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停战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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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半年之前，某国企领导甜蜜街拍发酵之际，一个声音突然从乱军之中冲出，笔锋直指舆论鸣放，并暗示群众抓包有误、似乎期待事有反转：
然而在他“希望的官方通报”明晃晃出炉后，他又不无痛心疾首地极尽遮羞粉饰：
那位国有企业的领导于今天的现实中到底是不是“怪例”，我不好说，但是有一个问题恐怕不得不深究：什么人才会如此的恐惧和反对「大鸣大放」？
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曾有点出：
在这样的民主(指当时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敌人。
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吕梓源吗？
先说当时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比2020年增加11.7万人。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4.24%；比2020年增加20.4万人，也是近五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市早已经正式跨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同时，在当时疫情放开之后全社会“保护老年人”的共同呼声下，作为首都（政治示范效应首屈一指）的北京市理应在医疗资源分配和公共舆论宣传等方面做到无死角——注意，去年年底那波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120 调度指挥中心日均呼叫量持续增长，12月9日24小时120电话呼入量31863次，达到常态化呼入量六倍以上。
然而，似乎“防不胜防”，还是让市台的年轻记者吕梓源漏了出去，漏到了群众的面前。
从过往履历和言论看，年纪轻轻的吕记者看起来十分抵触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当某地出现基层一刀切的抗疫悲剧时，她没有体现出一丝丝作为媒体工的行业格局和职业素养，而是如西方NGO小喇叭那般聒噪廉价的情绪性话术，仿若一幅声声为民请愿、替众呼唤的姿态。
不过，她却在自己感染之后，仅仅38.2°发烧症状便火速以暂时仍不为人知的「能力」在资源空间寸土寸金的北京市，大摇大摆住进了方舱医院，且是小汤山而非临时方舱，且是双人独间，且在暴露后还公开声称另一张床是给同事预留（妄图平摊公众注意力，此处尽显人品低劣、职场素质低下）。
尤为让人顿觉失语又失落的是，这位京城小记者似乎真的对首都社会的真实境况全无了解……
她完全不知晓在北京讨生活的百万单身北漂族有几个是“有人照顾”的？有几个人是会连烧水、定闹钟吃药、打扫卫生这等寻常事也要视作特殊交代之事的？
这到底是小记者，还是小公主？
至于她那个时候轻松接受供应的药品，彼时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有多难买到，她恐怕更是一无所知了。
应该来说，北京市台的政治感知力实在是太次，完全不察眼下社会公众的关注点和敏感区。
而根子还是那四个字：脱离群众。
这不，逼得胡锡进那会儿也不得不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给特权分子打圆场：
一口一个“小吕”、“缺少经验”，极尽轻描淡写之能事，让人又想起了他“报社孩子”的令人作呕之用语。
就胡锡进这段话，我简单翻译一下则是：
一个人变得油腻而游刃有余，这是需要过程的，像我老胡这么油的境界，他们还差点功夫。群众得给他们时间，等到都像我老胡这样又会装低调、又会说车轱辘话，戏就好演了，群众也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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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么翻译，是因为他如此表态实在太多次了，比如这是最新的一次：
至于过去，那可就太多次“苦口婆心”了：
出发点还是一成不变：小心群众！远离群众！屏蔽群众！
向权贵们苦口婆心的劝告“低调”，此等替主子忧心的姿态真的“宫廷”极了。
仿佛忧权贵之忧，自己便也能够凭秉笔宦吏之躯，跻身权贵之伍。
这些笔墨士族、太监宦臣往往没有信仰、没有自尊、没有思想、没有自由，他们只知道听主子的话。
甚至，这主子是谁他们都无所谓，只要能让他们混个一官半职，他们就能挥毫泼墨、为主子大唱赞歌。
然而当棍子打到自己身上时却又开始撒泼打滚：
就这一类文人，毛主席1967年5月已给出过辛辣的评述：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所以我也一直都说，看胡锡进先生的文章你会有一种错觉：此人若是生在百年前，恐怕在《南京日报》或《中央日报》也能坐到个主编的油腥衙位，替蒋光头歌功颂德一番。
今天的胡锡进之流以粉红党姿态、本着“维稳大于一切”的信条，自诩“建制派”，其实质是暗指自己是“维稳派”、是权力的附庸，一切不和谐、不稳定的人都将是胡锡进枪口下的“维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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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谄媚奴颜，显然是反社会主义也是反人民的。
隔着手机屏幕都可感受到其字里行间的忠啃，呵护屎尿屁才女贾浅浅如此，庇饰宾利大姐如此，淡化吕记者独住小汤山如此，遮羞国企领导私生活依旧如此。
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地给权贵们“谏言”：“各位大爷一定要低调啊！小心被人民群众给革命了！”
什么是「去阶级化」？这就是。
如鸵鸟思维一般：只要这些资本家、新地主阶级和他们的二代们“保持低调”，那么今天中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便不存在了，就“这盛世如你所愿”了～
还是我说过的那段话：永远不要再说他是“骑墙派”了，他从来就没有骑过墙，他从来就是立场鲜明地站在权贵、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和精英买办的一边，他从来稳坐于人民群众与工农阶级的对立面。
1918年，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有语：
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镇压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
这种趾高气扬、端坐高位的宦人，毛主席在1966年时更是有过极其精准的评价：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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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品一品胡锡进先生的这句话：
怎么理解呢？
我再来翻译一下，也是帮扭扭妮妮的胡先生大方开口吧：
泥腿子们打江山、闹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当权者、精英分子们坐江山的时代了，不要再闹腾了！
“打了一辈子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的意思？
恍然有一股熟悉的气味，回想80年代初期有一句著名的愤语曾从庙堂之上传开：
看群众脸色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啦！
中国从革命时代走向建制时代了吗？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变为建制党了吗？
不由想起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所语：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
十年后的盛夏，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又有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早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就曾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直至濒近晚年，主席终于泪目悲叹：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再审视一遍胡锡进的“中国复兴开始时以革命的方式开路，如今要以建制的方式不断改革前进”——从史观层面，胡锡进还在表达一种赤裸裸的精英史观，而非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人民史观」。
此人还曾出言论，大致意思是要求舆论不要过于“上纲上线”：
这种论调非常有趣，试问：什么人会害怕“纲”和“线”呢？
或者说，他胡锡进害怕的政治纲常和阶级红线，又是什么呢？以致于如此大惊失色地呼吁“下纲下线”？
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曾有指出：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我想起了2021年9月，他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去革命化，以及给革命赋予“恐怖化”色彩：
什么人会害怕「革命」？这个问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讨论的。
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所谓铸剑为犁的“和平年代”，「革命」这个被全世界受压迫阶层、被剥削阶级所赋予了神圣使命感和历史成就感的词汇，其意义内涵一直在被解构，也一直也被某些势力以抗衡、以对峙。
有时，甚至还会被人为地曲解乃至隐藏。
恐惧革命，逃避革命，抵制革命，以至于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时代里掀起一股“去革命化”的浪潮、鼓吹和打造一个以“革命过时论”“革命无用论”的氛围风气……
这都是十足的阳谋。
在维稳万岁的名义下，反动分子和既得利益军团那一座座膀大腰圆的肥腻皮囊下一根根油腥的尾巴，从来都是藏不住的。
1967年1月6日，《文汇报》曾刊文：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
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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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南开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难道他们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吗？否。他们要扑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停止过同无产阶级作斗争。
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他们真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热心的是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革命，革谁的命，谁自然便是抵触革命、反对革命的急先锋。
反对革命者，从历史走来有一个相当浩长且人民导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国时代著名的白色媒体、媚洋改良派杂志《现代评论》刊文：
现在社会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看，这畏惧“反革命”罪名、亦是畏惧革命的口吻嘴脸，是不是与今天的胡锡进之流别无二致？
「反革命罪」，毫无意外诞生于革命时期；同时，推动一项罪名与治罪政策/法条法规的出炉，必须存在着一股进步的力量。
这股力量，对于反对革命的反动势力必须有着极为坚决的阶级仇恨，才能促成「反革命罪」这一充满着阶级正义和审判自信的罪名的托出。
2019年1月，领袖有言：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什么是“自我革命”，什么是“守纲守线”？
就是一把手枪对准敌人，一把手枪指向自己！
“下纲下线”，人民不允许，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允许，百年来的革命历史不允许。
革命的目的，斗争的目的，解放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公平。
去年年底放开之后，北京的疫情形势、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防疫战线有多么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有身份的人还有个讣告，而老百姓的性命则注定无人知晓。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主席1927年写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主席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主席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毛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毛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时隔三十八年再登井冈山，72岁的主席踱着步，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跋
斯大林同志曾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宁本人在《给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辞则更加严厉：
抛弃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犹豫分子！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预言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就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过：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所以毛主席一生中也会不止一次地强调：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为什么会提及子女？从勒令留苏归来的岸英必须参加土改劳动、不准坐办公室里享清净，到勒令两个女儿“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对子女不温？
李敏后来慢慢领悟到了父亲的道理所在：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1971年，毛主席曾对同志们这样说：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什么人会恐惧和反对「大鸣大放」？什么人会要求远离群众监督和批判？
毫无疑问，一定回避和抵抗「革命」的人，他就是列宁笔下的机会主义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
革命，简单二字，却代表着一段不能忘记的、我们身后曾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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