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
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地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报7月9号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可以参考其他文件，如解放报7月6号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和8号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地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
二、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内战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33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具体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仍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认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的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与他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厉办法处理之。（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斗争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地教育干部，达到10%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丁）各保卫部门应继续加紧审讯工作，在监狱中进行反省运动与控诉运动。（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见《防奸经验》第6期），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四、加强警戒工作，严格地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彻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地进行军事教育。
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质问国民党》（请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在社论中写道：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正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接着，毛泽东在社论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恶阴谋，以辛辣的笔调驳斥了他们所散布的“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无耻谰言。
针对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阴谋，毛泽东写道：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作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作增强团结么？”
“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最后写道：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到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西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7月21日，毛泽东为公布《评<中国之命运>》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他写道：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日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二、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三、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讨论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四、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马
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便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地赶着毛驴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原来在毛泽东、朱德同意由杨步浩替他们交公粮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他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他握着杨步浩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了，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像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他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并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地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的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对有钱人谦恭，老乡们见此人如此傲慢，不得不往一边靠，被挤到了一边也还是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让有关人员将某些被审查者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刚看到第2份材料，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接着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一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7月30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了中央关于审干“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8项政策，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周、林（即周恩来、林彪——笔者注）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指罗瑞卿、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笔者注）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7月9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3个字。其详另有说明（见后8月15日《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笔者注）。
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6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8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8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3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午卅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和林彪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恩来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的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恩来。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一、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的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感情，有系统的进行一次对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此在实践上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二、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5个文件为中心：1、《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2、《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3、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4、王稼祥同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5、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并参考《解放日报》7月1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7月12日社论《质问国民党》，7月27日社论《论时局》，及其它有关的文章。
三、为使这一学习能够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规定8月5日至15日为浏览阶段，8月16日以后再进入讨论阶段。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浏览阶段结束，讨论阶段开始前，召集一次会议，反映浏览情况，研究讨论方法，望各单位学习领导机关注意准备意见。
中央总学委
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么，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4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我们要按着这4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作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
“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关于联系群众问题，毛泽东说：
“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周恩来给董必武的电报，全文如下：
董：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8、9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毛泽东 周恩来 真延
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1954年病逝）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名叛国将领概观》一文，该文说，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文章中公布了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他们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社论借用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鞑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8月13日，毛泽东就击退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他写道：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进行不声不响地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7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62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6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56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审干“九条方针”作了详细说明。决定中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压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3个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关于“调查研究”，决定说“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的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再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关于“争取失足者”，决定中说：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干查出两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该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去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二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比杀掉为有利。只要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自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她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
此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恩来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他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此后，江青也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且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
礼堂被席地而坐的学员们挤得满满的，老师和校领导都被挤到礼堂内东侧，从大门口到主席台排成一溜儿紧靠着墙站立着。
主席台上放着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走上主席台，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们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上了主席台。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那1米8以上的魁伟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句话，顿了顿，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了延安，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传言，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不清，就让江青接待他，跟他解释一下。江青对彭德怀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在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发电报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安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来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3人因病未到会。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这次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在秋季的一天，任弼时曾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他希望萧三能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有幸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可是到了年底，萧三的那本毛传并未能如期完成。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杨醉乡，原名杨增爱，1906年出生于延川县杨家圪台村，1927年5月在延安省立4中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永远区委宣传部长，列宁剧团团长，工农剧社社长，人民抗日剧社党支部书记，抗战剧团团长，创作有秦腔剧本《崔福才转变》、《王老虎》，快板剧《消灭汉奸》，陕北小调剧《送公粮》，眉户戏《求婚》、《三姐妹》、《劝妻》等小戏。他在演出中经常反串老婆婆，故有“杨妈妈”、“佘太君”之称。
毛泽东的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2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在点有小马灯的办公桌旁坐下，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后来在1943年2月7日又把这些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由蒋介石派来的“审判团”等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3人叛变。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后来在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笔者注）、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他们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早已牺牲和徐梦秋、潘同、刘希平3人叛变了。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代表们仍然不知陈潭秋已经牺牲，又把他选为中央委员。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参看《毛泽东选集》）。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毫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参看《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3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40至50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6、7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300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作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10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3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6月28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6、7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58%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42%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究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10月1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毛泽东在社论中同时表示：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7月12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10月5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堪称政论文中的典范之作。且不说他老人家下笔辛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彻，单就其政策和策略来说，一般的政论文都是无法可比的。须知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一类文章既不能像一般的辩驳文，也不同于讨伐檄文。它既要充分揭露和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恶行，又不能把老冤家一棍子打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民和团结抗战之目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越读越觉得奥妙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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