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
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12月24日，毛泽东派人给刘少奇送去了一本书，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
1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康生关于反特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华中局并转1、2、3、4师，山东分局，5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5%。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1944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生亥感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1921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在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左”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直至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
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8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中央政治局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发出由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
指示还要求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要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100到200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指示还特别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2月间，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对编导人员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京剧组在中央党校首次演出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大获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全文如下：
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战斗员们，游击队员与民兵们，在战斗中负伤患病的伤病员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全体抗日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英勇斗争致敬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抗战6年半的长时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的最前线。100万的敌伪军，一年几十次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毁灭，特务分子暗杀放毒告密的恐怖，粮饷弹药的缺乏，许多地方还加上天灾，但是你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最前线。你们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几千次的仗，打死5万以上的敌伪军，打退了常常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攻，打垮与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的主力，收复了许多的失地，许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是扩大了。许多地区，不但胜利地进行了对敌斗争，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人民和部队的生产运动、救灾运动、防奸运动与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你们这种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你们的大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国人民也已明白。你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军队的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长城；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3次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锻炼，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正在学习着怎样更好的斗争。6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担负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在不休息的战斗中，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战士，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人民的关系还有一些什么缺陷，还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据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抗日军队对抗属对抗战的一切工作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好些吧！一切共产党员，动员起来，更好地团结全军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坚持根据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吧！在你们的铁一般地团结之下，你们今年的对敌斗争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你们的生产运动一定会在胜利的对敌斗争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会清除奸细破坏分子，把根据地十倍百倍地巩固起来。
庆祝你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今年将要得到的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胜利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万岁！
扫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的班威廉夫妇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是英国物理学家，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早在1941年12月7日，当他和夫人从收音机里得知日美开战的消息后，便于8日清晨迅速乘车离开北平市区，在共产党人和沿途农民的帮助下，历尽艰险通过了日军防线，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班威廉夫妇帮助根据地开设了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员，“电讯大王”王士光便是其中的一员。
且说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毛泽东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在河北教授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后来，班威廉夫妇到了国统区，他们在敌后根据地两年间所写的笔记、保存的报刊文件均被国民党特务烧毁了，只留下一本日记，他们便根据这本日记写成了《新西行漫记》一书。关于此次会见，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1月9日，毛泽东请在重庆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话剧剧本《虎符》。《虎符》是他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釐（音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京剧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看完演出，毛泽东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子巧
1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电：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4同志：
一、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地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6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地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6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6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20%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地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什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地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子敬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曾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向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总部、新四军、129师、五台军区、120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地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3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地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
“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115师与山纵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115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发表了讲话，“关于路线学习”，他说：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18亩），能产6石粮食，4石归公，2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1石5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4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4军12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
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在分别10年之后，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地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漱石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寅删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对于陈毅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和谭余保也闹起了别扭，起因是他在学习班上重提1937年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而被谭余保用烟袋敲脑壳的事，他还讥笑谭余保说，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谭余保本来也没有忘记那时候陈毅骂他是“土匪”的事儿，如今见他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因此两人又闹了起来，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就把王震召来，笑着说：
“王胡子，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主席。”
王震问。毛泽东说：
“陈毅和谭余保闹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
毛泽东便交代说：
“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握手言欢，成为至交。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一套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共分五辑，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尔后，他为丛书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笔者注）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他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4月9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前边已经说到了毛泽东为调解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作了不少工作，可饶漱石还是不依不饶。此时陈毅正患感冒，看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和时局》草稿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正忙于修改《学习和时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曾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小平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陈毅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再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他和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受一点教育。毛泽东不让他看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在3月15日给饶漱石的电报，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陈毅还是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对那些批评的确是耿耿于怀的，否则他就不会在文革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出那些过激的语言了。
另外，毛泽东在1944年2月4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后来到了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果然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向延安派驻了以戴维·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从而推动了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问题更多的关注。不久，罗斯福9月6日又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其任务之一就是协调国共关系。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之准确，真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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