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94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
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主要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
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他还回顾了亲身经历，他说：
“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泽东同志，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泽东同志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泽东同志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周恩来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小结，先讲了团结问题。他强调说：我们是要团结的，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
他还讲到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说，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方法；这次整风继续以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0月间的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3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此前，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在另一辆车上，江青、陈琮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他挎在身上的暖水瓶被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此时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他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的各样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一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星期天的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哪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抬起右手对着毛泽东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
“对，对。”
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一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午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他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得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战士回答说：
“上级领导得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3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伏击战，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他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讲话，其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10条政策，这10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摩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50000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25000人，红军改编时只有45000人，现在边区有了50000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6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笔者注）。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10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35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3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70%，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1400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8辆大车，22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80股，22个运输队员作为20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19万斤提高到38万9千余斤，增加了100%，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100头牲口20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120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185万斤，增加了50%。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3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4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4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140万人口的地方回来。6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2月王震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6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18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3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120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4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3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分别接到了陈毅和饶漱石的来电，这才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就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斗争了陈毅，饶漱石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树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3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并让他列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埃及，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埃及的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开罗。
开罗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问题。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
“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所说的这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在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这个提议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过了老半天，蒋介石才说：
“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11月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
“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便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
“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
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
“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会议期间，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开罗会议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对日反攻作战的方案，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宣言》在写到打败日本后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
“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
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后来在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再说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
“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第2届叫农工业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吴满有、杨步浩等17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一起挂在了主席台上。
这天下午，两大盛会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长篇讲话，他说：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作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3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4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树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第3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委托西北局邀请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吴满有、杨步浩、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地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这次座谈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12月16日，毛泽东就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的敌后任务问题，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复电给邓小平，他在电文中写道：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两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专题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前边已经说过，在1942年10月下旬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原26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肃反”问题。中央便在清算全党“左”倾错误的同时，从1942年11月5日开始，在3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举行了12天的专题会议，对西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决定》便是根据那个专题会议的结论作出来的。《决定》中说：
“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这次专题会议还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给予了组织处分。
毛泽东总结说：
“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会议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执行的错误路线给定了性。”
尽管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原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还远没有结束，高岗出于个人野心，又多生枝节，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就在1942年11月中央召开的西北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专题会议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
“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说：
“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慌忙换了话题，说：
“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接着，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批评他说：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3支队2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听他如此说，恼羞成怒，就利用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后来到了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还主动向高岗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由此，高岗对阎红彦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并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高岗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中央对他却是非常信任的。康生奉命在会上宣布：“高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后来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一直到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等这才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为此，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向阎红彦道了歉。事情到此总该结束了吧？不！谁也想不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1962年，还在毛泽东身后，围绕着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又多次发酵，热闹还在后头呢。
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本章讲到的王明和高岗这一类人最终不能成大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低劣的人品和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后人往往把他们说成是毛泽东的同路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抬高了他们。他们之所以混迹于共产党内，不过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罢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一类人不是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便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和小爬虫。他们何尝信奉过《共产党宣言》，信奉过共产主义？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过是通过改朝换代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一旦取得了最高权力，便与原来的反动派毫无二致，一样维护私有制，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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