乐部和咖啡馆等推动新兴思想的讨论和传播
英国新左翼运动最初是在新左翼期刊的创办中开始的。英国新左翼团体最早由《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和《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这两个期刊的编辑团体构成。许多与新左翼运动相关的论坛、俱乐部、咖啡馆等都是由这两个期刊的编辑团体所创建的。这两个群体都希望超越大不列颠共产党和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支持一种更为直接的政治激进主义，通过“超越冷战”来跨越冷战政治话语的边界。出于节省人力资本和运营经费以及扩大左翼交流平台的考虑，这两个期刊于1959年12月合并为《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相比《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翼评论》，《新左翼评论》风格更加折中，因此吸引了不同的读者群体。此后，《新左翼评论》就成为英国新左翼运动的重要理论阵地，为各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讨论平台。
为扩大影响，英国新左翼创建了许多独立论坛、俱乐部和咖啡馆。到1957年春天，新左翼已在英国伦敦、哈利法克斯、法夫等地建立了多个地方论坛。这些论坛允许不同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参与其中。俱乐部的建立则为新左翼运动提供了基层中心，新左翼通过在各地开设俱乐部使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为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发表不同政见提供了平台。当时英国北部地区由于有较为浓厚的劳工传统，因此其俱乐部大多以工人运动为导向；而南部地区受新兴都市文化影响较深，俱乐部也体现出明显的前卫、年轻的风格，主要由一些青年社会主义者、无党派左翼人士、参与核裁军运动的青年自发组织活动。同期出现的还有新左翼咖啡馆，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塞缪尔于1958年创立的党派咖啡馆（Partisan Coffee House），它一度在伦敦重现了左翼咖啡馆文化。在咖啡馆中，人们谈论的问题涵盖了当时国内外最热门的政治话题以及前沿的文化艺术问题。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评价党派咖啡馆“象征着1956年以后，早期‘新左派’融合了意识形态、不切实际以及浪漫梦想的行事风格”。论坛、俱乐部和咖啡馆在当时成为新左翼的精神家园，它们对新思想的包容，对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碰撞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以影响现实政治
核裁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对使用核武器、倡导国际核裁军的运动。由于美苏在冷战期间开展核军备竞赛，英国也卷入其中，因此在英国出现了民众自发组织的反军备竞赛、反对核武器的核裁军运动。1958年，一场大规模反战、反核游行由伦敦开始，很快蔓延到英国核武器研究中心奥尔德玛斯顿村，到1960年，核裁军运动参与人数多达10万。核裁军运动是那些对传统政党政治不满的青年通向现实政治的重要连接，游行和集会将他们的不满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形式。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核裁军运动提供了那种聚焦的中心，人们当时突然更加接近了，包括当时正在兴起的年青一代”。核裁军运动是英国新左翼在政治运动方面的主要活动领域之一，《新理性者》《大学与左翼评论》中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与核裁军运动有关。英国新左翼积极介入策划、参与核裁军运动，因而吸引了许多追随者，新左翼运动也一度因核裁军运动而活跃起来。英国新左翼还曾试图通过核裁军运动推动英国工党内部的单边核裁军决议进而重塑工党，改变工党右翼的政策主张。
3.通过动员工人阶级扩大政治影响力
在动员工人阶级方面，英国新左翼曾在“法夫社会主义联盟”（Fife Socialist League）的建立中发挥积极作用。“法夫社会主义联盟”是少有的具有英国新左翼印记的政治组织，它的创立者劳伦斯·戴利（Lawrence Daly)是新左翼最初的支持者之一。1957年，戴利创建了法夫社会主义联盟，试图重振英国的劳工运动。他希望汤普森和萨维尔成为这一新组织的核心成员，和自己一起将其建设成为具有选举竞争力的组织。在1959年戴利参与竞选的过程中，汤普森等人给予了资金和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法夫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主张也体现出鲜明的新左翼倾向，例如强调扩大公有制、深化福利制度、主张英国放弃核武器、削减军费等。英国新左翼试图通过法夫社会主义联盟建立一个新左翼中的“工业翼”，并在工人阶级组织和社区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鼓动工作。这些活动虽然没有产生一些参与者所设想的“政治突破”，但为当地创造了重要的联系和资源，而且，对这些活动的密切关注能使人们对新左翼的激进主义及其对英国政治经济的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戴利曾希望新左翼成为一支全国范围内的新社会主义力量，但由于新左翼内部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自身发展路线的意见分歧较大，戴利的计划受阻，之后他对新左翼的期望也随之破灭。
到20世纪60年代初，核裁军运动陷入低谷，英国新左翼受其影响在政治运动方面也后继乏力。对英国新左翼的信心影响更大的，是在1961年的工党大会上新左翼联合工党左翼提出的单边核裁军提议被否决，工党右翼再次占据上风。其后，英国新左翼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从政治运动中退出，全心投入学术研究，还有一部分人转向欧洲大陆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总体而言，此后英国新左翼不再将重心放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直接动员，而是转向了思想领域。
三、英国新左翼的转向：作为理论传播载体的《新左翼评论》
在英国新左翼将重心转向思想领域后，《新左翼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就成为其思想的主要传播平台，集中展现了其思想走向和关注议题的演变历程，成为认识和理解英国新左翼的重要窗口。
1.作为英国新左翼思想阵地的《新左翼评论》
20世纪60—70年代末，《评论》作为英国新左翼的思想阵地，主要聚焦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和阐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批判性考察、对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视、对世界激进运动的兴趣、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等重点议题。
第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和阐释是《评论》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出于对英国本土思想传统的质疑，安德森在担任《评论》主编之后，大力引入欧洲大陆思想资源，为英国社会主义寻找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安德森将之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期刊主要以对欧陆思想家的介绍和翻译为主；到20世纪70年代，期刊发表了更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文章。通过一系列译介和阐释，《评论》使越来越多欧洲大陆思想传入英国，丰富和拓展了英国的思想资源。第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批判性考察始终是《评论》的重点论题。这一时期，《评论》发表了大量对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阶级结构以及世界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类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另一类着重批判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尤以对英美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主。第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问题也是《评论》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评论》发表了许多评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国家制度以及文化意识的文章，其中既有从总体上梳理国际共产主义概况的文章，也有侧重探讨苏联和东欧具体问题的文章。第四，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激进运动的兴起，《评论》对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激进运动如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以政治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视角对其进行追踪和分析，其关注范围遍及西欧、北美、东欧、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第五，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同样是这一阶段《评论》十分重视的议题。虽然政治运动的热情不再，但英国新左翼始终没有放弃在现实反思中思考适合英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由此引发了两代新左翼的争论。第六，对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体现在了这一阶段的《评论》中，尤其是《评论》刊载了一系列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构方面的文章。
2.拥抱多元化思想的《新左翼评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左翼运动的退潮，英国新左翼思想走向衰微，加之后来老一代新左翼思想家逐渐离去，《评论》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评论》的编辑委员会进行了重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入的人中大约有一半退出了，另有一些新的编辑加入进来。其后，虽然老一代新左翼思想家的影响力减弱，但《评论》依然活跃在左翼思想舞台上。为适应内外环境的转变，《评论》转向拥抱多元化思想。
第一，对于传统左翼领域，包括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思考以及对欧洲左翼的追踪等，《评论》继续保持关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对新自由主义的考察以及对全球经济学的分析等。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讨论，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共产主义、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等问题。在对欧洲左翼的追踪方面，涵盖了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等欧洲左翼的轨迹。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评论》开始较多地关注传统理论视阈外的多元化思想，表现出向新兴哲学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如关于和平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题的文章显著增加。进入21世纪以后，《评论》涉及的议题更加广阔，涵盖了诗词、美学、文学、艺术等广泛的文化领域和宗教、阶级、性别、环境政治等丰富的哲学社会理论，显示出对多元文化的强烈兴趣。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评论》加大了对国际经济政治新动态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国际主义导向，尤其是对美国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新形态等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如关于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评论》刊载了批判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文章，将美国的入侵行为视为帝国主义霸权的表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评论》刊登了大量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章。近年来，关于世界变革、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热点问题的文章也明显增多。
《评论》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面临着两种张力：一是左翼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的矛盾，二是作为左翼坚持社会主义理念与作为期刊必须维持存续目标的平衡。这两种张力深刻影响着《评论》的命运。虽然新左翼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西方国家知名的左翼刊物，《评论》仍然承载着世界上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期盼。只是相比于新左翼运动时期作为理论塑造者的形象，如今的《评论》更多展现的是作为现实的被动回应者的形象。对于《评论》而言，在保持左翼期刊特色、延续自身特质与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在此基础上成为左翼的新理论建构平台，或许是开拓发展空间、重拾往日风采的重要突破口。
四、英国新左翼的时代价值
英国新左翼表达了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及其问题的回应，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应走向何方，在探寻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较为丰富的遗产。
1.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英国新左翼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研究热潮，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进程。新左翼“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合进了英国的知识文化之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或者嫁接到本土文化上的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在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的过程中引进、吸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意识形态‘本土化’过程”。
在历史学领域，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承继了大不列颠共产党历史学家的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对历史的分析中，推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在文化领域，威廉斯、霍尔等人开创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使“大众文化”走入人们的视野，重塑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理论与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米利班德、安德森等人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对国家政治的分析中，对英国的革命历史、国家制度、政党政治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洞见。新左翼的这些尝试，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通过引介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翼打破了英国本土思想界与欧洲大陆相隔离的状况，加强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互鉴。“在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新左派重新思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命题，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重新评价。”通过在这方面的努力，英国新左翼大大丰富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范式。
2.奠定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推动了文化政治学的深化
英国新左翼将文化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延。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的《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威廉斯的《文学与社会》《文化是日常的》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创立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霍加特、霍尔开创的伯明翰文化学派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推广了“大众文化”分析方法。文化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大众传媒、消费异化、社会意识等角度挖掘新的解释机制，它强调的文化维度、“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史观等，一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增添了独具特色的切入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归为第二位——文化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以及保守主义者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相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政治学的深化。此后，探讨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在塑造左翼政治中的作用，成为左翼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化政治学从日常生活、个体经验、阶级意识等角度认识社会变革问题，将文化作为政治学分析的重要视角，为左翼开拓出新的理论和政治空间，拓展了政治学理论的分析视阈。
3.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主义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西方政治思想资源
英国新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主义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英国新左翼在对福利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揭露、对社会主义与民族传统关系的思考、对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探索等方面留下了许多理论生长点。英国新左翼运动“应被视为通过努力建立一系列定向原则的努力，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通过这些原则理解一个过去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假设不再成立的世界”。
20世纪后期备受关注的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如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在英国新左翼运动时期就已被揭示出来。“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今天它们再一次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英国新左翼在参与式民主、工人、文化政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联盟、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盟、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开放性、民族性等方面的思想，构成了英国激进思想的重要部分，并代表了对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长期挑战。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英国新左翼也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实践，以实际行动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新左翼拓展了历史学、文化分析和国家政治理论等西方思想和文化领域，对公众意识、学术思想和政党倾向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英国新左翼的历史局限性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展望
审视其历史兴衰可以发现，英国新左翼在具有进步性的同时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源于自身或是来自外部，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对英国新左翼的局限，最终制约了它的发展。作为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一支左翼力量，英国新左翼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左翼的发展缩影。以英国新左翼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和总结西方左翼的当代困境，进而更深入地认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机遇。
1.英国新左翼在政治实践和思想层面的局限性
在政治实践层面，英国新左翼在内外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从内部来看，第一，英国新左翼组织架构较为松散，成员的价值追求多元，没能建构一种切实有效的组织话语。英国新左翼的早期领导者汤普森等人对建立严格的政党组织持十分谨慎的保守态度，使新左翼失去了建立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政治组织的有利时机，进而影响了其将政治主张付诸实践的能力。第二，英国新左翼提出的革命和建设主张缺乏实际可行性。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等为发展、更新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但是落到具体的社会政策方面，其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由于没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平台，新左翼难以参与到国家政治权力的角逐中，缺乏真正接触、处理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实践经验。第三，英国新左翼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使英国新左翼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从而导致其主张难以吸引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层阶级，影响了其阶级基础的扩大。从外部来看，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势下，左翼受到强烈冲击，大环境的变化使英国新左翼的处境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挤压了新左翼运动的生存空间。总之，西方世界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思想意识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影响了新左翼的发展，最终使新左翼淡出了历史舞台。
在思想层面，首先，英国新左翼思想未能上升为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除了《走出冷漠》（Out of Apathy, 1960）、《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1968）之外，英国新左翼作为整体很少有专门的著作对其思想进行提炼，其思想往往分散在《新左翼评论》《新理性者》《大学与左翼评论》等期刊和一些新左翼学者的个人著作、自传中。而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大多是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在众多著述中既有各自领域的研究专著，也有论及新左翼的论著，这不仅增加了人们理解新左翼思想的难度，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了新左翼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大众化程度。其次，早期新左翼思想深受伦理社会主义影响，乌托邦色彩较为浓厚。伦理社会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和道德作用的流派，它主张以道德重塑社会、以德性教化社会、以渐进改革方式改造社会。汤普森主张的恢复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通过重构德性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都可以在英国伦理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的思想中找到痕迹。最后，在英国新左翼思想中存在经济范畴的理论盲点。英国新左翼思想中不乏对文化、意识、经验、结构等方面的探讨，但对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乏善可陈。尽管英国新左翼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探索影响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对经济要素的忽视使其思想始终存在局限性。思想层面的局限性也是英国新左翼后来逐渐衰退的重要原因。
2.西方左翼的当代困境
英国新左翼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进程也折射出了西方左翼的某些共性问题，如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锋对左翼的影响、左翼面临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选择、左翼保有自身特质与适应时代环境变化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制约着西方左翼的过去，也影响其现在与未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日盛，对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再度兴起。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面临着动荡、改变和重组，进而重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环境。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党派、知识分子以及进步力量都发出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声和对重塑社会主义的呼吁。种种迹象都表明，西方社会正发生着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转型。尽管如此，就西方左翼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和内部问题。
在外部挑战方面，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在冲击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给左翼提出了如何以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解决经济困境的难题。第二，财富分配不均衡、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带来的民生问题、群众运动和阶级冲突、社群族群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也需要左翼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三，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发展，它们为迎合失意者群体和极端群体的诉求，构建了一系列政策话语，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追随者，甚至包括部分原本支持左翼政党的群体，这使左翼在传统右翼外又增加了强劲的竞争对手。
在内部问题方面，第一，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为左翼政党赢得了短暂的选举回温，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其身份特征和阶级基础的模糊化。试图实现思想兼容与保持自身阶级属性之间的矛盾使左翼政党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危机，进而使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失去了作为替代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和政治议程的价值。第二，“中间化”转型使西方左翼丧失了传统的组织优势。左翼传统的阶级政治战略的组织优势在于对工人阶级群体的有力动员，但是为吸引不同阶层而采取的中间化路线使一些工人阶级对左翼产生怀疑，继而投向了其他政治组织，而其他社会阶层对于左翼政党的忠诚度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党向全方位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党试图以去阶级政治的方式重新确立党的政治战略之时，党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兼容矛盾日益凸显，并表现在对党的发展方向、政策主张以及治理组织的竞争中。”因此，如何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在保有传统组织优势的同时发展新的组织力量，也是左翼亟待思考的问题。第三，力量的碎片化影响了左翼合力的形成。左翼力量中既有传统左翼和新兴左翼之分别，又有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的不同。这些派别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上往往存在分歧，在选举上也存在竞争关系，这对左翼影响力的扩大造成较大掣肘。
对于当前西方左翼而言，既需要在经济危机、民生困境等背景下提出建设性方案，也需要应对意识形态色彩淡化、身份特征和阶级基础模糊化、内部力量分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长远效应。究其根本，能否提出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有效政治议程和思想理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左翼的未来走向。
3.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时代机遇
尽管面临着重重挑战，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仍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时代机遇。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是持续性、系统性的，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经济复苏困难、贫富分化严重、意识形态危机、软实力下降、社会冲突加剧等现象越来越暴露出这一制度的脆弱性。同时，在逆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国家呈现出社会撕裂化、政治碎片化等新变化，民众的思想意识正发生剧烈转变，社会主义重新回到了民众的视野中。
第二，在经历调整和重组后，世界左翼力量有所恢复，一些左翼政党在本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在逐渐恢复中，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进行调整和革新。国外左翼力量整体呈现出“总体力量上升、区域差异显著”的特点。左翼力量在未来的前途与发展，将取决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实现“否定之否定”的程度和水平。“这不是简单地回归到过去的旧左翼，也不仅仅是在已经向右走了很远的路之后掉过头来往回走几步了事，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真正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塑造一个全新的左翼、一种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在实现新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左翼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左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关系”“议会选举活动与社会群众运动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活动与全球范围内的活动的关系”。
第三，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通过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核心力量东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结合本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这些国家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尤其是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发展型社会主义”向“共享型社会主义”转型，力求实现“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博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表现为合作与斗争并存。“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因此，在新时代，中国仍应继续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继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方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秩序正发生结构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危机，西方左翼亟待突破自身困境，激进右翼势力抬头，世界秩序呈现出逆全球化和民粹化倾向。世界大变革对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提出了许多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应当在挑战与机遇中，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中，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张亮编：《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2]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Carl Oglesby(ed.)，The New Left Read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9.
[4]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NLB, 1979.
[5]John Saville, Memoirs from the Left,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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