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既往的鲁迅研究坚持前期思想启蒙、后期共产革命的两阶段论，往往遮蔽了中间“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活动。邱焕星老师在新著《“中期鲁迅”研究》（邱焕星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中突破了“启蒙鲁迅”与“革命鲁迅”各执一端的阐释限度，提出了“中期鲁迅”的命题。邱焕星老师认为，鲁迅在1922-1928年先是通过重启思想革命，后是通过参与国民革命，走出了新文化运动因为“不谈政治”以致知识阶级和民众、文学和政治隔绝的困境，最终在反思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学政治”的新模式和“革命同路人”的新形象，建立了独立的“鲁迅革命传统”。
文艺批评今日摘选了《“中期鲁迅”研究》中的一节，以飨读者。本文指出，在参与女师大风潮的过程中，鲁迅一直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和位置，逐渐将“青年叛徒”的扶持从思想革命中的叛逆文学青年，转向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也逐渐从一个小说作家变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邱老师同时也指出，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支持并非是无限绝对的，而且他对群众运动始终持怀疑态度，此时他的思想革命批判和世界主义立场仍旧重于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诉求
鲁迅不上街：
街头政治与“青年叛徒的领袖”
女师大与教育部的对峙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最终因为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得以破局。1925年底浙奉战争爆发，11月23日奉军的郭松龄秘密联系冯玉祥在滦州倒戈，北京内阁随即总辞职，以中共北方区委为主导的国民党左派趁机联合右派和青年党，发动了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女师大学生则趁这个有利时机，举行了复校运动。而鲁迅也从中看到了革命党较之青年学生和知识阶级更为强大的力量，他觉得“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1]
首都革命之后，鲁迅开始参与一些国民革命的外围活动，他不但出任了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乙刊编辑，还购买阅读《文学与革命》《无产者文化论》等革命书籍，试图了解和紧跟时代的巨变。此时鲁迅的自定位已经从启蒙者变成了战士，试图“出了象牙之塔”，“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毒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2]，他逐渐“弃了艺术的批评和创作”，“以社会改造论者与世间战斗”[3]。而最能体现鲁迅社会改造战斗精神的，是他这时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在文章里不但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而且批判了知识阶级的宽容理性精神，这不仅仅是对敌人的攻击，也是对“思想革命”先天缺陷的反思批判，所以鲁迅强调“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4]
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初发表于
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一、民众运动与“三·一八惨案”
其实首都革命之后的鲁迅，看到的还是国民革命所向披靡的一面，这是一个“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王凡西指出：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的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5]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在北京掀起反帝反军阀的民众运动，甚至能够发动首都革命，首先是利用了冯玉祥的支持和郭松龄反戈奉系的有利时机，其次是“政府号令不出都门（或许不出铁狮子胡同），而日日政府所作为者，又不足以厘正人心，表率社会”[6]。但是这个胜利是暂时性的，随着张作霖在日本的帮助下迅速击溃郭松龄，同时和吴佩孚达成谅解，建立了奉直“讨赤”联军来合围国民军，导致国民革命在北方的形势逆转，“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7]。
1926年1月，奉系军阀以追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入关，在各方军队的围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节节败退。“倘若国民军在北方完全失败，则全国将陷于顶反动的局面，广东政府在这样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亦将不免于陷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存亡关头”[8]，因而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底军事力量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应当发展最广泛的政治工作，并组织群众的行动去支持国民军底斗争”[9]。于是，中共中央制定了“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10]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接连发动了反对讨赤联军的群众运动。但国民军方面担心授敌以“赤化”口实，“为缓和帝国主义之进攻计，张之江有整顿学风之通电，以表示其反赤”[11]，他强调“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故而“万火急”地请求段祺瑞“整顿学风”。[12]这显然是国民军否定“赤化”、撇清自己的丢卒保车之策，对此章士钊复电表示嘉许，随即政府命令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而“所谓‘整顿学风’，实即防止赤化，取缔共产的修辞”[13]。
国民军的右转无疑为政府的镇压提供了有利帮助，正当北京群众运动失去了屏障将要陷入困境时，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这个意外，却为此事带来了转机。国共两党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趁机掀起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试图逼迫国民军重新左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一方面要求“本党同志千万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期，应该积极领导民众，帮助国民军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14]，另一方面呼吁“民众应极力援助，一致作战，使其能因民众拥护而死战，而完全变成为民众的武力”[15]。
1926年3月18日，
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
3月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一百五十多个团体召开紧急会议，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会后一些组织者像“徐谦、顾孟余、黄昌谷等，即各自散去”[16]，两千多群众在王一飞（国共双重党籍，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率领下前往执政府请愿，“中共北方区党委、共青团委、在北京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除个别人（如范鸿洁同志因守区委机关）外，全体都参加了”[17]，而其“提出条件有三：一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二交出昨日（十七日）殴辱请愿代表主使人；三推倒段祺瑞”[18]。之后发生的事情，据《时报》报导：
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狂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同时并高唱“国民革命歌”，呼声彻云霄。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群众多执木棍，棍端嵌铁钉以为武器，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19]
三·一八惨案“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死者四十余人，伤者约二百人”，“因为都是‘同胞的枪弹’，更令人切齿呀”[20]，它的发生宣告了政府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反过来证明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因而成了国民革命和民众运动在北京的一个转折点。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为了推卸责任，阁议“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21]，随后国务院通电各省，并在第二天发出了通缉令。鲁迅当天看到这个“诬之为‘暴徒’”的通电后非常愤怒，他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实际的真相是“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如此残虐险很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22]
鲁迅的激烈反应，表明惨案给他带来了“血的洗礼”。在此之前，无论是知识阶级还是学生青年，都过于迷信思想革命和街头政治的力量，不但“‘五四’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对往后的革命运动做好心理准备。北大时期塑造了他们性格的启蒙运动，乃‘非暴力’阶段的历史产物”[23]，而且“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24]。然而“同胞的枪弹”和“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25]，让朱自清他们意识到了革命流血的残酷，王凡西对此有过总结：
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如果说，这惨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那是并不夸张的。
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提供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26]
鲁迅一向并不迷信这种街头政治，他看到的更多是“五分钟热度”和民气不可用，所以不像朱自清那样在五卅后质疑启蒙并亲身参与请愿，他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思想革命、彻底参与街头行动。但是从介入女师大风潮开始，现实斗争一再打击鲁迅的启蒙信念，以致他在五卅运动和首都革命之后，产生过“文学家有什么用”的反思，如今惨案“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再一次让其意识到“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27]所以，从鲁迅称赞刘和珍“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矛盾心理，正如舒衡哲对周氏兄弟的分析：
但是他们只是思想王国的斗士，从未做好要投身到血腥的政治斗争中去的准备。1926年3月18日他们的学生的死亡，迫使这两位启蒙的辩护士，不得不正视他们文化理想的政治代价。他们都为暴力所震惊，提笔撰写长文，以表达个人的内疚与悲愤。他们的文章反映了他们作为幸存者的罪恶感。周作人文风忧郁，鲁迅则充满了激情的愤怒。[28]
不过暴力流血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在思想体系内激起创造性的变革，同时也封住了思想家的嘴口”[29]，像周作人就在迫压下逐渐下行退隐，而鲁迅却变得更加激进，不但立志做一个“出于人间”的“叛逆的猛士”[30]，而且提出要加倍复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31]。事实上，“每当他的朋友出于政治原因遭到杀害”，“都促使他加快在政治上走向激进主义的步伐”，而“鲁迅逐渐转向激进主义——女师大事件和一九二六年的血腥屠杀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影响——这种转变也表现在其他三个方面”，“第一，他比先前更为直接地批评其他的事件”，“第二，他与亲国民党、反军阀的出版界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第三，鲁迅对苏俄文学显示了新的兴趣”[32]。
1923年4月15日，鲁迅与周作人、爱罗先珂等人合影。
是年7月19日，鲁迅、周作人关系破裂。
这张照片，是现存鲁迅与周作人最后的两张合影之一。
二、革命问责与“道出青年心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一方面谴责杀人者，另一方面开始反思原因追究责任，因而舆情对“群众领袖”的批评非常多：政府方面，总理贾德耀指出“徐谦等阴谋破坏，非伊朝夕，与真正请愿学生，显有区别，藉端生事，酿成巨变”[33]，孙传芳陈陶遗则认为“驱人就死，而自策安全，居心狡毒，实属罪不容诛”[34]；国家主义派批评群众领袖“当众报告，毫无危险，事类欺骗；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被伤，亦无一人自首者”[35]，“故此辈虽非有意置民众于死地，但见事不明，以人命为儿戏，实罪无可逭”[36]；《晨报》方面批评“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37]，他们实在是“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38]；现代评论派也批评“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不能“脱卸自己的责任”，“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39]。
这些批评从惨案发生后就不断蔓延，让国共两党处在了一个极有压力的位置，为此《国民新报》发表社论《卖国贼及其走狗之妖言》，将这些批评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帝国主义之走狗——卖国贼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等”，特别是制造“诬陷之词”的章士钊；二是“卖国贼之走狗”，包括“北京知识阶级所谓大学教授如马君武、燕树棠、查良钊”，“尤有最可痛恨者，则北京言论机关”如《顺天时报》、《晨报》等，“谓爱国运动为受人利用”，“以图转移民众攻击之目标”。[40]中共则向全国民众发出通告，指出“是老卖国贼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41]，同时要求各地组织“我们应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但“对国民一军勿加攻击。他们政策的右倾乃现时所处的危险地位使然，只严电冯军将领速起讨段”[42]。国民党也发表了口径与中共一致的《对北京惨案宣言》，号召民众“能因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之横暴行为，彻底明了国民革命之意义与其必要，万众一心以趋此目的，本党同志与国民政府当竭尽全力以勉为前驱”[43]。在两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很大的示威声援运动，要求查清事实真相、严惩凶手并逼迫段祺瑞下台。
《语丝》第七十二期“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在鲁迅看来，这些指责革命党和群众领袖的言论，不过是政府的有意诬陷和帮闲的卸责流言，他首先看到的是“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推卸屠杀者责任的“阴险的论调”只会让他“出离愤怒”。[44]所以，该谴责的只能是凶残的“当局”和下劣的“流言家”：3月25日鲁迅针对《晨报》和国家主义派的攻击作《“死地”》，批评“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的看法；3月26日做《可惨与可笑》，批评流言家和政府“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4月1日做《记念刘和珍君》，批评“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4月2日做《空谈》，否定“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可以看出，鲁迅的立场和革命党一致，他不是“问责革命”而是“基于革命的问责”，不过他并非不清楚革命党背后的运作，据许广平回忆：
在“三·一八”前，我们去访问于右任。于右任带着煽动性的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去，黄花岗烈士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你们去干吧。”他一再鼓动我们去当女烈士，我们一听，就“寒心”了。
在“三·一七”晚上，在女师大一个院子里，加入国民党的几个学生在相互说话，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笼头浇，可见他们已晓得什么消息了，但我是学生会的人，他们没来通知我们，听见这种话，心里大不高兴，但当时也想不到会开枪。[45]
这些消息鲁迅自然会从许广平那里知晓，三·一八那天他也阻止了许广平去集会请愿。而在惨案发生后，鲁迅私下里其实“也说出了对当时领导纯真的学生的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的话”，辛岛骁曾回忆说：
在谈话的过程中，鲁迅很神气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因为喝了酒而发热的脸孔，由于愤怒更加泛红。他一面飞快地伸出手臂，一面表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这时鲁迅连眼泪也流出来了，凝视着我的脸孔。[46]
从这些情况来看，鲁迅选择维护群众领袖的立场，很大程度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毕竟他是国民革命的支持者和《国民新报》乙刊的编辑，实际上“他还与李石曾、马叙伦等教授们，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集会。商讨怎样应付及怎样反对那种暴行”。[47]
而除了批评群众领袖，当时的舆论对国民军的抨击也很多，因为“这次事变发生在国民军驻扎之地，而且事前曾得警察厅许可，所以这次惨案国民军应负相当的责任”[48]，甚至“杀学生之罪不在段张而在国民军”[49]。国家主义派在其宣言中提出了几点理由：首先，国民军“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其次，大沽口事件“鹿钟麟首递降表，其丧权辱国，实为激起北京市民反抗之直接原因”；第三，“在此事发生前一星期，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赞成，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第四，“冯军四面受敌，地位岌岌可危，且弹尽饷缺，军队已不虞哗变，故命贺得霖向列强进行五千万元大借款，但列强以防止赤化为条件，故冯玉祥及冯系军人不得不授意段祺瑞及贾内阁开枪屠杀民众为自己洗刷赤化，且为此五千万元大借款之代价”。[50]
实际上，支持革命的一方对国民军也很有意见，像周作人发表了《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和《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首先对“张之江与章士钊贾德耀唱和的整顿学风电”[51]表示不满，然后指出“这个北京是完全在国民军治下”，因此“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52]，张凤举则发表了《檄告国民军》，斥之为“民众之敌”，“‘国民军’三个字是一种欺骗”，要求国民军去逮捕“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53]而国共两党背地里也对国民军的右转非常不满，共青团北京地委就批评“在国民军几无人不公认其投降于帝国主义”，“而张之江的整顿学风，至少是助成三一八惨案的导火线”[54]，国民党也在文件中认为“国民军现已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以自解于民众”，“国民军右倾之态度，已极鲜明”[55]。然而为了“继续作抓住国民军，建立反直奉的联合战线的工作”[56]，国共两党都没有公开指责国民军。
《国民新报》
鲁迅对于国民军的责任同样没有加以批评，事实上，批判国民军的《学生总会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就发表在鲁迅参与编辑的《国民新报》上，周作人和张凤举的文章他也会看到，但是作为国民革命的支持者，鲁迅更多选择了沉默，他只能在《“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中，含蓄地表达自己对革命党人战法的批评：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57]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58]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59]
但是，青年人并没有重视这些含蓄的批评，他们更关注鲁迅文章中那些战斗性言论，甚至将“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和“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60]，做了相反的理解：
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不少篇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
“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61]
正是在这个王凡西所言的“越发鄙弃琐碎无力的文学争论了。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62]的时代，鲁迅的影响经由三·一八惨案的激化就此跨出了思想文艺界，成为了“青年叛徒的领袖”。周锦指出：“而鲁迅真正在文坛发生影响是这个事情，以前没有了，以前纯粹是一个作家。鲁迅在女师大事件是非很难判断，但在三一八事件，鲁迅所持的态度是公开的，攻击北洋政府最厉害的就是鲁迅，而且所持的就是‘血债要用血还’。那对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他在人群的地位也在那时建立起来。”[63]
三、“文化政治”与革命文化领导权
回头来看北京鲁迅的国民革命参与过程，尤其是在女师大风潮从学潮（权利斗争）到教潮（文化斗争）再到政潮（政治斗争）的演变中，可以明显发现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由此形成了一个三方互动但又各有分工的国民革命联盟，其中青年学生是运动的主体，知识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革命党则控制了政治权力，他们利用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和学潮民运在北京公开活动，一度所向披靡。
《莽原》杂志于1926年1月10日在北京创刊，
1925年4月在北京初刊,以周刊附于《京报》发行；
1927年12月《莽原》半月刊出至
第2卷第24期停刊。
鲁迅在这个革命进程和三角联盟当中，也明显有一个从“思想界的权威者”到“青年叛徒的领袖”的变化。实际上，“青年叛徒的领袖”最初是一个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并举的口号，因为《莽原》从一开始就既批判“特殊智识阶级”的反动，也鼓励青年们起来反抗，所以被认为是“思想界的‘梁山泊’”，“伏着青年叛徒”的思想，而鲁迅也因此被称为“青年叛徒的领袖”[64]。但是随着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他逐渐将“青年叛徒”的扶持从思想革命中的叛逆文学青年，转向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青年学生，其影响也就从思想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之中。尤其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通过自己的“热骂”和“批评”，在政府之外制造了一个公共舆论平台，以代言人的方式传达了民众的普遍意志和心声，并且将他们转化成了反抗现有政权的“公众”，其“杂感”也在把革命精神转化成公众精神的过程中，成了一种表征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文体，而鲁迅也从一个文人作家一跃而成为国民革命时代的“首要政治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鲁迅式知识阶级左派实现了权威和权力的分离，证明了大众社会文化领导权争夺和革命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重要性，因而其革命文化领导权才能与政府的现实政治控制和革命党的政治领导权三足鼎立，由此也创造了“文化政治”的知识阶级新参与方式。不过，“文化政治”虽然摆脱了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分离的状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仍没有摆脱文化本体论和文学工具论，其次是其“政治”观明于反政府政治，昧于革命内部的政治压迫，像鲁迅就因为在三·一八惨案后没有批评国民军和革命党，而被现代评论派讥讽为迎合民众。而更值得反思的“文化政治”问题是：知识阶级左派为何只是取得了革命联盟的文化领导权，却不能进一步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发动一场以知识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呢？
从女师大风潮的发展可以发现，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北方民运的斗争方式，其实给过知识阶级独立领导革命、充当“普遍阶级”的机会，譬如他们曾经在“教潮”阶段取得过全面的主导地位，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不行。从表面看这是被革命挤压的结果，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知识阶级只是一个消费阶层而非生产阶级，革命的真正主体或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或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65]，他们不过是“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共两党眼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66]，因而中共一般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7]，国民党则常用“智识界”[68]的概念指代。革命党不仅认为知识阶级“他是不成其为阶级的”，而且认为“五卅后阶级分化急遽的过程里，他们都渐渐的‘各有其主’，而分属于各社会阶级了”[69]，相当一部分甚至成了国民革命的“反动派”。
不过革命挤压只是外因，更关键的根源来自知识阶级自身的先天结构缺陷，因为他们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阶级”观念，在其客观阶级归属（经济结构）和主观阶级认同（文化政治）之间存在着断裂，总是习惯性地着眼于思想文化（“知识”），实际从晚清的士阶层解体开始，就不断因认同问题分裂而非凝聚本阶级的力量，所以其文化革命路径，正是导致知识阶级难以成为普遍阶级的根源。
首先，文化革命着眼于国民性批判，缺乏充分的政治经济关注，致使知识阶级忽视国民革命的核心诉求。像鲁迅在五卅运动中看到的就不是群众运动的力量，而是“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70]，所以他一直坚持五四国民性批判和世界主义立场，反复批判“民气论”，这就和国民革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诉求严重脱节。既然知识阶级总是着眼于本阶级兴趣，不能顾及其他阶级的利益，自然也就难以成为普遍阶级。
其次是文化革命作为一种话语革命，具有现实不及物性。鲁迅能够占据了文化领导权依靠的是他的“笔墨”，但他反对赤膊上阵的街头政治，坚持壕堑战，由此知识阶级的立场和身体的在场分离了，他成了一个“不上街”的“青年叛徒的领袖”。这种非行动性和不及物性的无力感不但被求助的许广平批评，它也反复被鲁迅自己体验到，也正因此，五四之后“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71]
正是基于这些缺陷，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取代了知识阶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将阶级压迫和殖民压迫确定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把反帝反封建树立为新的斗争目标，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新的斗争方式，“使北京的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文艺运动配合到全国革命的主力战中去”[72]，进而将知识阶级的先进分子转化成了国民革命同路人。不过，知识阶级左派的国民革命联盟文化领导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是北京政变后特定政治时空的产物。
首先，是依赖街头政治和大众政治的存在。北京的国民革命在北伐之前，采用的是学潮民运的方式，因而“‘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等可以说表示的是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73]，而鲁迅的作用正在于民意表达、公众塑造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建构；其次是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撑，“他们对民众运动采取消极不干涉的状态之下，民众本身在政治上的力量，总得遂其相当的发展”[74]，另外，“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75]，因而“权威已与权力分离开来，政治已与政府管理分离开来，公共讨论在政府机构之外的领域展开”，这就“赋予了‘文人’、‘启蒙哲人’和‘作家’一种新的功能和责任”[76]，“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77]。
1927年1月2日鲁迅摄于厦门
南普陀寺西南小山岗的荒坟之上
但是随着三·一八惨案后执政府倒台，“奉军大踏步来北京矣，枪决邵飘萍，继之以‘宣传赤化……一律处死刑’的告白，于是北京顿成了恐怖时代”[78]，同时奉系军阀还“拟以赤化嫌疑名义，根本改组北大，尽驱逐一般进步的教员和学生”[79]。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大学虽仍上课不辍，然而教授中之有政治色彩者，均不自安，纷纷南下”[80]，由于鲁迅也谣传出现在了通缉名单上，因而他四处避难，最终“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81]的他选择跟着林语堂南下“大逃亡”：
我们知道北洋政府是开始下毒手了。当时军阀手中平时坦直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共有五十四个人名字，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
在林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我决定回厦门去。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82]
回顾北京鲁迅这一年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国民革命这个“激变时代”，一直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和位置，这实际也是当时五四知识分子面临的普遍问题。不过相对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五四之后的主动求变来说，鲁迅的反应要迟缓被动得多，他直到1925年中期才试图重启思想革命，而且要不是介入女师大学潮，他和国民革命的相遇可能还要推迟。但是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责任感，决定了鲁迅不会始终置身于国民革命这个时代大潮之外，并且其思想革命要想对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有所作用，实际也对政治革命有着一定的依赖性。正是在参与女师大风潮的过程中，鲁迅逐渐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政治左翼，他将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结合起来，不断反省知识阶级及其文化启蒙理念的局限性，尤其是首都革命的胜利和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成了他观念转变的重要催化剂，前者让他看到了国共两党的革命力量，后者则促使他公开批判政府。
但必须注意的是，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支持并非是无限绝对的，他其实并不太了解国民革命的具体内涵和实际运作，他支持“除军阀”更甚于“打倒列强”，而且他对群众运动始终持怀疑态度，此时他的思想革命批判和世界主义立场仍旧重于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诉求。虽然鲁迅做了一些呼应甚至是配合国民革命的工作，但他自言“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83]，他和革命党人之间更多是一种基于共同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关系，甚至直到他面临政治迫害之后，他在《大衍发微》中对通缉名单的解读，仍然着眼于教育界的派系冲突，而非国民革命和政党政治的眼光。尤其是国民革命在北京溃败得如此迅速，还不能从根本上打动鲁迅，所以他才会在北伐刚开始的时候颇为悲观地说：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84]
本文节选自《“中期鲁迅”研究》
（邱焕星 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3-0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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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欢迎词》，《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第290页。
[2].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译本后记》，《语丝》第57期，1925年12月14日。
[3]. [日]厨川白村（鲁迅译）：《从艺术到社会改造》，《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
[4].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莽原》半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
[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0页。
[6]. 渊泉（陈博生）：《女师大事件平议》，《晨报》，1925年8月25日。
[7].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409页。
[8].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192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380页。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413页。
[10].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节录）（1926年2月21日-24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299页。
[11]. 仁静（刘仁静）：《对北京惨案杂感》，《中国青年》第118期，1926年4月3日。
[12]. 《张之江主张“整顿学风”致段祺瑞电》，《世界日报》，1926年3月11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4页。
[13]. 《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商报》，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8页。
[14].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反对八国通牒通告》，《国民新报》，1926年3月18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30页。
[15].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告民众书》，《国民新报》，1926年3月19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32页。
[16]. 《国务院门前浮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7]. 萧三：《“三·一八”烈士永垂不朽》，《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页。
[18]. 《国务院门前浮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19]. 《国务院门前浮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20]. 自清（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
[21]. 《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京报》，1926年3月20日，见《三一八运动资料》，第77页。
[22].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
[23].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73页。
[24].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31、136页。
[25]. 自清（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
[2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9、20页。
[27].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
[28].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84页。
[29].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75页。
[30]. 鲁迅：《淡淡的血痕中》，《语丝》第75期，1926年4月19日。
[31].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
[32]. [美]哈雷特·密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龚文庠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8页。
[33]. 《贾总理之谈话》，《顺天时报》，1926年3月21日。
[34].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69页。
[35]. 周传儒：《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
[36]. 《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商报》，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页。
[37]. 徐志摩：《梁先生病院谈话记》，《晨报》，1926年3月31日。
[38]. 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晨报》，1926年3月20日。
[39]. 西滢（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
[40]. 《卖国贼及其走狗之妖言》，《国民新报》，1926年3月21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31、232页。
[41].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向导周报》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
[42].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192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380、381页。
[43]. 《中国国民党对北京惨案宣言》，《政治周报》第8期，1926年4月19日。
[44].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语丝》第74期，1926年4月12日。
[45]. 许广平：《附录一：许广平对三次来访的创作组成员的谈话记录》，《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第206、207页。
[46]. [日]辛岛骁：《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下）》，任钧译，第1514页。
[47]. 荆有麟：《鲁迅避难在北平》，《鲁迅回忆录（专著）（上）》，第135页。
[48]. 《学生总会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国民新报》，1926年3月26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66页。
[49]. 芷：《对国民军之怀疑》，《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
[50]. 《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商报》，1926年3月25日，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8、209页。
[51]. 岂明（周作人）：《对于大残杀的感想》，《京报副刊》，1926年3月20日。
[52]. 岂明（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京报副刊》，1926年3月21日。
[53]. 张定璜：《檄告国民军》，《语丝》第71期，1926年3月22日。
[54].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413页。
[55]. 《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1926年5月1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第333页。
[56].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413页。
[57]. 鲁迅：《“死地”》，《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3月30日。
[58].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语丝》第74期，1926年4月12日。
[59]. 鲁迅：《空谈》，《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60]. 鲁迅：《空谈》，《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0页。
[6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0页。
[63]. 丘彦明记录整理：《如果鲁迅不死——三十年代文学问题对谈》，《鲁迅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64]. 冬芬（董秋芳）：《读过〈莽原〉》，《京报副刊》，1926年3月6日。
[65]. 秋白（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周报》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66]. 独秀（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6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68]. 《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69].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709页。
[70]. 鲁迅：《补白（三）》，《莽原》第12期，1925年7月10日。
[71].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7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9页。
[7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74].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406页。
[75].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76]. [法]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7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82页。
[78].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413页。
[79]. 雷音：《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向导周报》第151期，1926年5月1日。
[80]. 李璜：《我卷入了国民革命的政治漩涡中》，台湾《传记文学》第22卷第1期，1973年1月。
[81]. 鲁迅：《260617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28页。
[82].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118、119页。
[83]. 鲁迅：《可惨与可笑》，《京报副刊》，1926年3月28日。
[84].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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