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6月28日这一天，刘少奇将他起草的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在这个信稿上作了66处批改。这66个批语分别指出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兹将刘少奇的信稿和毛泽东的批语抄录如下：
大概如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较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地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地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地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地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地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缘故】。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么，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4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地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观真理自觉地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地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把下列几句话刊登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这几句话中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审干“九条方针”（见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7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言中说：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6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
“抗战的第6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22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22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7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他写道：
总部、129师、120师、聂军区、115师、新四军：
一、去年10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后，形势似稍有好转。但不久，蒋介石即令朱绍良、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3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己公开出面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可说是进攻的思想准备。4月甘肃民变规模日趋扩大，至5月，竟占23县，人数至数万之多，当时蒋估计我方或将支持民变，彼即借口向我进攻。但我方依据团结抗战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防地，不给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拨性的言论及以挑衅为目的的军事布置仍然非常积极。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胡均认为此乃对共党镇服良机。6月，蒋允许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给以任何具体意见（周、林现尚在重庆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党中央正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问题时，彼即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彼方提出交出军队取消边区之条件（这些条件现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报纸上宣传），因彼方已熟知我党一贯方针是为团结抗战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两党摩擦与两党破裂之事件发生，彼方或以为在此种情况下，有将我党压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时机，急速抽调河防部队追入边区附近，并下令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至于日寇东条实行勾结中国抗战阵营叛变而不甚强调反蒋的新政策以来，蒋与日本密使（吴开先等）经常接洽，是否与此次进攻边区之准备有联系，亦值得严重注意。此外西安国民党方面则传出下列消息：半月内苏德大决战将爆发，日本将闪击苏联，集中目标于先打击苏联，再对付英美等语，蒋、胡向我进攻之准备如此急迫，或亦与此有关。兹将5、6两月及最近数日内胡宗南军事进攻准备的具体情况列举于下：
（1）令53师由韩城河防开洛川，接替暂骑2师防务，暂骑2师限5月17日到耀县集结，业已接防完毕。
（2）167师由大荔河防开邠县，已于5月13日到达。
（3）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之部队运输络驿不绝。
（4）令所属修补工事，并令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
（5）令潼关河防之第1师，赤水（临潼属）之第78师准备交防行动。
（6）令现驻甘肃之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挥所，王曲之装甲兵2团（战车坦克70余）装油待动。
（8）7分校教导总队刘钊铭已集结两个团，由岐山开赤水一带，接替第78师防务。
（9）165师与61师的武器均已全部换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声赴延安视察边区情形。
（11）5月20日傅作义电胡宗南商讨夹击边区，并谓应不怕破裂和牵动国家大计。胡复电极表赞同。
（12）胡得悉第三国际解散消息，突加紧张，对封锁线部队重新部署，进攻边区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电蒋呈报对我作战计划，共分3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并请中央派空军及令2战区协助，惟因甘南民变胡系调去了5个师兵力影响其第二期计划实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边区形势更形紧张。6月4日胡令各部：现系军事紧张时期，部队随时有移动，兵扶不得缺额，否则以贻误论罪。
（15）驻宜川之90军长李文分工兵连开洛川，归53师指挥，修筑交河口桥梁。并令辎重连大车20辆开洛川，协助53师运输。
（16）暂骑2师6月10日已接替165师耀县防务。新27师由富平庄里镇开到洛川附近。并令暂25师、新27师、53师、暂骑2师、陕保指挥部等防务，统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毕。
（17）6月18日胡宗南随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师师长邓钟梅，暂25师长刘英，新37师师长徐保等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召集新27师、53师官长训话。
（18）6月18日胡之副参谋长李昆岗电36军（36军在甘南进攻民变）或另有任务，希努力进剿。
（19）6月18日，李文批准第一野战医院开洛川，90军对我军之作战计划办于是日携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师（袁璞）限6月30日开陕北同官待命作战，令驻赤水之78师即开分县。第1师驻朝邑之一个团开东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军之28师，即刻秘密由韩城开赴中部集结待命。7月2日又令改开洛河（洛川南）集结。该师83及84两个团7月2日晨已出发，82团及师直7月3日晨出发，7月6日可全部到达。
（22）78师原令开宝鸡之一个团改开分县。
（23）第8师于29日全部到达同官山地，该师留商县剿匪之24团第3营亦拟调回参战。
（24）16军炮兵团第1营，已于6月28日由郃阳开耀县。
（25）重炮3团3营，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阵地，30日已向西行动。
（26）西安办事处30日亦有电告：胡对边区之军事部署，忽趋紧张，对闪击陕北空气，由军队的紧张准备军官干训团及党政当局之议论，以及于社会，此种情形比过去为迫急。此种布置恐出自蒋及国民党估计日本半月即将攻苏借机进攻边区等语。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军限7月8日准备完毕，听候胡手令动作。
总的说，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从此点看，蒋是否与日本有何谅解，值得注意。此外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线路的调整（非必须线路的撤收，斜线路的增设），部队非必须品为后运，战前教育实施，都表示进攻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作战，这些都是历来所未有的。
军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德
不久，毛泽东又在6日以朱德名义发出由他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揭露国民党军队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呼吁团结、坚持抗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富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8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4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 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10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1军主力第78师，第167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90军之第28师，第53师，已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57军之第8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16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病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6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6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50%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于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33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像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像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澄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覆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覆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掬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10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再打10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哪里有10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地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33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与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略）
与此同时，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对其援助。
7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们的电报，要他们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在席间称周恩来为老师，称林彪为同学。
周恩来、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继续北上。
7月10日，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
7月11日，毛泽东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通讯：
【新华社延安11日电】重庆消息，《新华日报》7月1日纪念中共22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检，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3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1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7日6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8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8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修改中特意将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共9条，见上一章），6月28日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处批改，以及后来在1958年主持讨论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并录入书中。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细、不厌其多，将这些文献全文录入，一是因其无论在当时、在当今或者在将来对人们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由此可以见证毛泽东对他的下属是如何的至诚、至爱而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这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常言道，知恩图报真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在数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起毛泽东的恩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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