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句话如今写入了党章和宪法。
在著名的“延安整风”中还有一句口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句话实际上定义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如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这个实践是社会性的。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以及人民群众参与并为之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在实践中经历过失败、挫折和胜利，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了全党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笔财富的确是全党的智慧荟萃。而毛泽东同志则是公认的“全党智慧”的集大成者，也就是——结晶者。
所以，这笔经过“结晶”之后的财富，理所当然且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也在印证这样一个道理：“毛泽东思想”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毛泽东个人头脑中固有的。人民革命斗争不是个人体验而是成千上万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也是这个社会实践的参与者，也是贡献最大者。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延安整风中获得了全党认同的那句话：“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表达可以认为是目前为止对“毛泽东思想”最经典最贴切的表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实际也涵盖和包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扬弃、汲收以及借鉴。
这句话，不光是说明了事实，而且缕清了“毛泽东思想”的构成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因果、主次、轻重、本末的关系。远远胜过诸如“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稀泥——这些有可能出自要弥合矛盾分歧，扩大接受人群的初衷或许是好意，但实际上回避了这当间至关重要的“因果、主次、轻重、本末”的问题，任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需求和心意地作出各自的解读，结果有可能变成一个“四不象”。
中国共产党人为“毛泽东思想”达成全党共识，经过了诸多痛定思痛的失败与挫折，走过弯路，也走过错路，最后才选择了“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所有共产党人都为达成这个“全党共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撞了南墙”付出血的代价后，为全党亮出了“此路不通”的警示，也作出了选择“毛泽东指引的道路”的启示。
“毛泽东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构成的肯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阐述了中国人寻找这个“普遍真理”的艰辛而痛苦的历程：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bgk，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引者注：为什么？），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还说：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引者注：是不是也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哪怕是最优秀的部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没有产生这个“普遍真理”的土壤和条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既或生活在那个时代，都不可能创造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理由无他，没有产生理论的土壤，也没有实践理论的舞台。仅仅依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产生不出“毛泽东思想”来的。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毛泽东思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之下，马克思主义破土而出。
当时的中国已经滞后于西方。但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在中国才刚刚萌芽之时。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同样落后的邻国的“十月革命”，开始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邻国与中国同样落后——当然中国更落后。但中国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却认为，中国人可以“走俄国人的路”！
找到了真理，就要去实践真理！
付诸实践同样要经历痛苦的过程，实践中还要不断深化对真理的认知——也就是“继续寻求和探索”。
这个痛苦，就表现在“普遍真理”如何与“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所有共产党人大概率地都亲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勤于反思善于总结者，胜出！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去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
毛泽东同志也亲历过失败和挫折，也无疑是这个实践和探索过程中的胜出者！
毛泽东同志自陈：“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又能以他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学识和积淀——“优秀”这俩字儿必不可少，创造性地丰富自己的思想武库。比如，从“知行合一”的理论中，提练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三国演义》和王佐袁文才的“打圈子”战术中，提练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乃至“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战略……
在毛泽东留下的数以千万字的著述中，旁征博引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典故以及孔孟语录等，这让听着长长的洋人名字和隔山隔水的洋人故事一头雾水的中国普通百姓，也能听得津津有味。这在当时“言必称希腊”、把来自“无产阶级祖国”的一切当圣经膜拜的党内很多大佬中，显得很是另类。但毛泽东这种“旁征博引”，是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旁征博引”并不意味着他接受或改信了这些被征引者的思想和理论。比如，他征引了孔孟的话，但对“孔孟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的诗词中引用了《老子》、《庄子》中的典故，但却并不认可老庄之道和他们人生观世界观。比如《庄子》中有“疱丁解牛”的故事，但庄子本人却并没有引为在实践中去寻求真知的启迪，而是逃避现实选择坐而悟道。毛泽东却将这个故事引为“实践出真知”的典型案例……
这就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汲收，或扬弃。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寻求，是笃信，是践行，是发展；对中国文化传统，是批判性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当间孰因孰果，孰主孰次，孰重孰轻，孰本孰末，应该不难掂量出来吧？
要诠释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必须听取且认真听取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已经相当完整的在他留下的著述中，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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